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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俩人的对话，见到邓耀前为了师父，连老板给自己的一万元劳务费，也给了师父。此刻师父并不在场。这让李角感到，邓耀前所做的，的确是为了帮师父全力解决急难。他没有想到，邓耀前这个平日里很自私的人，居然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好的动机，让他把怂恿师父走向犯罪，拉组里同事干私活、偷卖材料的憎恶减少了许多。
可李角很清楚，私自把所有权属于工厂的专利卖掉，那绝对是要被判刑的。再加上组织组里的人干私活儿，还可能利用厂子里的零部件，这也属于盗窃。刘家富现在还只是缺钱，若是因此被抓住，不仅挣不到钱，怕是连人也要被关上几年。那样的话，师父这个家就被彻底毁掉了！
就算是没有专利的事，利用业余时间出来干私活儿，也是违反工厂纪律的。一旦被发现，那是要被开除的。现在下海的一般工厂，都压着农民工两个月以上的工资，一旦被开除，这两个月的工资也就没有了。而且还要被赶出下海镇范围。
所以他必须阻止这件事。当他看到邓耀前走过来，上前把他拦住，低声说道：“邓耀前，你站住！”
邓耀前有些奇怪地望着李角，略一回神，他沉下脸来，对李角说道：“哼，你居然敢盯师父和我的梢儿？！”
李角苦口婆心劝道：“我知道你是好心，确实是为了师父。但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出了事，师父不但拿不到钱，还会被抓起来判刑。那时候师父家真的会被搞得家破人亡！”
可能是见到李角没有更多责备自己，而是肯定了自己完全是为了师父。所以没有拉下脸来。想了想，不胜烦扰地说道：“这种事我也跟你说不清楚。你家里不缺钱，哪里懂得缺钱的滋味儿？比起偷盗抢劫，我们做的文明多了。师父要是真被逼急眼了，你还真保不住他不去抢银行。犯罪都是被不公正的生活逼出来的。
“你也不要担心。我跟你讲，这种事暴露不了。师父只要把关键环节和技术要点讲清楚，就把钱挣回来了。不用画图，不用写字，留不下任何直接证据。对方的人也不会告发，他也拿了钱，不会自己害自己的。再说技术这种东西，家家都在发展进步，人家自己研究出了的，谁能证明是剽窃的？”
李角对这类专利的归属权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倒并不以为，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师父，为了解决家里的急难出卖专利，就可以作为犯罪判刑的依据。只不过他觉得，这种事太危险，而刘家富承担不了这种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危险。再加上他已经和凌山芝谈过了师父的事情，自己觉得要比邓耀前这套可靠得多。
李角对邓耀前说道：“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些。这件事也不急于一时。要不你先回去或者再多等一会儿。这些天，我也为师父家里的事着急，想了一些办法。我先找师父，绝不提及你们想出卖专利的事情。我先和他说说我的办法。如果不行，你再和师父谈你们的事。只要你们觉得安全，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李角以为，自己所说的意见，邓耀前没有理由反对。他哪里知道，邓耀前其实还有自己的打算。首先，刘家富现在应当处在被催眠复醒，但是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状态。邓耀前必须要亲自看到验证。所以他不会独自离开。
虽说平时李角从不说谎，但是由他先去找师父，说不准就会说自己是在害师父。另外在邓耀前一直以来在心底，就有一个大计划，只是还在初级阶段，也不能说。
在各地的工厂，一些人盗卖厂里原材料颇成风气。在下海，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地域观念强，许多厂偷盗原材料，都已隐然形成了组织。工厂主方面自然决不迁就姑息，早期曾采取一些极其野蛮的方法试图制止。像搜身、查铺、检查私人储物箱、反复核对原材料流量和流向等等，一旦发现除了开除，还会被保安往死里打一顿。
为此，有女工为遭被搜身之羞辱而自杀的，也有偷盗者被抓住遭毒打而死亡的。一时之间媒体耸动，舆论哗然。关于“人性”、“人道”、“尊严”、“隐私”，像五月鲜花开遍大地。
甚至连某位政府官员在重要会议上，回答记者关于官员公示财产问题时，也正正堂堂说道：“连农民工的隐私，我们尚且积极维护，难道我们官员自己的隐私，就不被保护了吗？完全是浩劫年代的那一套嘛！”这种舆论，至少让工厂主意识到，还有一条他们必须遵循的规则，那就是没有证据是不能乱来的。
幸亏工厂主有钱，又有名家指点，换种方式，他们买回来最好的从严管理的现代科学方法和设备。管理方面，主要就是严格人员和材料的清点交接制度。所以在下海，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工作，每个工人实际上，还需要各一个小时的“交接班”。
另外购入了大量的电子眼。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包括厕所便池，都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似乎也验证了精英的说法：科学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电子眼并非上帝之眼。它要对付的是人，而不是木头桩子。人心的状态，它看不到。而上帝之眼已经看到：那些盗卖者不惜一切手段发财的私欲，并没有得到约束。而原本并不多么协调的劳资关系，在这样的管理之下，愈加对立和激化。
工人从没有像主流舆论所言，把老板当做应当感恩戴德的“养活他们”的恩主。更有一些怀有“砸机器”盲目恨意的，即使为让老板倒霉，也要伸上一手。渐渐地倒卖现象又有所抬头，而且更加隐蔽和具有组织性。当然在农民工中，干这种事情的人，绝对是极少数。而它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还远没达到让工厂破产的程度。
政府和工厂主其实也很清楚。就像当地政府反腐败一样，明知相当一部分官员都腐败，却拿不出证据。因为官员的腐败已经形成集团化、网络化。一人出事，就会有很多人为此传消息、串口供、销毁证据、遮掩罪行。反倒是那些吃独食的，才会出问题，没有好下场，被引为反腐的成绩。
厂里的盗卖行为，也有腐败这样的必然发展趋势。厂主们虽恨得咬牙切齿，也有比官家更多、更残酷的非法手段对付工人。但是被抓的，基本都是单干户。因为一旦形成了组织，哪怕是非常松散的组织，它抗拒外来管制、保护内部成员、谋求组织利益的能力，也远远大于个体。
邓耀前最初的时候，曾经想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他利用机修工的身份，四处游走，和保安、库管、质检人员和普通工人，都试图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经常抒发“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反抗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之类的感慨。
联系到他说这些“革命性”言辞，最终竟然是为了建立一个盗卖集团，就连正宗的主义者们也只能哭笑不得。但是厂里的工人却都觉得，这小子很有头脑、有正义感，说得让大家感到痛快淋漓。
邓耀前知道，要做大事，在麒麟厂，只有像他师父刘家富这样的，才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一些时候，老乡关系很重要，但真正重要的还是声望。如何借助师父的力量，就成为他早期开创事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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