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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要回去的回去了，该来的来了
一九七六年，是充满悲情的一年，是天地为之哭泣的一年。
我为什么这样说？想必大家都比我这把胡子要聪明多了，现在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就可以从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上搜索到，这一年，我们伟大祖国几个伟人相继陨落，全国人民一年到头都沉浸在泪水的洗礼中。国良以及国良母亲，还有生产队里的所有人当然都是全国人民里的一员，那些由泪水蒸发而成的雨雪里也有国良他们绽放的一朵。这些事，我不能比电脑记得更清楚，所以我就不说了，免得大家见笑。
哦，Sorry，请大家允许我在这儿间断下刚才的话题。我的电脑在刚才忽然一个窗口弹了出来，它告诉我张贤亮回去了，看到这个消息，我眼睛一下子模糊了，然后我迅速在评论里点上一根蜡烛，然后一个张粉回复我说：为什么不献一枝黄菊？我想都没有想，立刻点击送上了一枝黄菊。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我祭奠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居然回去了，他在贺兰山缺种上《绿化树》，他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留下了《牧马人》无憾地回去了。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因为我在讲这个悲剧年代，才让张贤亮撞了进来，可之前我并没有发现天空中有一颗大星星如诸葛亮所说的坠落，这样让我有了些许的心安。
其实，刚才说了下张贤亮也不能完全说与我下面讲的事情无关，因为张先生当时就是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接着要讲的就是一个知识青年，一个下到国良生产队里的知识青年。
那是伟大领袖回去见他的导师马克恩后不久的一个阴冷雨天，从永安桥头方向传来了一阵锣鼓声，这样的锣鼓声，要么是送丧，要么是迎亲，要么是送青年参军，要么是喜报，但对于国良这个五音不全、不通音律的人来说，他听不出这究竟是悲凉的丧钟还是迎亲的喜锣，过了一会儿传来响亮的声音：“各位社员同志们，我们生产队里也来知识青年了，大家来迎接哦！”国良听出这是小队长方小狗的声音。国良连忙从家里跑出来，他倒不是因为听小队长号令，他为的是要看看这个知识青年，先睹为快。
一队人正往生产队的办公小屋走去。前面走的正是方小狗，他拎着一面铜锣边走边敲边喊。后面跟着一老一少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显然这个季节穿中山装还是热了一点，年长的中山装把上面的几粒钮扣都已解开。年少的中山装却如身处严冬，不仅没有解开一粒钮扣，反而连领口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胸前别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显得很扎眼，与他一脸冰霜很不协调，大红花随着脚步一抖一抖地，好象在向人点头微笑，也好象在嘲笑着什么，又象是在抗争着什么。队伍后面还跟着四五个人和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一块木床板、一个铁床架、一个铺盖、一个床头柜、一张写字台，还有一些脸盆水桶等杂物。队伍经过国良时，国良感觉到年少中山装扫了他一眼，国良感到这眼光象一把利剑刺了一下他的心脏，又象是一道闪电刹地瞬间消失了那点光明的希望。
国良没有尾随着队伍去办公小屋，他转身又走进了家里，他有自己的作业要完成，是老师布置的一个画画比赛作品任务。老师姓严，是一个比国良大十岁左右的姑娘，是公社中学的民办老师，村民和学生都叫她小严老师。小严的父亲原来也是这学校的老师，据说还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因犯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给打成了右派分子，他受不了冤屈跳湖自杀了。老师是社会的臭老九，学校里老师奇缺，没办法校长想到了小严老师。小严老师虽然是民办代课老师，但文化上接受了父亲的传授教诲，语数音美她都拿得起手，于是她除了承担所有公办老师承担的任务外，还兼了音乐美术等课。
国良自小看小人书，对里面的连环画很是痴迷，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画家。自从小严老师教画画课后，他很认真的学，他很喜欢小严老师和画画，他喜欢小严老师不是因为她的美貌，不是因为她的身材，小严老师身材娇小相貌平平，真的不是国良喜欢的菜，国良喜欢小严老师完全是因为她的气质、学识和画画。
国良喜欢画画，可母亲却不高兴。母亲也不是不赞成国良学画画，反而在以前还鼓励他画，家里贴的松柏长青和嫦娥奔月图就是国良画的，后来还叫他跟父亲的朋友——油漆师傅独眼阿庆学画虎。母亲不高兴国良学画，是不高兴他跟小严老师学画。国良问为什么不能跟小严老师学，母亲听到他问就更不高兴了。问多了，母亲便话中有话的说一句：“跟她学要学坏的。”
学画画还能把人学坏？国良开始以为母亲是因为小严老师的父亲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坏分子，她父亲是坏分子，坏分子的女儿也不会是好人。当然，母亲没有说原因，这只是国良自己的推理。后来，国良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天，国良路过小严老师的宿舍。宿舍的玻璃窗户在里面糊上了一层旧报纸，其中的一张报纸中间裂开了一道口子，因为里面有沙沙地声音，国良以为有小偷，所以很小心地贴近那道口子往里张望，瞬间，国良血脉喷涨。屋内角落里坐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生，小严老师坐在对面拿着炭笔沙沙地往画板的纸上画画，纸上一个男人的侧面裸体轮廓已经很清晰了。国良自己就是男人，男人的裸体是不会让国良心跳加快的，让他耳红面赤的是屋内角落里还有一幅已经画好的女人裸体画，那画上画的分明就是小严老师自己！
既然画画是学校规定的课，而且母亲可能也认为国良毕竟与小严老师年纪差很多，就算吃亏的话也是女人吃亏，他儿子只有得便宜的份，就随他了。
自从生产队里来了知识青年后，生产队员晚上聚会的地方又多了一个。一开始，一些年纪大的人也都上知识青年的宿舍问寒嘘暖，给他带去几个鸡蛋或一碗绿豆汤之类的。其中也有一些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们是去打探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情况，比如父母干什么的，有没有对象，以便考虑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自己女儿的对象。后来一些年轻人和学生成为他的常客，有向他借书的，有请教他题目的。一些小孩子们更是喜欢上了这个知识青年，因为在他那儿有包装精美的糖果吃。
国良自然也喜欢上了这个知识青年，也知道了这个知识青年的名字，他叫李建功，是大上海来的，他的父母都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普通织工。李建功也喜欢与这个长胡子的爱画画的小年轻聊天，他把自己的一些故事讲给他听，还教国良吹口琴。国良怎么也学不会吹口琴，知识青年还是很耐心地教他，等到国良自己都没有耐心了，李建功没有埋怨他，只是说国良没有音乐细胞。混熟了，李建功就问国良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蓄须，国良把方小狗、神仙姐姐和关公等的事跟他说。国良也问李建功，为什么好好的大上海不呆来我们这乡下。李建功也告诉他：“毛主席老人家说农村大有可为，让我们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来这儿，你就是我的老师哦。”国良当然不相信自己能做他老师的话。国良再问他为什么要来农村，李建功就说：“该来的总要来的，该来的总也逃不掉的。”国良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以后他会明白什么是该来的总要来的。
与李建功在一起是快乐的，因为在国良面前，或者说在国良眼里，在国良能感受到的范围之内李建功表现出来就是快乐的，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每次饭后，可以看到李建功拿着他洗干净的搪瓷空饭碗，一边走一边唱歌，一边把这碗往高空抛上接住，再抛上再接住，象耍杂技一样，国良曾经学了好几次都没成功反把家中的碗摔破了好几个。
十月中旬的一天，李建功很兴奋地对国良说：“太好了！‘四人帮’粉碎！”国良才没有这种兴奋的体会，但对于李建功来说好象与他很有关系，他继续说：“‘四人帮’粉碎了，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出头了！”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特别是在这个压抑而悲情的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让李建功兴奋了许久。但对国良来讲，他并没有什么可兴奋的，没多久，他的一个亲人走了，他的外婆生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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