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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依然很疼痛。疼痛感没有规律地，我经常会在采访中被一阵疼痛打断。不过，我很敬业，每天早晨早早地来到报社，等到工作人员送来报纸，将当天的报纸仔细阅读完毕，然后出发去做采访。
那时的之门街头，还没有公交车。我们也不习惯跟报社要车。一天，我和一位同事到之门饭店采访。采访结束后，我们走出来。之门饭店距离报社的位置大概有15公里路程。这样的距离，应该叫一辆出租车。但是，一出来，同事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他没有带钱。我带了钱。我们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到报社最少要十元钱。我身上却只有六元钱。没办法，我们两一致决定走路回报社。这一走，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报社，我脚痛得啊。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起在大都市边做家教边读书的情形，决定领了第一个月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辆自行车。
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为了方便采访，我购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进出都骑自行车。到之门周边或者之门所在的厅局采访，我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这往往让人看不起，认为与我的身份不相配合。但是，我的每一份报道都写得很到位，渐渐地人们开始接纳和熟悉我。我的朋友也多了起来。很多友情都是在采访对象中培养和发展起来。
之门的清晨很美，不过寒冷也非常。每当七点钟闹钟响，我都急急忙忙地叫起孩子，小东西已经七岁了。他再冷都不钻被窝，都早早地跟着我起床，然后，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上学。我用自行车托起他，将他送到学校，我再返回到报社去上班。即使这样，到了报社，也还很早。往往此时，他的父亲，吴克，都还在梦中。吴克是一个喜欢享受生活的人。他的一天，通常是没有重心的。即使我们再忙，他都每晚看电视到深夜，我们通常就在他的电视吵闹声中入睡。我提了无数次意见，希望他能顾及早晨要上学的孩子，可是收效甚微。
我们因为住宿费用的免除，所以每月我都能存一点钱。这样下去，我相信，不久，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如果可能，我还想把孩子送到教学条件好的学校，但事实是，一切都不可能的，因为我在存钱的同时，吴克又开始他的寻花问柳了。只是，我被蒙在了鼓里。
一个寒冷的清晨，我把眼儿放在我的身后，我们一起出门去。自行车要骑四十多分钟才能到达学校。学校位于之门南边、毗邻之门河的太阳岛上，而我们居住的市劳动局家属院位于市中心。我带着他，感觉很累，基本上是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如牛地奋力踩动自行车。我们穿过没有任何绿叶的大街，把早晨很冷的雾气吸进了肺里，干燥而烦闷。我性子的急躁不知不觉就显露了出来。在路上，我们与一个踩人力三轮车的擦肩而过。三轮车的力道差点掀翻了我的孩子。七岁的眼儿在空中被我提了起来。我们牢牢地抓紧彼此的衣服，稳定地支起了车架。我对鲁莽的车夫吼：“为什么你要抢道？难道只有你的时间很重要？”
车夫一边猛踩车子，一边对我一阵的暴吼。显然，他也很生气。不过，因为顾及到孩子的安全，我与他很快拉开距离。等他走远，我才慢慢地重新用力瞪起了车子。想起吴克此时还在安睡，我忽然就好想抱怨他几句。
最要命的是，无所事事的吴克经常还到报社门口去对人说他是我的丈夫。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我就自卑。为有这样一个不知道羞耻的人。我把他每天闲着到报社去的事情告诉了吴奇。吴奇很理性地告诉他，不要到我的报社去了，应该去找事情做，不能让家的负担全部落在我的身上。他对吴奇的责备没有反应，回到家就对我言语上诸多的责难。我那时，往往已经累得没有了语言，只想早点倒头而睡。
这样过了大半年，他出去到工地找到事情干了。但是以上班不顺路为由，还是拒绝去接送孩子读书，孩子读书的费用也一概不管。
又一个清冷的早晨，我送眼儿去读书。在路上，我累得怎么都不能直起腰来，加上头痛欲裂，只好让眼儿从车山下来，任自行车倒下去，搂住他痛苦地蹲下去。眼儿听话地停了下来。我说：“儿子，妈妈实在带不动了，我们歇歇啊！”眼儿点头。我坐在冰冷的地上哭了。眼看不能迟到，我又焦心不能早到报社，从而错过了每一个新闻线索，心急如焚。打起精神重新踩动自行车，把眼儿送到学校，我已经是一身的汗水。汗水干了，我的内衣冰冰凉凉，如是反复，我的头痛就复发了。
不过，再痛，想到眼儿的读书费用，一家大小的开支，只要能够起床，我都坚持出去采访。遇到不认识的路，我打电话回报社请教同事，第二个月不到，我已经穿过了之门的大街小巷。对这座不到50平方公里的城市的布局了然于心。
我是一个工作起来就忘记时间的人。有一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采访，我很晚才回到报社，写完稿件，天已经黑了，我忽然想起还没有去接孩子。通常这种情况，我从来就不依靠吴克的体贴。果然，他坐在家里等待我去接回孩子。我先跑回家，家里没有孩子。我再赶到学校，学校大门已经关闭。
我赶忙拨打了110.
孩子的幺爸也出动了。警车出去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出去寻找。我心说：“孩子，你一定要找到回家的路，你已经七岁了，应该体谅妈妈的不容易了，千万不要不来见我们啊！”反复的祈祷几乎要扯碎我的心。
街上，华灯绽放，我心里却漆黑一片。我们在外面逗留寻找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只好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家，路上，我几次哭昏过去，吴克也气急败坏地说：“这个东西，他跑到哪里去了，找到他，我非打他一顿不可！”
到了家里黑暗的楼道里，我忽然看见了一个小小的黑影子。是眼儿吗？我说，是你吗？我的孩子！在暗夜里，又冷又饿的孩子忽然哇地一声哭了。我的心彻底落到心脏，我知道，孩子已经回来了。
我搂住瑟瑟发抖的眼儿，拼命阻住了吴克的殴打。吴克的巴掌打到我身上，他骂骂咧咧地走开，去给眼儿煮面。眼儿大声地嚎哭着。我抱住他，低声说：“宝贝啊，我们是借住的房子，隔壁的叔叔阿姨要休息的，不要哭了，吵闹到他们不好，不礼貌。”眼儿听懂了，止住哭声。他慢慢吃下吴克端上来的一碗面条，告诉我，到了放学时间，他没有见到我，想走回学校门口，却发现门已经上锁，只好重新往外走，哪知道走到一座桥上，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眼看天已经黑了，他就坐在桥上，冷的直哆嗦。是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问他住哪里？他说：“我妈妈是报社的记者，我家住在劳动局！”
出租车司机说知道有这个记者，既然你是他的孩子，我就免费送你回去吧！于是，孩子被送到了劳动局门口。
我哭了。无论是幸福的时候，还是惊喜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忍不在要流下来。
第二天，我征得值班副总编的同意，在报社的社会新闻头版，发了一条稿件，题目为：谢谢你，好心的出租车司机！下班后，我带着眼儿去找到了司机的家人，对他们的好心和照顾表示感谢。但是出租车司机因为忙着拉客，我去了几次都没有看见。只好作罢。
因为头痛，家里越来越充满了药味。熬药的时候，我自己熬开。而吴克，又开始居然整天整天的不落屋。我的心很悲凉，常常不自禁地流泪。有时甚至在路上，我也这样。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泪水。
伴随我身体的落差，报社却愈来愈重视我的工作。他们把我从社会新闻部调配到了专题部，让小吴做我的同事。我们俩个共同撑起了专题版。白天，我们一起出去采访，晚上，我们一起去做版面。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每天都有不同的版面。我们的工作成绩直接表现出来，就是每个月我们的工资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特别是我，我的工资不久就直接上升到全报社第一。
仅仅只过了半年，我的基本工资攀升到了2000元。如果努力到了，加上有时下到县、乡做采访，采访对象自愿支助的坐车和食宿补贴，从50元到200元不等，一个月能轻轻松松地挣到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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