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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驽钝，妙计是没有了，不过还有一难为之的苦策。”
“世间诸事，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仕达请讲。”余玠朗声道。
“是大人。”
朱登科想了想，决定还是把自己这个想法和余玠讨论一下，否则以后蒙军真的在四川建立补给基地，站稳了脚跟，那时再采取措施，恐怕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大人，学生看来，攻蜀难，难于蜀道补给艰难。守蜀难，亦是难于补给。既然兴元府不可守，学生斟酌再三，考虑可否退一步，把这个包袱丢给敌人？”
“哦？”余玠疑惑道：“何为退一步，把包袱丢给敌人？”
“我军前驱据守兴元府，粮秣供给艰难。但蒙骑若是从兴元府攻川，蜀道也同样困扰蒙军补给。学生自得汉城归来，虽然得汉城易守难攻，但驻军不过千余，只可固守而无力作为。苦竹隘亦是如此，虽然迁隆庆府治于其上，艰险难攻，得以存留府治，但兵不过500之数，更难有所作为……”
在南宋的军事布局中，国家战略上是外重内轻，但在三大制置司所辖战区内部，却又是前轻后重的兵力配置。
以四川来说，聚集重兵在重庆府和钓鱼城一带，紧守这个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枢纽，然后以重庆为核心，沿着岷江、嘉陵江、渠江、涪江以水运保证粮秣供应，建筑山城，逐级抵抗。余玠这种山城防御体系，逐级消耗了蒙军的兵力，以及拉长了蒙军的补给线，等蒙军抵达重庆府周边时，往往粮草已经不足，只能选择撤退。
这确实是野战不成，只能选择守城的理想战略。
但是在朱登科看来，有一利，比有一弊。
这种前轻后重的防御体系固然让重庆府一带固若金汤，甚至后来逼得忽必烈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从襄阳打开突破口，最终灭亡了南宋。但是这种防御体系，却没有办法对应蒙军的抄掠战术，以致于四川始终无法恢复元气，只能消极防守。
蒙军很多时候的进攻，并不是只为了夺取一城一池，而是最大限度的杀伤人口，破坏经济生产。
当蒙军往往几千骑兵、甚至几百骑兵，就可以深入四川腹地，进行抄掠战时，前线往往由于兵少，不敢出战，只能放任蒙军骑兵随意机动穿插。等后方大军前来支援时，蒙军早烧杀抢夺完毕，撤退了。
如果是在平原地带，这种前轻后重的防御体系无可厚非，但是在四川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下，这种配置就显得过于笨重了。
如果把四川盆地看成一个肚子大、瓶口细长的长颈瓶，虽然守兴元府这个瓶口很难，但是在长颈内端的利州一带，不派重兵防守，放任蒙军进入腹地进行抄掠，这就未免过于消极。
于是朱登科继续说道：“学生以为，利州乃秦蜀要冲，四会五达，利州附近虽有苦竹、得汉两城，但远离金牛要道，兵少将寡，亦难以控嘉陵、渠两水。若是于利州筑雄城，屯重兵，再沿嘉陵江多修城塞，兼以大修水军，补给粮秣。
敌游骑来时，虽机动快速，但利州金牛道、剑门关一线，山峦叠嶂，道路艰险，即便是轻骑亦难以逾越，从利州出兵，可及时围堵。即便少量轻骑深入腹地，其归途中，势必被我军所阻，难以北归。
而敌大军来时，则坚守不出，以坚城耗其兵力粮草；如若敌军绕城南下，则可断其粮道，观敌情伺机南北夹攻；若敌军分兵监视，亦是有所作为，分散敌军之军力。
此正是学生积极防御之策。”
他这个想法，完全是受到后来忽必烈攻取襄阳的经验而来。在宋军优秀的守城能力下，攻取像襄阳一样的雄城，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只能采用长期包围、断绝粮道的战术，而襄阳足足被包围了5年，断绝外援，才最后被迫投降。
但是，如果利州也能有如同襄阳一样的雄城，根本不担心蒙军长期包围，有蜀道的存在，率先粮草不济的，只会是蒙军。
朱登科说完，余玠沉思了很久，才说道：“确实良策，比起据守兴元府补给便利了一半有余。但老夫尚有疑问，以仕达看来，此利州筑城，需驻军多少？”
“至少三万！少则无用。”
“川中半数之兵聚于利州？不妥，不妥。”余玠摇头道：“若是富余两三万兵马，此策可行，但此时蜀中兵不过6万，连同厢军不足8万，怎可冒此风险，倘若重庆有失，悔之则晚矣！”
“若是利州城成，只需加强嘉陵江沿各个山城，保障水路运送粮秣。而在利州与重庆府两处囤积重兵，川中其余多个山城则不需重军驻守……”
朱登科继续努力想说服余玠，一是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除非是蒙古战略性大举进攻，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蒙军最擅长的抄掠战术，让四川恢复元气；二来，如果此时不占据利州，两年后，蒙军就开始在利州筑城，如果让蒙军占据了这个甚至比钓鱼城还要重要的战略要冲，作为补给的中转站，则整个四川就再没有机会翻身。
后来牟子才在他的《论救蜀急著六事疏》中，也说到蒙军在利州筑城：“敌进七百里利城，岂曰无谋……若置之度外，敌反用此计，出没于剑、阆之间，抄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但此时，余玠已不在人世。
看着朱登科恳切的样子，余玠也不好一下子否决，便说道：“此事重大，仕达亦言难为之，容老夫再细细思量。”
朱登科也知道这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决定的，听余玠说愿意再考虑，他也就不好再多说了，房间中一时安静下来。
良久，余玠突然说道：“听得仕达一席话，老夫实感仕达才华横溢，有运筹帷幄之大才，不若入我幕府，参谋赞画。长宁军监一作院，实为大材小用！”
余玠此言一出，郝大鹏顿时瞪大了眼睛，心生羡慕，而朱登科则是暗暗叫苦。
南宋安抚使、制置使的幕僚，并非师爷那种私人幕僚，而是朝廷有定额、有品级的编制内官员，甚至皇帝还经常过问这些制置使幕僚官的选定。同时，幕僚官由于亲近位高权重的大员，往往升迁也比普通官员快得多。
早年的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此时的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包括余玠本人，都是先从制置司的幕僚做起，从而一步一步的走上高位。
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美差啊！
朱登科也动摇了一下，但是很快又在内心里把这个美差否定掉了。
因为他知道，这种类似于亲信的提拔是多么遭人嫉恨。
后来当余玠死后，冉氏兄弟中，还健在的冉琎就立刻辞官返乡。替余玠打理巴蜀财赋的王惟中，在阆州兵败弃城后，就被斩首抄家。
虽说并非所有余玠的亲信后来都遭了秧，但和余玠走得太近，以后的日子说不好会是怎么样啊！
他原本打算求一个小官，躲在偏远的长宁军，施施拳脚，低调做人，走一步再看一步，等余玠死后，也不至于过于扎眼被人盯着不放。
可这一旦入了幕府，整天出入制置司，这不是招人嫉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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