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天冬季开支预算，其实是在年初就做好的，是在全年预算内的，现在也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略做调整。”阮大铖说话很有水平，这年初的财政预算，那是总理处决议的，现在厅上在座的人中有不少参与者。
那边朱以海坐在龙椅上, 翻看了面前的一本折子，正是先前做的绍天二年的财政预算，现在一比照，已经有很大的赤字超出了，具体就是年初的预算上，开支还是有些保守。
当然，其实当初收入这块也有些保守。
当初也没想到今年反攻形势这么好，处处用兵，御营更是扩张迅猛。
朱以海看了几眼，把这份报表合上，拿起了另一份，由阮大铖草拟的第四季预算调整计划，以及明年的预算草案。
大体上来说，其实现在财政情况挺好，说出来有些让人意外，毕竟崇祯时全有关内诸省，甚至辽西都还握在手上，却天天哭穷，穷哭了，尤其是最后那几年，整天就在为一个钱字而着急忙慌，甚至乱上加错了。
怎么到朱以海手里却反而不缺钱？还形势大好？
说到底就是另立炉灶，资源重新分配。
基于手里的兵，加上大明的这个老字号招牌，朱以海这个皇帝，在弘光崩溃的混乱之时站出来, 很好的代表了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阶层。
而他走的不是如弘光、隆武、永历等这些南明天子的错路, 没由士大夫和军头们拥立，而是硬是自己拉出人马，打出地盘，一点点由下而上的重起炉灶。
他左手是御营亲军，这是他的新朝功勋近卫，另一手是招纳的士绅官僚地主们，两相平衡，使的晚明以来朝堂完全就被士大夫架空的局面完全改变，特别是在外部的巨大威胁之下，让内部整合，甚至合作有了基本的土壤环境。
所以万历派太监到各地收点矿税，都能弄的沸沸扬扬，被群起围攻，隆庆开海，更是前后折腾了许多年。
万历以后地方年年欠缴，朝廷财政年年亏空，崇祯想按亩加征点银子, 结果反而是没地的农民全反了。
说到底, 就是这些大明天子们，其实圣旨已经难出北京城了。
你再好的想法, 但与整个执政阶层利益都背道而驰时，这好经也就念歪了。
权力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皇权得依靠官僚阶层的执行，而官僚阶层大多出身士大夫地主阶层，当皇帝的政策伤害到这些士大夫地主阶层的利益时，事情就办不成了。
朱以海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他重新构建了权力的另一极，也就是天子御营亲军，这是跟士大夫地主阶层们不同的群体，甚至不是晚明以来的那个卫所边军体系。
这是由年轻热血的士子青年，忠义农民工匠，甚至是饥民难民们组成的，在皇帝的带领下，他们用性命用鲜血用刀枪杀出一条路来，而皇帝对他们也不像以前的皇帝对卫军边兵那样践踏。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武勋集团。
说到底，其实就类似于鞑子的八旗。
正是在政治上有了这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新势力出现后，才能压制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集团，才能重新掌握话语权。
而且由于这御营是皇帝拉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如弘光的江北四镇湖广左良玉，如隆武绍武兄弟时的福建郑氏，或永历时的什么西营、东勋两党的架空挟持发生。
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条件打通外，重要的还是朱以海不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
他是个穿越者，最大的优势不在于他以前是什么身份，而是对这段历史，看的比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透彻，这是后人几百年研究的结果，每一个角落都被研究透彻了。
崇祯一个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年轻天子，哪怕接受的教育再精英，也难逃时代的束缚限制，弘光、隆武、永历等更不用说，就算是郑芝龙、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都一样。
别人都是在那迷雾里摸索着前行，谁也不知道前方究竟路在何方。
前进的道路有曲折，也可能走弯路，甚至跌入悬崖，但朱以海却是只要沿着那条早就清楚的大道走就行。
就如此时，这殿上参与廷议的一众大臣，大都是朱以海的心腹，不管以前是阉党、东林、复社、奸党还是东南海贼郑氏，又或其它，现在他们都被朱以海纳入麾下。
阮大铖做事，比较利落。
直接拿出了具体的数字报告给大家，因为今年形势大好，迅速收复了许多地方，基本上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另外江北地区也夺回许多地方。
而江西、浙江、江南都是钱粮重地，江南去年乱的厉害，但底子好，一经安定，便迅速的恢复起来，今年江南也没大灾，所以夏收过后，大为稳定，眼看秋收又要丰收，各地粮价都是再次大幅下落。
虽说各地都还在打仗，但就如四川贵州，虽然在整军在打仗，但控制力反而在不断加强，新的税赋法推行开来，已经取得不少明显的收益。
“根据如今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统计，今年绍天二年，全年的财收，仅上缴户部国库的，将达到三千万两白银，另还有米麦豆子四百七十三万石，草四百九十二万束，茶叶五十万篦（十斤一篦），此外盐税收入达到八百八十六万两，关税收入一百三十五万两，厘捐收入三百五十万两，另杂税收入六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理处、内阁、六部这些具体办事衙门对这些数字倒是早心中有数了，但谏院、察院这些科道衙门的御史言官们，却还是头次接触到这么具体的数字，震的不轻。
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
好多御史言官一张嘴厉害，笔杆子也厉害，但要说到具体的财税数字这块，其实就不擅长了。
当然阮大铖的报告挺简洁，但数据却也明白。
比如说若拿崇祯朝跟绍天朝的财收对比，就会发现，崇祯朝其实除了田赋、丁银外，剩下的就是江南部份田赋折抵的金花银，然后就是些杂项。
崇祯朝基本上没有工商税收的，能算上商税的，也就杂项里的典铺银子一点点，然后是钞关税，也不多。
至于本来应当占大头的盐税、茶税、关税很少，
甚至是工商市税契税这些，是没有的，明初其实是有的，税率很低，但在崇祯时基本上没有了。
哪怕魏忠贤在天启朝征税，征的也不是工商税，而是杂项，数量也很少。
加征三饷时，也完全就只是按田亩加征，其它商贩铺面都没征。
甚至矿税这样的大头，也基本上没有的。
而绍天朝的这份财收里，前面三千万两，其实基本上就是田赋、地丁，以及地契，还有朝廷出售军屯田、官田，以及官田地租收益。因为搞了摊丁入亩，官绅纳粮，虽现在仅占半壁江山，但这田地重新清量，田赋地丁也基本能如实收上来了，所以很可观，就算部分田赋暂时减免，依然收到很多。
特别是这几年粮价高，折银后收的银子当然也增加许多。
崇祯朝占比很小的工商税、矿税、盐茶税、关税，甚至没有的厘金等，却为绍天朝创收了一千五百万两。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笔收入，就是皇家经营的皇庄，那些皇家店铺、田庄、商队、贸易等带来的收益，以及官营作坊等收益。
这些收益因为不入户部国库，另入两库，所以阮大铖没说，其实这里也是一大笔钱。
另外起兵以来，抄没的那些投降汉奸的财产，接收原来的的官田官铺等产业，全都进入了皇帝内库。
这里其实也是一大笔数字，当然皇帝也会从他的皇庄、内库里拔银子赏赐官民、救济百姓，甚至供军的。
反正皇帝的小金库挺有钱。
崇祯朝，越往后，税越难征，据说实际完征率也就三成多点，所以局势越来越坏，日子越来越难，就算最好的崇祯元年，辽饷实际都只征到了四百八十万两，而次年就只征到二百多万两了。
所以崇祯朝，其实大多数时候，真正一年收上来的税赋银子，也就大约两千来万石粮，加上那么几百万两银子而已。
而现在，绍天朝居然一年收入白银四千五百万两，加各种粮四五百万石。
哪怕绍天朝把大多数赋粮折银征收了，只保留了几百万石漕粮，但数字还是很吓人的。
两朝相距才几年？
差距怎么这么大？
怎么用以前一半的地盘，却收了以前一倍的税赋？
阮大铖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首先当然还是重新清理了田地，统一了征税亩，过去黄册里含糊不清的那些问题大部份清理整顿了，然后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后，实际上纳税主力就是地主士绅们了，欠缴的情况也少了，优免逃税的部份也堵住了。
此外，还是新添了许多税源，最大的税源就是过去的卫所军屯等，朝廷一刀砍掉了过去的各地卫所，把军屯田也都收回来了，既不用再往里填卫所月粮亏空，还能用这些释放出来的大量田地，出售、出租，转而收税收租扩大收益，里外里就是好几倍的差距。
再一个没直接说的，就是这次动荡中，拿下了许多投降汉奸、贪官污吏、黑心奸商，甚至是收回了许多绝户田、无主地等等。
左谏议大夫等阮大铖报告完，率先发问，“既然今年有财收如此之好，那开支应当没有问题才对，怎么阮尚书之前却说支用不足？”
“洪院长别急，接下来我就再来说一下开支这一块的具体情况。所有开支里，最大的一项是军费开支，其中又包括军饷、军械、军粮，以及打仗军费、修城筑堡、建设兵站，以及赏赐、抚恤等几大项！”
“目前我们大明军队，主要分为御营禁军以及地方省镇营兵两块，其中御营又分为北衙的御营诸军，和南衙的京营诸军。
按最新的编制，御营现在共有内三军共二十一镇，以及湖广、福建、陕甘、云贵四个行营，按计划，这内二十一镇，加外四营，都是要完成八千战兵的满额定编的，每镇八千战兵，还要配三千辅兵。
南衙京营也将完成三镇各八千战兵的满额。
另外，朝廷计划今秋起在江西、广西、云南再建三个行营，仍是各八千战兵额。”
“各省则要完成每省两镇，各五千的整编。”
有不少科道御史、言官们已经在那里默默的计算现在朝廷到底有多少兵了。
首先京营三军，就是两万四战兵，九千辅兵，加起来三万三了。
按现在的养军标准，平均一个战兵要合到起码五十两银子一年的饷钱，还没算上其它，仅军饷这块，那京营三军就要一百五十万两一年。
而御营本部三军，现有二十一镇，光战兵就十六万八，辅兵还六万，这加起来二十二万了，军饷一年就要一千一百万两。
行营还有四个，军饷又要二百二十万。
御营京营这二十八镇，就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仅仅是军饷，不算抚恤、赏赐以及军械、粮草、等等开支。正常情况，军饷在这种长期战争时期，顶多占到三分之一，所以翻三倍，那得四千五百万两银子。
算到这就算不下了。
四千五百万两银子啊，皇帝还要再立三个行营，再增三万多兵。
而这还没算上地方上的省镇营兵，辽东、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现在朝廷实际是大概控制了十四个省。
这样一省两镇，那就将是二十八镇，又是二十八万战兵。
身为左都御史的刘宗周，已经忍不住站了起来。
“陛下，如此扩军加厚饷，朝廷就算再翻倍加征税收，只怕也维持不住，臣请求裁军、减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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