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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到了1967年。这一年北京的香山红了，似火的红叶夹杂着北京的大学生们革命的热情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此时的北京沸腾了，串联到京参拜伟大领袖毛主席成了当时大学生流行的活动。这些所有的大学生们，手持“红宝书”，戴红袖章穿绿军装，开始是二三人，后来是五六人，再后来就整批整批的登上了火车。
这群人，在中国长达三千七百年的历史中，再也找不出第二批，“文人造反”竟成如此之态。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1966至1978年之间，他们有一个统一而又响亮的名号——红卫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愿参军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从南宋开始看不起“武人”，看不起“当兵的”这一思维方式被彻底掀翻了。“当兵”成了当时社会上所有人的最高理想；“革命”成了社会上所有行为方式的准则。
自从1966年聂元梓在北大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开始，中国就被似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所炙烤着，所有的人都疯了似地渴望“革命”。
但可笑的是，他们想要“革命”却不知道要怎么“革命”；要“革”谁的“命”。神州大地就这样登上了世界的历史舞台，也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呜呜………呜”一辆由杭州开往北京的列车启动了。列车上，乘客们都是有杭州和各地的“大学生”组成的。
他们不用上课也不愿上课，他们不再是社会上的精英，而是一群“疯子”，一群被革命烈焰烧坏了脑子的“疯子”。
火车上熙熙攘攘的，有的人在朗诵《毛主席诗词》；有的人在背诵“红宝书”；而有的人凝望着窗外，和朋友们交谈革命的故事。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人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他并没有和别人一样穿着绿军装，而是一袭长衫拖地，身材瘦小，面庞极洁净，棱角分明。窗外纷纷的红叶映衬着他硕大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他坐在火车的一角，正目不转睛的看着一本书，但这本书却不是“红宝书”而是一册《史记》。
从泛黄的纸张可以看出，这本书在他手中已经很久了。正在这时，突然不知从哪个地方蹦出来一位女子。
但见这位女子，弯月眉，樱桃嘴；面泛桃花，细柳蛇腰；身穿绿军装，戴军帽，履军鞋。手持“红宝书”，大声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一声叫喊，把原本就热闹的车厢吵得更是沸沸扬扬，大家伙儿齐声跟她喊道：“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噢……噢…….”
在人群之中，那个穿长衫的男子依旧不动，静静地坐着看着他的《史记》。
但在口中却念念道：“黄袍加身昨日事，一统天下今时有。革命革命几十年，万岁万岁万万岁。”说罢，脸边泛起一丝笑意。
只因为他长得白皙，又一身文人打扮格外显眼，那女子早就盯上他了。女子一个箭步跳到他身边，说道：“喂，同志。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你是哪里的？”（不要奇怪，这种交流方式在当时的大学生之中是相当流行的。就像今天大学生之间开口闭口都是“LOL”一样，当时他们之间见面，开口就要是“毛泽东诗词+事件”的模式。他们认为这种说话方式才是最时尚最流行的交谈方式。）
穿长衫的人并不领会其中的用意，开口讲道：“哦！您好！我来自杭州，我家世居杭州，您呢？”女子竟一时间被问得无言以对，她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就未曾见过这种人。
在她的印象中，这种人应该是“革命”的对象。但此时却和她坐在了一起，这好像是老天开的一个玩笑。
于是便好奇的问道：“你这个人说话挺特别的，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他答道：“鄙人姓钱，名鸿道。敢问小姐芳名？”女子本就觉得好笑，在这种地方居然还能遇见这样的先生，便大笑道：“哈哈哈！我叫张晓娜，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我去杭州接一个朋友。
我们要一起去见毛主席，你呢？你去北京干什么？”钱鸿道只是一笑，并不言语，依旧自顾自的读者那一册《史记》。张晓娜对这个身穿长衫，手拿着一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的人产生了莫名的好奇，自从他出生到今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人。
2
张晓娜，原名张二丫。解放战争时失去了双亲，当时她才5岁，被一名解放军军官收养，改名张晓娜。
可以说她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受到战争的洗礼，受军人的熏陶。从小开始，在部队大院中长大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思想。
读的也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未见过这样子封皮的书，还是线装本。
于是便一把抢走了钱鸿道正在看的书：“唉唉，我说小姐，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在这里看书，不招谁不惹谁。你干嘛要抢走我的书呢？赶快还给我罢！”钱鸿道竟站了起来冲着张晓娜大声叫喊起来。
张晓娜拿过来书，盯着封面看了半天，认得“史记”二字。翻开去看，却处处不通，一句话都读不下来还必须竖着读。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便转头对钱鸿道说：“无产阶级的书都不是这个样子的，看你这身打扮，你是不是哪家的少爷啊？地主阶级。怎么现在还有你这样的人呢？看来革命还是不彻底啊！”
钱鸿道一听，怒道：“你懂个什么？这本书名叫《史记》，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的，记载着历朝历代的生亡兴衰。这本可是宋版，祖传的。
不是什么反动的书，您高抬贵手，还给我吧！”张晓娜看了看书，又看了看钱鸿道，见他这样着急的样子，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冲着周围的人喊道：“各位同志们，都来看看啊！咱们这里出了一位‘大学者’哩！不看‘革命书’看什么‘史记’，‘史记’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懂？依我看这本书本就是本狗屁不通的歪书，也犯不着和他理论。”
张晓娜这么一喊，周围立刻围成了一个圈，将她与钱鸿道团团围住。
本就狭窄的列车空间这时被众人挤得更加狭小，小的让钱鸿道觉得连透个气的机会都没有了。众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的。
突然，有一位“小姐”模样的大学生戴着军帽，凑了过来说道：“晓娜，怎么了？你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说话这人正是张晓娜接的那位同学，她名叫王丽，是上海人。
王丽的父亲是上海的资本家、美籍华人、珠宝商。而她本人从小家学深厚，对什么诗词歌赋之类的很是精通。
对文史哲学也颇有研究，特别对先秦诸子百家典籍更是喜爱，但迫于形势。上海刚刚解放那阵子她还可以读一些古典诗词，可后来父亲被打成了“右派”。
关进了大牢，她也受到了牵连。要不是她的好姐妹张晓娜是解放军军官的女儿，自己也要受罪了。
王丽见众人议论不止，又看见张晓娜拿着书哈哈大笑的样子，有心想让张晓娜物归原主。
便在张晓娜耳旁说道：“晓娜啊！这本《史记》却是不是什么革命之书，你再看看这个人一身的酸腐之气，想来这书也不是什么好书，你就将它还与那人罢，别脏了咱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张晓娜本就是想拿钱鸿道开心，现在开心过了。
再听到自己的好姐妹也为钱鸿道求情，想想也就罢了，便将《史记》交还给了钱鸿道。
王丽对钱鸿道说：“你也真是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读这些书呢？要读，也得读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鲁迅先生的书啊，要么读郭沫若的书也行。你怎么偏偏要读这劳什子《史记》。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谁的天下吗？还有，我们这是要去串联，去北京参见毛主席。你这身的打扮，又不像去见毛主席的，你到北京究竟干什么啊？”钱鸿道见王丽如此谈吐不凡又温文尔雅。猜出她一定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之人，便忙拉着她说：“我见小姐谈吐不凡，又有大家之秀，但不知为何要跟着这群人呢？”王丽本想教导他要认清实务，不要逆势而动。
不想却被他反问住了，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我…….我是跟我朋友来的，大家都要去北京，我……我也就跟着他们了，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钱鸿道见王丽有些慌张，便知道了自己的策略对了，说道：“哦！其实我是来北京玩儿的，古人讲：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我钱家在杭州也算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但我个人认为，不行万里路无以读万卷书，再说现在坐火车又不要钱，我干嘛不去呢？”
王丽一听“钱家”，就觉得好像从父亲那里听过似的，问道：“哦？你可是杭州黄古县的‘钱家’中人？”
钱鸿道惊问道：“怎么？小姐认得在下？”“不是，不是，我只是听父亲偶尔提起过。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你们‘钱家’本是书香门第，却家道中落，哎！不提了，我去北京串联顺便到北大转转，听说那里是‘革命’的发源地，我一定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子，你呢？你要去吗？”
钱鸿道心想：你这女子好会说话，明明主要是去北大校园，却说什么顺道，不过这样也好。到北京我钱家祖宅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好的，
便随口答道：“好好！承蒙小姐不弃，在下愿随小姐同往！”“嘻嘻，你们二人聊得那么投缘，我看你们结拜好了！”张晓娜看他们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得热闹，却将她一人晾在一边心里自然不是很舒服。
钱鸿道和王丽这时才刚想起来有张晓娜这么个人在旁边，连忙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张晓娜听的是一头雾水，心说：这二人到底是怎么了？
我好心让他们结拜可是他们却对我说‘对不起’。便笑道：“小丽，你既然和这位先生认得，又和他交谈甚欢，为何不和他结拜呢？咱俩儿个是姐妹，你与他结拜为兄妹，我就当你们的大姐好了！”
王丽与钱鸿道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苦笑着说：“好好！我们听你的就是了。”
于是三人在列车上就要结拜。张晓娜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幅毛泽东巨像挂在列车车厢窗上，手中拿着“红宝书”念念说道：“我，张晓娜。钱鸿道，王丽三人在毛主席面前发誓。以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为向导，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在此结拜为兄妹、姐妹。如有违约，让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来‘革我们的命’。”
钱鸿道哪里见过如此结拜的，自觉好笑。他向来以为结拜之事应循古制：上焚三纲，下烧五常，拜孔子，念《论语》才对。但又迫于张晓娜与王丽的态度，自己只能跟着他们说，像极了戏台上的小丑。但却又不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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