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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不算我的第一次约会？我站在亚细亚专用通道的外边，心慌慌地想。一时不敢相信真的是小玲在约我。真的是她吗？真的。
下班的时候，小玲和一个女孩在通道口处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才向我这边走。我擦擦脑门子上的汗，劲头十足地迎上去招呼她。小玲看见了，冲我笑笑，推着自行车挤过来。我问她：你在和谁说话啊？她说：苏叶，我们一个部的，关系挺好的。
小玲问：我们去哪儿？我毫无主见地说：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想了想说：白河吧，我想去吹吹风。白河一到晚上就是情人的天堂，对她的决定我产生了无限的想象。我愉快地说：中，中，中。
小玲要我先和她到对面沿街摆放的夜市书摊上，她说要拿本书，和摊主欲订好的。亚细亚对面的农业银行楼下是一个文化夜市，那里沿着宽阔的中州路摆满了书摊。当然了，那时候看书的人还是很多的。这说明那时候大家都挺爱学习，不像现在。现在？唉，还是不说了吧。
我和小玲刚走过去，有个热情的摊主就把一本安徽出版的张爱玲小说精选递给她。并且向她抱怨找这本书还真花了他不少的时间。小玲笑着给他付钱时，他大方地打了八折，俩人很熟的模样。小玲依旧像过去一样地爱看书。
我没有骑车，小玲要我带她。她轻盈地一跃坐到后座上，为了坐得稳妥，右手很自然地半搂着我的腰。透过薄薄的衣服，我感到了她手的温度和柔和的力，我受宠若惊，相若非非。车子摇曳不定了，像我的心。
昏黄的路灯下面，三三两两的人们悠然的畅漾其中，在湿re的晚风中对各自的生活进行着反诌和沉思。我很想停下车来对这些陌生人说：你们知道吗？我带的是小玲。小玲，我心中的小玲。我要这些善意的陌生人们和我一起分享我几乎不能承受的惊喜与快乐。
和小玲坐到白河边的小吃摊上，她问我：吃什么。我说：随意。她就要了两份正流行的炒拉面，两碗清汤和两瓶啤酒。远处桥面上的点点灯光，像河的眼睛。一股股潮润的空气，无声无息却源源不断地从宽阔水面上涌过来，加着夏日里特有的真实的温暖，让人生出沉沉欲醉的颓废的感觉。河堤上一对对的情人，都似患上了软骨病，互相依偎粘连着才能彼此坐在一起。卖玫瑰花的姑娘穿梭在他们中间，如同勤劳的蜜蜂奔忙在花丛之间。
我是不胜酒力的人，半啤酒下肚，晕炫的感觉上来，仿佛身上有了胆量。我不无牢骚地说：同学们一个也见不到，就把我们俩扔在南阳。小玲什么也没有说，似乎对同学们的去向不太感兴趣。她手里一直反复把玩着那杯澄黄的啤酒，一口也没有饮掉。我想她大概出于自卑的心理，只是了解一下同学的各自去向也就不愿再提了。想想吧，同学们都神采奕奕地去上大学，而曾经最被看好的她现在却只不过一个营业员。天上人间般的落差，搁谁也受不了。小玲请我吃饭也许是为了满足她那点虚荣心，因为看见我，她才觉得还有混得不如她的，她心里才会有些平衡。这一切能怨谁呢，还不是她自己不愿参加考试造成的。小玲下意识地把我当作怜悯的对象，奇怪我一点都不生气，甚至愿意更加落迫，来迎合她的虚荣心。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并没有这些想法，我所以如此妄加推断，实际上是我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小玲不是一个心胸很高的人，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有着自己想法的女孩。她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在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有个卖花的小姑娘突然走到我身边，把一枝玫瑰塞到我手里，她说：先生，给你女朋友买朵花吧。我手足无措地嘟囔着：她，她……小玲笑着对小姑娘说：我们是同学。小姑娘坚持说：同学也可以送一朵啊，姐姐这么的漂亮。伶牙俐齿的小姑娘让我出了一头虚汗，该死，我的口袋子里没有装一分钱。小玲说：哥哥有女朋友，他给我买了他女朋友会不高兴的。小姑娘将信将疑地结束了纠缠。
卖花姑娘走很远了，小玲还说：她可真逗。我附和着：可真逗啊。心里却把自己撑了几百遍嘴巴，如果有钱的话，我愿意假戏真做地给她买一束。我还真的想给小玲买一束玫瑰花。和女孩上街，居然不带钱，我想要么白痴要么超级情圣才有这个胆。我的长相会是情圣？
小玲没有让我送她回家，她反而把我带到八一路口，快到我们家了。我说：要不进去坐坐，一会儿我骑个车子送你。小玲摇摇头，她说：没那个必要吧，大街上乘凉的人多的是，没有啥可担心。说着她就要偏腿上车。我忙张口说：方小玲。她又停下来，望着我。你还有事？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以后，以后……我吱唔着。小玲说：以后找我，就去亚细亚，你算好了，我是半天班，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上班，明天下午后天上午不上班，这样轮流转，你要记住了，一找一个准。我说：那我可找你去了，反正我空闲时间多的是。小玲说：随时恭候。然后她摆了摆手，冲我笑一下，骑车走了。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小玲消失在街的尽头，她的笑还像上学时那么的动人。小玲总是对任何人都真心地微笑，但我觉得那善意微笑的背后却有一颗捉摸不透的心。
那天晚上，我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日历上标出了近一个月的小玲的作息表。我想既然重新遇见了小玲，我不能放过这天赐的良机。为此我专门跑到服装街梅溪路，以九块钱敲定了一件背上印有“好想你”三个字的文化衫。那一年最流行文化衫了，人们发疯似地穿着印有各种口号似的老头衫，到处张扬。报纸和杂志上热情地做出分析，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到来了。
我穿上这件文化衫，自我感觉良好地在黄昏时分故意跑到亚细亚金碧辉煌的门口，偷偷摸摸地向里边的洗化区张望。有许多人进进出出亚细亚，但他们与我无关，我只关心小玲，站在洗化专柜穿着标致工装的方小玲同学。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她出来的时候，应该逼真地做出一个不期而遇的惊讶的表情。之后，就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又相遇了。
在这个我认为相当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一个刺耳的BP机的尖叫声在我身后骤然响起。配带它的人显然并不着急接收讯息，他放任这古怪而又响亮的叫声长久不息，以期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可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那时候一千多块的立式摩托罗BP机的功能还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它更兼有像一块名表，一只钻戒的作用，标明了配带者的经济势力和不俗的身份象征。我不得不扭回头表示对这响声的关注，只见身后那人正很有气势地从外扎的皮带上拔出机器，手臂在空气中长长地划出一道弧线，把BP机带到了他的眼前。BP机窄窄的液晶显示屏上，发出晶莹的绿光，照亮了他半边的脸。我一下看清了大模大样读取着数字信息的人正是我的初中同桌王勇。我说：嘿，王勇。他应声抬头，BP机发出的光映得他的半边脸一片惨绿，像电影上坏人一样地狰狞恐怖。他端祥了我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他说：刘小军，哦。
我和王勇各自升入不同的高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今非昔比了，看着他大手笔地往腰里塞着BP机，我不无妒忌地问：发了，在做啥生意啊？他眯了眯那双特有的王氏小眼，说：没做生意，现在在梅溪派出所里。警察啊，我敬偑地说。他自嘲地耸耸肩，有点像电影中的西方人。他说：治安员。
治安员？也有那张绿皮啊，我说。他立刻神气起来：那当然，只是没在编，别的待遇和正式的没啥区别。我说：能看出来呵，还配着BP机呢，公家报销。他说：哪儿啊，自己配的，干这行的，没有这东西联系，是不行的。我好奇地问：具体干什么啊？你。他凑近我，很交心似地回答：抓黄赌毒呵，对了，你要知道有啥违法乱纪的线索告诉我，只要能罚到款，我就给你抽成。我一下明白他能配上摩托罗拉的原因了。
王勇从红色T恤衫的领口处抽出夹着的一只笔，认真地把BP机号写在一张便条上，戳到我手里。小军，记住，有情况就给我打传呼，咱俩干几宗下来，你也能配传呼了。我嘿嘿笑着说：你这不是要我做线人吧，我身边可没有违法乱纪的人。他说：没有？不可能，你的邻居都不打麻将？你认识的人里面就没有未婚同居的？……我说：人家只是在一起娱乐，又不是来赌的，再说，别人谈对像睡觉，我管人家干嘛。王勇立刻严肃地纠正我的错误：只要有这样的现象，你就对我说，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甭管他们有错没有错，进去，就由不得他们了，没个千儿八百的，别想出来。
我们又聊了几句，王勇腰间的BP机又神经质般地尖叫起来，他说：我得走了，今晚有任务，刁队又催了。走出几步，他又回头提醒我：别忘了，有情况和我联系，有好处的。我笑着冲他挥挥手。王勇旁边有个正要往亚细亚里面走的女孩诧异地停下脚步，盯着我，她以为我是在向她招乎呢。看着她，我真的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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