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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朱邓科一直在纳闷，是否是因为名字相似，自己的灵魂才会穿越到这个名叫朱登科的南宋人身上。
刚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是一个崇尚科学、重视教育的年代，而父亲姓朱，母亲又姓邓，于是朱邓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只是每当想起自己的处境时，他便忍不住会想，当初父母给自己起名字时，起个朱园璋、朱迪之类的名字，那该有多好？
说起来，他附身的这个家伙，条件还是不错的，不但眉目清秀，身材甚至比21世纪的那个他还要高上一点儿，在这个身高普遍低矮的时代，又是南方，几乎算得上是翩翩美男了。
唯一有点儿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副身躯有些瘦弱，他猜想，大概这就是所谓文弱书生的身子骨。好在小解之时有惊喜，他也就微微释怀了一些。
这个朱登科，祖上也是出过京官的关中大户，金灭北宋，为躲避战乱，便举家南迁到四川眉州，待到金国灭亡，蒙宋交兵，蒙军破成都府，举家又逃到了叙州。
几经辗转，家道旁落。到他这一代，已是四代单传。
朱家世代以承家从仕为家训，多少代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朱登科身上，他自幼闭门苦读，失去了多少童年的欢乐。
朱登科十四岁那年，朱氏父子同上解试，父亲朱辅不出意料的再次落选，而他竟然拔得头筹，中了解元。
当时的考监曾断言道：“若不是朝廷取缔了童子科，以此子甘罗、蔡卞之才，必定高中！”
童子科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党校高级公务员预科班”，虽然说未必能进两府执政，但是只要不是日后太懒，入个翰林院那是绰绰有余。
只是童子科遴选弊端重重，朝廷前些年已经下政令取消。但得此评价，一时间让朱登科声名大噪，州县里四处传言，“朱家出了个小蔡卞。”
眼见朱登科真的登科在即，自幼体弱多病的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几年间，病情反反复复，母亲王氏生怕断了这一根独苗，哪儿肯让他出远门赶考。
18岁那年，朱登科在家中一个丫鬟身上懂了人事，便吵闹着要入州学。王氏拗不过儿子，便让他入了州学，又在远亲中为他安排下一门亲事。至于赴重庆府省试之事，待到他成婚生子，朱家有后之时，再做打算。
谁知一入州学，朱登科再不苦读圣贤书，整日游荡，混迹于勾栏瓦子，形骸放浪。
说来也怪，这风流事儿多了，本该是亏了身体，可他的身体反而好了许多，虽然说不上强身健体，但也和一般的读书人相差仿佛了。
朱家不过是中等人家，一年所入不过千多贯，学名士风流，没有大把的银子可是万万不行。好在这些狐朋狗友中，家财万贯的不少，其中最为要好的郝大鹏，他家中颇有资财，而为人也很是大方，每每外出游玩，多是由他付账结银。这日复一日，两人越发亲密，彼此开始称兄道弟。
只是没想到才过了新年，春暖花开，即将要完婚的朱登科却闯了大祸！
这天朱登科和郝大鹏二人在一家酒肆喝了半日的酒，眼见太阳就要下山，两人正在商量晚上去哪里找乐子，这时一个村妇提着个果篮，在店中叫卖着新鲜的山果。那村妇虽然穿着粗麻衣衫，可样貌却是异常清秀可人，朱郝二人平日里多是在勾栏里和那些风尘女子厮混，见到这种质朴清新的女子，一时惊为天人。再加上两人早有些醉意，便把那女子叫到近前，轻薄了几句。
没想到那女子看似柔弱，性子却是贞烈，不留情面地当场呵斥了两位浪子。两人一时怒起，把一篮子山果掀翻在地，踩了个稀烂，又把正要逃离的女子拉扯了几把，这才大笑着放她离去。
谁成想，那女子的丈夫挑着个担子，正在酒肆外等候，见妻子带泪从酒肆里出来，又失了果篮，便气冲冲地当街叫骂。
朱登科和郝大鹏自诩为读书人，哪里听得这个，一气之下就把手边的竹筷酒盏从二楼雅座的窗口扔了下去，店小二赶忙上来劝阻，一贯阔绰的郝大鹏以为店家怕摔了碗盏，哪肯丢了面子，便随手摸出一串钱，从窗口丢了下去……正好砸在那汉子的头上。
川地铁钱，颇为沉重，那汉子当场流血不止，昏倒在地……
其实这类误伤的案子，对于朱郝两个中上之家来说也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上下多多打点，多赔些钱，官府多半也不会深究。只是，当年称赞过朱登科的试监，仕途通畅，曾为学政，如今已经入主叙州司理院。
这个名为吴谦的司理参军，原本就是个小有声名的道学家，信奉程朱。在他看来，误伤个人事小，但朱郝二人身为州学士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轻侮妇女，简直有辱斯文，败坏纲常，尤其是当年自己还盛赞过的朱登科做出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在当面打他的耳光。
于是这个案件，他不但要严办，还要大办特办，以警示叙州士子，端正士风！
说起来，如果不是郝大鹏拿钱砸人，朱登科也不会跟着倒霉；如果不是和朱登科在一起，出了这事，郝大鹏也不过是多赔点儿钱了事。这究竟是谁牵连了谁，两人也说不清楚。
好在有郝家的上下打点，吴谦准备严办的风声刚刚传出来，没等差人来抓人，两人一合计，这杖责肯定是跑不掉了，若是那汉子死了，恐怕还有牢狱之灾。
宋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中最为宽泛的，不需举荐，不讲门第，商贾之家可以参加科举，屠夫、织户也可参加科举，甚至罪犯的儿子也同样可以参加，但是，唯独有过杖责以上罪行的犯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吴谦这一手，不止是惩处他们二人的误伤之罪，还断了他们的功名路。
十年寒窗不就是为功名？
两人一咬牙，连夜出逃，跑到嘉定府投了军。
进入文官政治的宋代，重文抑武，军人社会地位低微。宋军中各种犯人的比列高得惊人，多少军兵都是犯了罪，判了刑，连大狱的门都没进就直接充军了。
像朱登科郝大鹏这样犯了罪跑去丛军的，除非大奸大恶，一般官府都懒得追究，因为在宋人的眼中，从军和坐牢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后世的“蒙史学家”们，为了贬低名将余玠，不惜给他扣上一个，杀人后迫不得已才去投军的恶名。
而俗话说的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在宋军中，也是特别需求读书人！
宋代的一支部队，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公司，除了训练和打仗，剩下的就是做买卖赚钱。
伐木烧炭稀松平常，边境走私那是占了地利，酿酒烧陶开当铺，经营赌场客栈放高利贷，宋军什么都干。甚至当官的还把买卖做到军队里，发饷的时候给每人发点货物，自己到市场上卖了，卖了的钱就算是军饷。大名鼎鼎的岳家军也不例外，当年岳飞驻军鄂州，开酒店和赌场一年也要赚个几十万贯，只不过岳飞用这些钱来补充军备，提高部队战斗力了，而其他的将领，多半都自揣腰包了。
如此一来，这军队做买卖更是需要大量能写会算的读书人。尤其是南宋末年驻屯大军没落，各级地方政府为保境安民纷纷组建起新军，这些新军的花费完全依赖于地方财政和军队私营，因此当两位“才子”跑到嘉定府投了庆定军时，当即就谋了个小使臣的“军衔”，两个在逃通缉犯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的军官！
自从成都沦为废墟，嘉定府就成为了西川当之无愧的头号重镇，人口稠密，商业发达。而两人家中溺爱儿子，时不时还送来些钱银，加上宋军一贯的优厚待遇，两人很快又在嘉定府中浪荡开来。
只是好景不长，两人入伍才大半年，就刚好赶上了南宋王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战略大反击——兴元府之役。
托余玠治蜀的福，两个年轻的叙州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所知晓的蒙军的残暴都是道听途说，这一听说要打仗了，立刻吓得腿软尿意足，几乎打算再次开溜。可两人一合计，如果这次再跑路被抓住，恐怕就不止蹲大狱了，肯定直接砍了头祭旗。无可奈何之下，两人只得随大军迤逦北上。
这一路之上，除了帅司帐下诸多主力，还有播州雄威军这些一等一的强军，每逢敌军，自有这些强军鏖战，朱郝二人所在的庆定军多是侧后护翼。两人没经历阵仗，在军中也无非是做点清点分发军械粮草的轻松活儿。可这蜀道天险，两个一贯生活优渥的纨绔，虽不必披甲，又不需负米，但一路走来，已是艰辛无比，只在夜晚宿营之时，两人暗自垂泪。
也好在有了这一路上的锤炼，两个人才在后来的劫难中活了下来。
兴元府久攻不下，蒙军又有数路增援，在退军途中，宋军的殿后部队都不敢多做停留，稍作阻击，便一齐向南奔走。好在蜀口的地形极大的限制了蒙军轻骑的优势，蒙军兵力又不足，多是挑着落单的小部队，或者毫无战力的厢军夫役进行追杀。
夫役还好些，厢军中多是老弱，比起逃跑，哪里比得过正规军中那些汉子，在川北的崇山峻岭间，多少老弱被蒙军追上，惨遭屠戮。
也幸好有前些日子中的磨练，混乱当中，与好友失散的朱登科几经磨难，历尽万苦，终于逃到了得汉城，刚刚入城便昏死过去。
待到醒来之时，已是鸠占鹊巢……
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南宋四川可能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解试（乡试）过关后，并非会去临安参加省试，而是参加四川制置使司举行的类省试。
叙州，今四川宜宾市。嘉定府，现今四川乐山市。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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