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炭疽一直都是全世界广泛存在的人畜共患病，在国内广大乡村地区也时有炭疽出现。（1）
能进乙类传染病的行列，自然有它强悍的地方。
有盔甲一样的芽孢保护，炭疽生存力惊人，需在沸水中煮1-2小时才能灭活。然而比起热，它更耐严寒和干燥，就连北方的百年冻土层中，都能找到活的芽孢杆菌。
这种菌一旦感染人体，不仅起病急骤，病情发展也极其迅猛。如果传染途径走的呼吸道，炭疽还会威胁到病人的生命。
当然好处不可能让它一个菌全占了，炭疽也有自己的短板。
首先，它虽然传染性强，但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切实切断传染链条。虽然它也有一定致死性，但对分型有严格要求，发生几率并不高。普通的皮肤型和肠型只要积极治疗，用大剂量的青霉素就能解决。
国内和炭疽做了那么多年斗争，早就总结出了一条防治指南。只要做好防护和相关治疗工作，就能把这头猛虎拦在幼年甚至婴儿阶段。
但胡陶村的炭疽似乎和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传染性一直很低，只要发病就是轻度的皮肤型，很容易解决。
最早发现的那次在时间上已经很模糊了，大概是在91年的夏天。地点是胡陶村村口的溪东屯，单从起因上来看，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一个名叫胡定三的村民小组长家里的两头牛，突然因为腹胀死了。
死得有些蹊跷，不过那个年代家畜牲口饲养不规范，猝死很正常。
见二儿子满月在即，胡定三没多想，当即就决定宰掉死牛，准备在第二天设下牛宴，请乡里人好好吃上一顿。
可没想到第二天，胡定三发现自己的手出了点问题。
一开始只是一块红斑，到了下午红斑最外层的皮肤开始慢慢出现了破损。到家的老人见了他的这个情况，又问到了死牛，就马上联想到了好几十年前村里出过的怪病0。
当地卫生所缺医少药，青霉素存量也不足，最后只能把人送去几十里外的县医院。
等胡定三到了县人民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2点。
当地医院诊断复杂的疑难杂症不太行，但对这种乡村地区的传染病却很在行，过一眼就能明确诊断，就是炭疽。医院领导直接上报疾控中心，同时开始组织卫生防yi队下乡。
第二天中午，刚到胡定三的家就连忙开始清理工作。
死牛做烧毁处理，死牛待过的窝棚用消毒剂全面清洗干净。胡定三所住的屋子也要做严格的消毒处理，一家7口人需要居家观察。
好在送医及时，防yi队处理恰当，感染还没开始就被掐灭在了摇篮里。
只是从这次有惊无险开始，炭疽就像个难缠的疥癣一样死死地钉在了胡陶村里。
因为胡定三染过一次病的关系，村子里三个自然屯的卫生所卫生员都接受了相关培训，对炭疽感染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每次出现都能快速控制住病人的病情，也能第一时间遏制细菌感染的扩散。
从91年开始，几乎隔半年就会出现一次，往往只感染了某个人就被迅速扑灭。
这就像脚气，今天发作一次，痒得不行，第二天涂上抗真菌药就能快速止痒。可是止痒只是暂时的，一旦停药，隔上些时间脚癣又会回来。
到了95年，本来只在溪东屯的炭疽悄悄地移动到了胡陶村的北谷屯。还是夏天，陶根生家的一头黄牛出现精神萎靡、厌食、不反刍等症状，没多久就死在了家里。
溪东屯和北谷屯中间隔了一条小溪，虽然在一个村，但平时往来并不多。就算北谷屯卫生所知道炭疽，可只在北谷屯生活的陶根生并不知情，当晚就给黄牛剥了皮，第二天更是取出积血灌制了血肠。
他的病情发展也很快，血肠刚做完第二天还没来得及吃，两只手就全肿了。
肿胀只是开始，短短半天后，他的手臂就从红肿演变出了大水疱，并出现溃疡和黑色焦痂。
那时已经当上胡陶村村长的胡定三，以及溪东屯村民小组长胡家旺得知情况，立刻带着两个屯的卫生所卫生员赶到了陶根生家。在劝说下，陶根生被送进了县人民医院，住了整整一周才痊愈出院。
菌是怎么来的？没人知道。
为什么每次都只感染一个人？没人知道。
为什么会从溪东来到北谷？也没人知道。
直到99年，这种时不时出现一次的奇怪炭疽病总算吸引到了两个医生的注意。
当时，翟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的胡宁发现，自己老家似乎隔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就会送来一个炭疽病人。
记录询问后，发现并没有流行病该有的传播传染史，也没有往外扩散的迹象。
村子因为常常发现这种病人，已经有了极其完备的防yi反应能力，基本一冒头就会被送来医院救治。而县人民医院也已经见怪不怪，遇到了就会往上直报。
可不论怎么防怎么治，就是找不到那个根。
胡宁有些好奇，便找到了当地疾控中心的研究员陶菲。
两人原本都是胡陶村的村民，离开村子后就在离村不远的翟县县城工作。出于职业的严谨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两人相约一起回村做了一番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从91年到99年，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其实染病的病人并不多，互相之间也没什么联系。
因为是乙类传染病，所以早在91年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卫生所就开始向村民宣传疫苗，接种率也不低。
牲畜方面，一开始因为成本问题所以接种率不高。可95年陶根生那次事儿发生后，基本所有牲口都接种上了炭疽疫苗。而且所有家里养了牛羊的村民都有收到宣传单，上面明确罗列了牲畜感染炭疽后的症状。
防治到了这种程度，强度可谓达到了全国顶尖，可依然还是有零星病人出现，现象令人费解。
这时陶菲觉得，既然已经断绝了人畜之间的传染链，又打了疫苗，那病原菌就应该存在于大自然中。她迅速组织了一支研究队，对胡陶村上下展开土地和水源采样。
结果令人欣喜，队伍总共采样23份，共分离出5株炭疽杆菌。而这5株的来源地基本相同，全在那条溪水的周边。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胡陶村夏天干旱，往往需要挖渠才能灌溉庄稼。而到了冬天，水渠就没了存在的必要，有时候就会被人填上。
这个理由看似很合理，可细究起来还是有不少漏洞。
胡陶村几乎隔半年就会出现一次单一病例，可水渠却并非年年都需要挖掘和填埋。那些发病的病人有些住得离河溪近，但有些却很远，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没参与水渠挖掘填坑工作，住所分布也没有规律。
解释牵强，也没办法自洽，但不管怎么样，这总比之前没解释来的强。
胡宁和陶菲当初也倔过，特地找了当地村民做过探访，就是没有头绪。
最后两人只能作罢，合作写了一份报告，把这么多年的怪现象记录了下来，并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结论颠覆了原有的炭疽传染模型，也成了国内炭疽防治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
原以为00年后会成为佐证这篇论文的关键年份，谁知村里爆发了血祸，关注点完全偏离了方向。虽然感染人数占比并不多，但HIV的帽子比起炭疽可要严重得多。（2）
疾病本身固然可怕，但心理上的压力更可怕。一直到2003年年初，有了免费抗病毒治疗后，村子才稍稍有了些起色。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从03年开始，失踪了三年多的炭疽又回来了。
“这，这有点邪门啊。”
两位传染科主任互看了一眼，表示不解：“对于炭疽，我们两人虽然接触不多，可这种病基本是由兽传染给人，而且有很明显的爆发倾向。”
“可胡陶村的炭疽全都是散发传染，时不时就会蹦出来一个。每个病例都是独立存在，没有传染链，没有向外传播......怪......太怪了！！！”
丹阳疾控的其中一位副主任说道：“我就是从翟县调过来的，对炭疽也研究了十多年，散发病人并不是没有。”
“对，散发的病例肯定有。”黄勇解释道，“麻烦的是，为什么散发病例全聚集在一个村子里，并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个.......”
“嗯，黄所长说得没错。”
“资料上说全村都做过清洗了？是什么意思？”
“何止是消毒清洗，前些年胡陶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疫苗接种率上到了80%以上。”
那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副高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按照发病率来说，这种接种率基本可以杜绝感染了。而且当地对异常死亡的牲畜都是直接火化，甚至还要进行2米以上的深埋处理。可就算这样，那些没接种疫苗的还是感染了。”
“感染者没接触病死牲畜史？”
“没有，全都没有，有好几户就没养过牛羊。”
“这可不是说一句接触了带菌土壤之类的鬼话就能说清的啊......”
HIV阴霾刚过，村子还没振兴，转而就被炭疽困扰，救治和扶贫工作很难展开。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个烂摊子，整件事儿时间跨度长、找不到源头、也几乎没有传染途径，病历资料很多还模糊，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找起。
年初的时候，上头就有意要把村子的事儿彻底解决干净。一连派了两组研究小组，到头来都是无功而返。最后物色来物色去，他们把焦点放在了祁镜身上。
可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刚给祁镜铺了路，村子点着了导火索。
8月，丹阳大学新闻系的两名大二学生进了村。本想采访村民做一番报道，可谁知竟然有人染上了炭疽。
这无疑打了针强心剂，加速升级了原本的清扫计划。研究小组被替换成了丹阳专家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祁镜。
“这小子还在睡呢？”
“嗯，好好休息，到那儿之后他可有的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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