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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帆规规矩矩的坐在凳子上，连个屁都不敢放。也确实是不敢放。
听了好一会儿，申时行才开口道：“你上的折子，我已经看了，难的你小小年纪，还有这份为国为民的心思。”
叶帆慌忙站起身来行礼道：“臣职责所在。”
申时行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口茶，看着眼前年纪轻轻，一脸严肃的叶帆，仿佛是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豪情万丈，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自己经过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代宰辅权利倾扎，党派纷争，甚至是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争斗，身上的棱角早已经磨平了。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雄姿英发，远大抱负。
把青瓷茶碗放回桌上，点了点头道：“你献上来的‘平寇八策’我已经看过了，写的很好，现在已经交由内阁讨论，不日将递送给皇上。”说到这，申时行停了一下，这才接着问道：“你认为这次引起洪泽湖民乱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叶帆一惊，没想到申时行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沉默了片刻，这才开口道：“民众暴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张太岳当年推行的考成法。”
申时行身子一震，饶有兴趣看了叶帆一眼，问道：“这是为何？”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时年三十六岁。
隆庆皇帝朱载垕虽然不像他老爹嘉靖喜欢炼丹修仙，成天研究有机化学。但是隆庆当年毕竟是做了二十几年的太子替补，心里压力太大，就造成了身体一直就不太好。再加上隆庆继位之后，那些御史言官们口水乱飞，铺天盖地。他有没有嘉靖皇帝那和天下为敌的强悍的心理素质，这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了。
隆庆皇帝在位期间，知道自己不能干，就把工作交给了能干的人干，比如高拱。在他统治的六年时间里，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都和大明都开始互市通商，不再和他老爹嘉靖一样隔三差五的就进来打一次秋风。一句话，算是相当不错了。
当年明月对隆庆的一句评价，在此借用一下：隆庆是个老实人。
可惜，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老实人隆庆当了六年的皇帝就去拜见他那位得道升仙的老爹嘉靖了，撇下十岁的小太子朱翊钧和李太后孤儿寡母。
隆庆本来是把这孤儿寡母托付给高拱，可是高拱可能觉着自己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对十岁小太子十分不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传到了李太后的耳朵里面：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话经过冯保和张居正就传到了李太后的耳朵里面，于是这位宫女出身的李太后出离的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居然来这么一下，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连当时年仅十岁的朱翊钧都憋不住了，高拱的话深深的伤害了当时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幼小的心灵，最后等到高拱死于老家，朱翊钧连个葬礼都没批，可见对高拱的恨有多深。
高拱被赶走了之后，当时内阁仅剩下的一名成员就成了万历朝的第一位宰辅，这一名成员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配合李太和和冯保赶走了高拱，在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大权独揽，着力推动改革。
改革之中有最重要的两项，一项就是“一条鞭法”，另外一条就是“考成法”。
“一条鞭法”在此就不细说了，大体的意思就是朝廷颁布了一项规定，从那以后，收税由实物税改成了货币税，通俗一点说就是朝廷以后不收那些大枣，麻布，小麦等等东西，都直接折成银两运往京城。
张居正也正是凭借着“一条鞭法”名垂青史，衍生出了无数的变种，自张居正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就是二零零九年，农业税被取消之后，“一条鞭法”才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张居正推行的另外一条改革，就是“考成法”。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疏皇帝，其实就是上疏给他自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考成”政策就此诞生了。
考成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在当首辅大力推行改革，搞出了一整套的制度，但是张居正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万历时期，大明朝经过将近二百年的发展，封疆大吏除了想法设法的捞银子，享清福，没几个愿意干实事。指望着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于是，张居正想出了一个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记账。比如是一个知府，在年前的时候就要把今年想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然后往朝廷，甚至说是往张居正那送一份，到了年底，就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其实我怀疑秋后算账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到了年底，知府和张居正留的那份册子一对，要是都做完了，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没过完，那么就恭喜你了，现在是知府，明年就是县令了。
如果你到了县城还是如此吊儿郎当的样子，对你的处分依然如此，直到你卷着铺盖滚蛋。
该法令的适用范围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切都是要按照规矩处理的。
按照以往约定俗成的惯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也就完了，有些官吏也就不在意，以为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是这次，他们把牙都咬碎了，也没有等到完成的那一天。
看似这个条例是非常的完美，但是，铁一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人想出来的制度，肯定就会有缺陷。而这个缺陷不是出在下，而是出在了上。
张居正作为当朝第一宰辅和实际的皇帝，这次可是动了真格的，真格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比如万历三年，有地方府县官吏反应，赋税实在是太难收了，你说十万就十万，要是遇到了天灾人祸，农作物歉收什么的，你让我上哪给你弄银子去。
张居正接到了奏折之后回家想了想，觉着下面人反应上来的问题也确实是有道理。于是在很民主的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又颁布了一条规定，从万历三年开始，各个地方的赋税，只要是收到了一定的数量，就算是没有收全，也不问罪。
但是这个一定的数量，张居正给的十分明确，就是九成，哪怕是少一分都不行。
这不明摆着把大家当白痴涮着玩吗？要是能收到九成，那还能叫苦吗？可是张居正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次被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几个难兄难弟，运气实在是不太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有收全，最为搞笑的就是，其中的某一位仁兄，收到了八成八了，可是剩下的就是收不上来了，还是被张居正咔擦一刀，降职处分了。
考成法，算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问罪，坐牢杀头，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效的提升了明代各级官员的工作效率。
然而，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的税银，分配到了浙江，就是三十万两，这事就是户部浙江司郎中来管，由他监督执行。
郎中接到命令，就会传给巡抚。巡抚就要去找浙江布政使司大人，要求其限期之内收齐。
浙江布政使自然不会闲着，把任务分配给各个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又传达给知县，限期收齐。知县回去再召集衙役，命令其限期收齐。最后衙役就是干活的人，挨家挨户的上门收税银。
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就是这么个收法，看上去成效还不错，两百多年间，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可是考成法一出，事情就出麻烦了。
原先是帝国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遇上个天灾人祸，就执行不了，这也好商量，反正是三年一次的考核，政策灵活掌握，今年完不成，明年努力干。
但是考成法一出来，就不行了，给多少的任务，必须要在今年就完成了，缺斤少两你就要自己补上，补不上就要下课遭罪受罚。
这下就要了老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在连累知府，知府连累布政使，要一层一层的追究责任，大家都是穿在一个绳上的蚂蚱，出了事，谁都跑不了。
与其自上而下垮台，不如自上而下的压台。一声令下，各地官吏纷纷行动起来，不问事由，没有借口，单位时间之内必须要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反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最后就只能压榨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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