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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专题部，实际上是只有我和小吴两人的专题部。小吴年龄比我小，却是报社的元老。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每次采访，我都主动地自己先写稿件，然后让小吴给我修改，通过他的修改，我再揣摩自己写作上的不足以及对新闻内容上不同侧重点的处理手法。我的学习内外兼修。下班后，我会买来很多的采访书籍，精心自学。同时，通过各种的渠道，去寻找新的新闻线索。
“每次采访结束后，你是自己写好还是给我改好？”我这样问小吴。小吴也很坦诚：“我宁肯自己写，因为改你的很费事。”费事在哪些地方？小吴不知如何说，每次我写完，他看完改完，他都这样回答我：“写得很好，不错！”我接受他的鼓励，便更加积极地出去行走、采访、写出来。
这期间，我和小吴的友谊直线上升。我们亲如兄妹，共同克服采访中的困难。我们同时骑自行车，一起去采访。采访中，我联系，他协调；我记录，他拍照；回到报社，他画版，我写稿。成了我们配合默契的事情。我们的组合被同事和领导戏称为“黄金搭档”。实际上，小吴虽然是藏地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人，但是他的身体很单薄，可能是高原缺氧的缘故，也经常头痛。他最大的爱好是看电视和看书，听音乐，喝酒和睡懒觉。我是比较懒散的一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接触到小吴和他做小学教师的妻子，我变得非常的勤快。我想通过勤快学会采访的所有技巧，通过勤快尽快地上路。做一个成功的专职记者。因为我讨厌做编辑，我习惯每天东奔西跑地与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在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善于沟通，我善于表达，也善于体贴他人。我要求自己，朋友多，线索多，新闻多。这是我对自己首先提出的要求。
因为有小吴妻子的坚强领导和支持，我们的合作变得很愉快。每天清早，我们早早地会合，对前一天的采访进行总结，看我们前一天的采访发表出来的新闻稿。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出门去采访。我们会走很远，找不同的人访谈。有时回来的路上，自行车的胎爆了，我们就路边找人修，找不到人的时候，我就用其中一辆好的自行车带上小吴。吴勇的体重没有我重，他根本带不动我，但是，我能带动他。在采访中，我胆子比他大，我善于跟陌生的人沟通，小吴有时会表现得胆怯。碰到冰雪天地，小河上结冰，这时，我反而害怕去踩冰面，总认为自己体重，会踩破冰面，陷进冰凉的河水里。有这种天然的遐想，小吴也不争辩，他好心肠地站在冰面上，再把我背过河去。即使这样，河面并没有破冰。所以，现在想来，我的想法何等的幼稚。可是，小吴竟然迁就了我的胡思乱想。
冬天，我们两人骑自行车赶路。路上说话，呼出的热气很快换成冷空气。冷冷的气息下，我们都用单手骑车。人流多起来，我们才双手把车子的把手握住。在前行选路避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两车靠在一起。彼此理解地退让，然后奔向我们每天不同的目的地。就是这样，我们的友谊升温到一个好朋友的水平，终归停留下来。
所以，当我头昏头痛连自己都在酝酿归期的时候，小吴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不要回去了，在乡村学校教书，那些地方你要是呆一辈子，我们想你了，怎么办啊？”语气中，满是孩子气。
我头痛时，小吴会细心到带着我一起采访，然后下了班，他送我回家，同时将我的药熬制好，把饭菜煮好，然后他就回去继续给老婆做饭。而此时，吴克却在他所谓的列芝地区的某个县里，做他的工程活路，好赚大钱。对于这种安排，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有意在回避我，回避家庭的拖累。总之，他就是把全家的负担集中到了我的身上，让我一边上班，一边担负培养和教育孩子的作用。
我居然就很好地相信了他的话。
吃了大量的中药后，我重新出去采访。碰见周末孩子不上学，我又没有采访，我就陪伴着孩子。周末有采访，我们就带上孩子。这些人中，除了小吴，还有叶华、陈永等很多的报社同事。我们带上孩子一起到街头采访，一起吃饭，孩子也渐渐地接纳了他周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
吴克几乎忘记了之门有我和孩子。他没有任何电话来，也没有书信。列芝是藏地的江南，海拔只有1000多米。到之门的路程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他没有回来过一次。到是有一次我和眼儿提及他，眼儿说好像在之门看见过爸爸。我笑他看错了。
快过年了，吴克回到了家。他还是没有任何钱贴补家用，一伸手就习惯性地问我要钱买烟。我希望他照看好孩子，他答应了，让我放心去上班。
我和小吴决定去采访之门北边石山脚下的打石匠。石山很远，中途还要经过有河沟的小河。在确定小吴可以准确无误地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的前提下，想省下每一个铜板的我们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去采访。我们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寒冬的雾气无情地钻进我们的脖子，我用厚厚的手套包裹好双手，用厚厚的围巾裹紧了脖子、脸庞，嘴上戴上口罩，还是感到寒冷。我们相信寒冷会在劳动者的脚下变得轻起来。我们出发了，骑自行车的脚力因为路途很远渐渐地变得很缓慢，但是仍然不放弃地骑着。大约骑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之门北边的小河边。小河已经完全结冰了。阳光下冰面射出的光很晃眼睛。冰面发出的寒气让我不自禁地回忆起老家温暖的被窝。我在四川有一份教师工作，小吴也是，曾经是之门一所小学的老师。为什么我们都要远离教师岗位来做一名记者？
看见冰面，我想到了很多。我的离开是因为我想做一名记者，实际上是为了改变自我的环境。多收入去改变自己和家人，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小吴是因为他身处在一个很特殊的学校。他所在的学校除了他是汉族，其余全部是藏族。每当开会的时候，校长开会，大家发言都说藏语。小吴听不懂，但是，他仍然要去开会。在会上，他根本听不懂。只好看人家的脸色，大家笑，他跟着傻笑，大家拍掌，他跟着拍。整个过程，小吴自我描绘说是一个木偶人。后来，他对学校的很多事情竟然都不知道。于是，他跟校长提意见，要求他开会的时候说普通话，可是校长不同意，理由是讲什么语言要照顾到大多数人。小吴于是拒绝去开会。他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也就在那个时候，万梅去找他玩，他的这个唯一的朋友后来就成为了他的老婆。
小吴却很不幸的发现，他结婚了，校长的女儿却老是来找他玩。原来，校长希望小吴能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小吴的解释成了多余，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他结婚了。还有，学生的个子都比小吴高，比小吴大，在课堂上，虽然是上小学，孩子们有时打闹起来，他感觉自己根本就不能去完全制止。有那么一两次，为了好好上课，身体偏瘦的他在劝解学生不要打闹时，有一个学生用拳头打了他。但是，到了校长那里，校长因为有女儿的事情发生在前，根本就不管这事。事情到这个份上的小吴，对教师工作充满了厌烦。他终于做出了一生的重大决定，就是辞职。
小吴在记者岗位上干得很踏实。他的能力是报社公认的，稿件写得好，版面漂亮。跟着这样的高手学习，显然，我的进步不小。
看见冰面，我怎么都不敢把自行车推上去，因为我总是害怕冰会破，寒冷的水会淹没我的脚，我会冷得发抖。过了小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石山就在河的对面，我们抬头就看见了它，但是，要真正接触那些在北山脚下腹地的打石匠，至少还需要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
小吴先把他的自行车推过了河。再回头来推我的自行车。我看见他一步一步地完成，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自己踩着冰面过去！但是，我怎么都缺乏勇气！眼见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心急如焚，想着报纸的排版怎么办？千万不要拖到深夜去完成啊！
小吴把车子放好，返回来把我背过河去。到了对面，我就拼命地去蹬自行车，感觉这样就把耽搁的时间追回来了！
又是一阵猛烈地骑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饥肠辘辘地到达了石山脚下，看见半山上那些劳动的石工正在挥舞铁锤，感觉自己也燥热了起来。又骑了半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石工及其家人的住宿区。住宿区的房子很低矮，全部由石头砌成。留守的人们不多，能看见的几个人有的在打毛衣，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肮脏的地面做饭。他们显得很冷漠地接待我们，对我们的问话爱理不理的。好不容易看见一家人多的，据说这一家没有石工，但是他们从事的是把山上加工好的条石拖出去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跑销售的，或者说是从中牟利的。这家人的房屋依然低矮，房内光线很暗。他们接受我们的采访，但竟然没有一杯水给我们喝。好强的我和小吴都忍住了饥渴，他抓紧时间拍照，我抓紧时间收集我们想要的素材。采访完，就理解了他们。原来，这里的人们吃和用都要到山下的市场去采购，他们对吃用都很珍惜。
我们的饥渴空前地强烈。我们返回到之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小吴和我身上都没有多少钱，我身上甚至连十元都没有，我们于是再猛烈地去骑车，赶到太阳岛的艳艳家去吃饭，她老公开了一家饭店，对我们这些同事很关照。
我们面对端上来的饭菜，狼吞虎咽。
吃完饭，我们精神有了，于是立刻三人同时返回报社去继续工作。回到报社，我们分工合作，小吴设计版面，我写作初稿。尽管这样，当天还是深夜回到了家中。
我这样工作，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熬夜到凌晨。值班副总编很心痛我，他说：“你是女孩子，这样熬夜要不得！”是，我也说是。每到半夜三点，我已经呵欠连连，不能坚持地在座位上打瞌睡。于是，后来，报社领导的关照下，我有了换班的人。
同时，我的工作也越来越上手，慢慢地我成了报社的骨干记者。有大型的采访我都参加，我还自己做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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