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的主角是汉景帝。
《孝景本纪》对于汉景帝的记录非常的简略。《史记》中记载的汉朝的实际统治者，汉景帝可以说是最平庸的一个。相比起高祖，吕后，文帝，以及他的儿子武帝，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他在位期间，也就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一件是废立太子。这两件事可以说都是他政治的不成熟，引起的。然而似乎上天对其非常的眷顾，并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头脑不足，导致汉朝发生巨变。反而让他安然度过危机。汉朝竟然经过这两次动荡，越发强盛。这是一个奇迹，我只能说汉文帝是在伟大，他开创的盛世有其惯性，靠着惯性，汉朝冲破了这两次危机，让汉朝直接冲向巅峰。
我们看看司马迁对汉景帝的评价。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可见，在司马迁的眼中，七国之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于汉景帝和晁错政策不当，直接挑起七国之乱。可以说司马迁对汉景帝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从此可以看出西汉的言论自由，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高尚人格，也可以看出汉武帝的胸襟还是宽广的（他只销毁了《今上本纪》，司马迁肆意批评汉朝的皇帝，他倒是没有追究）。
汉景帝在治国上依然延续汉初以来的无为而治，这并不能看出其了不起的地方，顶多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而从他削藩的策略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上毫不成熟的皇帝。
刘邦的封建与郡县并存的制度，在一段时间里保证了大汉王朝的政局的稳定。甚至可以说在刘氏江山最衰落的时候，正是由于这套制度才保证了江山依然姓刘。可是正如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废封建，行郡县的理由：：“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才短短的二十年不到的时间，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弊端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些人与汉文帝的亲戚关系是非常近的。比如吴王刘濞，是汉文帝的堂哥，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而在汉文帝时期，贾谊就已经提出过削藩。可能亲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奇特，一般人之间同富贵易，同患难难。而亲戚之间，或者最好的朋友往往是同患难易，同富贵难。在铲除诸吕的时候，刘氏一族是何等的团结，可是当政权回到刘氏一族以后，却要开始争斗了。
刘邦虽然给予诸侯王一定的制约，比如中央任命国相。但是依旧给予了非常巨大的权力。诸侯王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自己的军事武装，自己的财政系统。也就是说，诸侯王拥有除国相之外的人是任免权，调动自己国内军队权，以及自己国家的财政大权。也就是说，各诸侯王只要大门一关，国相一杀，或者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中央政府实力强可以剿灭你。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实力不强，或者用兵不力，那么这些诸侯王就可以做大做强，最终推翻朝廷。
也就是说，刘邦在汉初制定的那套制度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但是，我们不能苛责刘邦，把后来发生的七国之乱归咎于刘邦。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刘邦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加上秦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刘邦不得不采取如上的措施。这样的决策实际只是一个过渡。我在讲秦始皇的时候就讲过，郡县制不是不好，而是采取郡县制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官员选拔制度。而一套成熟的官员选拔制度远比行郡县还是行封建要复杂的多。
诸侯王实力过强，在汉文帝的时期就已经显现。著名的天才政论家贾谊就提出过削藩，可是汉文帝并没有采纳。《滕王阁序》说的好，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句话同时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贾谊是个极其优秀的人才，否则不会用一个“屈”字。汉文帝也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否则不会说非无圣主。可是为什么贤君不采用名臣的意见呢？因为时机不成熟。汉文帝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政治家，否则他绝不会在诛杀诸吕的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的情况下，能够坐稳皇位。要知道，在剿灭吕氏集团过程中，诸侯王和功臣们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么汉文帝要想坐稳天子，就必须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如果汉文帝削藩，那么必定给人留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骂名。一个政治家，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汉文帝作为刘邦最不待见的皇子，能够成为天子，绝对是运气成分占了极大的比例。诸侯王要么是刘邦的子孙，要么是刘邦的侄子。他们都姓刘，和他一样都有继承权。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承继大统的机会都大于刘恒。也就是说，刘恒做皇帝，人家是不服的。对于这些诸侯王，如果采取过激的手段。肯定会造成大的动荡。所以政治家刘恒没有削藩，但是不代表刘恒不把削藩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采用了贾谊的办法“众建诸侯少其力”，一旦某个诸侯王死了，便将他的封国分给他的儿子们，削弱诸侯的力量。汉文帝虽然没有重用贾谊，但是并不代表不认可贾谊。而后来的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更是将汉文帝的手段用法律的形式实施，这就是把软刀子，杀人于无形。所以，汉文帝和汉武帝都是精明的政治家。
而反观我们今天的主角，汉景帝他就远不如他爹与他儿子高明。他和晁错直接用最激烈的方式削藩，而在可以预想的结果面前，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只会说削亦反，不削亦反。这对诸侯王的反应明明是一种妄自揣测。你怎么知道，不削人家还是要反呢。所以司马迁对汉景帝采取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诸侯王是个巨大的威胁，如同帝国的毒瘤一般，必须想办法治疗，但是治疗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直接切除呀。直接采取手术的往往对人的损伤也是最大的。汉景帝与晁错不明就里，觉得肿瘤只有开刀这样一个办法，明明可以药物治疗，并且药物治疗的风险小，成效好。可是汉景帝偏偏不用，非采取一个对自己最不利的方法治疗。
当然吴楚七国之乱最后平定了，这依旧不是汉景帝的功劳，归根结底，是刘邦，或者刘恒的功劳，他们为这个政治糊涂虫汉景帝积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比较一下明朝燕王发动的靖难之役和吴楚七国之乱就可以看出来。都说刘邦杀功臣，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最多说刘邦排除异己，对于真正忠心于自己的功臣，刘邦还是给予很好的待遇。从惠帝、吕后朝政治的平稳过渡，再到诛杀诸吕，刘邦的那帮功臣勋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到了景帝朝，依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平叛首功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还有将军栾布，那也是在刘邦时期就受到重用的人。当然刘恒也有功劳，周勃对于刘恒有拥立之功，同时也是最受刘恒忌惮的人，但是刘恒并没有除掉周勃，反而还让他的儿子做将军。所以汉景帝刘启能够平定七国之乱，完全是祖上积德了。反观朱允炆，朱元璋将功臣都诛杀殆尽，胡惟庸案，蓝玉案，两场大案，每个大案都诛杀几万人。别说功臣，就连功臣的儿子都没有留下来。而各诸侯王却个个拥兵自重。加上朱允文登基之后，秦王，晋王都已经死了，燕王就一点制约都没有，所以，朱允炆的失败是祖宗作孽的结果。所以刘启成功不是因为他出色，朱允炆失败也不是因为他不行。现在再来对比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皇帝，都说刘邦和朱元璋是布衣天子，甚至说是流氓皇帝。可是布衣和布衣也有区别的，而刘邦仅是市井气足了些，而朱元璋那才是真流氓。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人在做，天在看。朱元璋作孽太多，报应到他子孙身上了。所以人活着要积德，积善之家始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所以刘邦和朱元璋的例子就能够看出来。同样告诫大家，做人要厚道，宽容，因为头上三尺有神明。
刘启在遭遇了七国之乱的时候，还做了一件特别不厚道的事情，这件事直接显示了这个皇帝不仅无才，而且无德。那就是诛杀了一直为他尽心尽力，谋国不谋身的晁错。晁错不断的撺掇刘启削藩难道说是想为自己谋什么利益吗？他已经做了御史大夫，可谓是位极人臣，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可是他一直在离间人家刘家的骨肉亲情，连自己的父亲都害怕受牵连喝毒酒自杀了。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这个一直崇拜自己的学生——刘启。可是真正遇到叛乱时，刘启慌了，居然向一直帮助自己的晁错举起了屠刀。甚至还是诱杀晁错，在晁错上朝的路上将晁错杀害。可见刘启这个人是多么的卑鄙。虽然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证明晁错性格上有问题，晁错政治上犯了错误，晁错树敌太多等等。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比较大家就会理解汉景帝真的是一个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清朝康熙皇帝也是比较轻率的挑起平定三藩的战争，当时举朝也喊出诛杀提出削藩的大臣。可是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坚决将这些提出削藩意见的人予以保护。这就是一个伟大帝王和一个平庸帝王的区别。康熙皇帝明显比刘启敢于担当。所以刘启虽然有着平定七国之乱的光辉业绩，但是司马迁对其评价却非常低。
当然，平定七国之乱还是意义重大的。它重创了诸侯国集团，大大的提高了朝廷的地位。集中。那么是不可能对匈奴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进行那样持久的打击，最后做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毕竟是发生了战争吗，多少孤儿寡母无人抚养，多少繁华都市变成了瓦砾。这一切都是刘启这个政治糊涂虫造成的。
汉景帝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废立太子。可以说这次废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空前的。我们不知道如果刘荣当了皇帝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刘彻当了皇帝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讲，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段，刘彻前，和刘彻后。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做到了一统江山，但是人们心里对统一的认同还要等到刘彻时代。刘彻当政的这五十多年，对于中国人以后性格的塑成，民族的认同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汉武帝也可以说是整部《史记》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人，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君主。所以，专制社会有一大特点，就是民众过着赌博的生活，并且不由自己押大押小，遇到好的君主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遇到不好的君主，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自由的标准时有多种选择，而专制恰恰是你没有选择。专制对应奴役，民主对应自由。而自由是真正幸福的必要条件（那种没有选择的幸福感绝对不能称得上是幸福）。也就是说，专制社会下的民众根本没有幸福可言。而中国人的命运竟然曾经被汉景帝这样平庸的皇帝完全掌握在股掌之中。他如果选择了刘荣，毫不夸张的将，中国人会完全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我们不经要问自己，凭什么他做皇帝我们活得就跟原来不一样？又凭什么他可以决定我过什么样的生活？
汉景帝就这样幸运的度过了他的皇帝生涯。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平庸的，然而他的运气却也是空前的。汉朝盛世这艘大船的惯性巨大无比，他帮助汉景帝冲破了重重阻碍，顺利的将他送到了人生的彼岸。后来由于汉武帝的努力，使得汉朝达到了极盛，所以汉景帝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明君的美名。当然汉景帝也并不是乏善可陈，他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守成之君。他继续延续了汉初以来的国策，与民休息，给汉武帝留下了一个富足的国家。史书记载，汉武帝刚做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粮食多到发霉，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底，汉武帝才能够发动对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汉武帝的功业是建立在他的父祖辈之上的，正是由于汉初以来一直施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能够有着后来的强盛。在这一段时间，中原王朝像一个累极了的巨人一般，需要休息，于是就与周边妥协。其实是为了日后爬起来发力做准备。从刘邦开国，到汉武帝登基，汉朝用了六十年的时间积蓄力量。他终究是要爆发的，而让这个庞然大物暴发力量的*控者，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留下他浓墨重彩，毁誉参半的一生。
现在我来谈谈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的深远意义。治大国如烹小鲜，是道家的一个重要理论。治国最好就是顺其自然，不做太多的干预，也不要太折腾。现在看这样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老百姓不需要你教他们怎么活。对于人民是不需要管理太多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而国家，就应该给国人创造这样轻松的环境。汉初的税收之低也在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汉初采用这种藏富于民的办法刺激着国家迅速走向繁荣。这样才有了汉武帝登基时国库充盈，人民富足的景象。其实让国库充盈很容易。但是国库充盈，人民还能安居乐业就不容易了。隋朝可以说是国库最充盈的时代，可是老百姓却非要推翻它，可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在于国富，而在于民富。而如果老百姓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你这个国家也不会真的穷到哪里去。我想起杜甫写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回忆起开元时代是那样的感慨万千，心生向往，其中最重要的是公私仓廪俱丰实，正因为老百姓和国家都有钱，开元时代才被称为盛世。而老百姓真正觉得盛世肯定是因为私仓里，自己家里都特别富裕。无为而治，藏富于民是一个国家真正富强的标志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标志。汉朝之所以能让后世无限向往和先前的无为而治的国策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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