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二）·
第十一章小庆
我的儿子，乳名叫做“小庆”。
小庆在婴儿时期，非常爱哭。白天哭，晚上哭，夜里也哭。我初当母亲，常被他哭得心慌意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一切正常，哭是“运动”。但是，小庆“运动”的时间非常混乱，不管是夜深还是清晨，他爱运动就运动。我们那日式小屋，完全不隔音。父亲辛苦了一天，夜里被小庆惊醒，他就叹着气问我：
“你为什么让他一直哭呢？你会不会带小孩呀？”
我是不会带呀！抱着儿子，我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哄他、哀求他：好儿子，别哭了！少运动一点呀！儿子听不懂，他仍然运动他的。母亲对我直摇头：
“唉！如果当初考上了大学，何至于现在要受这种苦！都是任性的结果，以为结婚很好玩呢！”
我并不觉得带孩子是一种“苦”。可是，因为我的孩子，而让父母受苦，这才是我的“苦”。那时，父母家中，麒麟去高雄做事，小弟去台中读书，只有小妹在家。小妹仍然是最优秀的小妹：小学拿了十二个第一名，考上了一女中，又连拿了好几个第一名，这年正要进高中，每天捧着书本，用功得不得了。我儿子一哭，我母亲就着急：“别让他老是哭了！别让他吵着小妹呀！”
我急忙抱着儿子，冲到院子里去。一面摇晃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着满天星辰，心中低叹着：
“庆筠，你在哪里呢？”
庆筠没有回答。儿子仍然哭，我就跟着哭。
儿子是我的希望、快乐，和爱！但是，那段时间中，我却怕极了儿子哭，每次他一哭我就会跟着掉眼泪。父母对我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我觉得我这样拖累娘家，实在是“罪该万死”！我怎么总是把自己弄成“罪该万死”的情况呢？
庆筠正在“周游列国”。他这次出国，并不是出去深造，也不是出去考察，而是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会”，出国去巡回表演。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道德重整会”到底在做些什么。只知道庆筠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在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到处跑。庆筠出国时期，铝业公司照发他的薪水，我应该没有经济的困难。可是，我对于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非常不安和歉然，就把这薪水，全部交给了母亲。这样，当小庆需要奶粉、衣服、营养品、医药等的开销时，我又捉襟见肘了。偏偏庆筠从国外来了封求援的信：
快寄一点美金给我，因为我没钱用了！
怎会有这种事？他在国外，却要我寄美金给他？原来那“道德重整会”常常发不出零用钱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要靠家里“支援”。我这一下傻掉了，总不好意思向母亲要回庆筠的薪水。抱着儿子，我又开始写稿子。
有一天，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在写稿。写着写着，儿子开始哭。我正写得顺手，不愿停下来，我让儿子“运动”，自己的右手也飞快地“运动”，脑子也不停地“运动”……正“运动”得浑然忘我，母亲怒气冲冲地在我书桌前一站，对我疾言厉色地说：
“你如果想当作家，就不该这么早生儿子！既然生了儿子，就丢掉你想当作家的梦！你这样只顾写作，让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一惊停笔，抱着儿子，惶然不知所措。那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又从头到脚地罩下来。我无法为自己解释，只感到走投无路。当晚，我把头埋在儿子的襁褓中，祈求地对他低语：
“儿子，你不能这么爱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为我们两个，为你的父亲，做一点事吧！”
说也奇怪，儿子那晚不再哭。我奔回书桌前，飞快地继续我的小说。那夜，我写完了那个短篇。至今记得那篇小说的题目：《情人谷》。这篇小说在如此仓促之下完稿，写得并不好，但很快地发表了，很快地拿到稿费。发表的杂志，与我后来的生涯有极大的关系，那本杂志名叫《皇冠》，那是我第一次给《皇冠》写稿。拿到稿费，马上换了美金，寄去给庆筠。
我的生活，就这样，又陷入艰苦的挣扎里。庆筠很勤于给我写信，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刚离开没多久，他来信中有这样的一句：
让我们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去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
我好感动。抱着儿子，我在他耳边悄悄背诵。后来，他的信中常常提到国外的所见所闻，我也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新鲜。一次，他信中忽然有了“愤世嫉俗”的味道，很悲观消极，他写：
到了国外，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台湾是多么渺小！凤凰，我告诉你，以后我们不用去争取物质生活，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不论怎样进步，也不可能追上欧美的水准！我们太落后了！看到别人的进步，会让我感到无望和自卑（庆筠一定没有料到，今日的台湾，不但已追上了欧美，有些地方甚至凌驾了欧美。）
其实，从这封信中，我就该看出一点端倪。这次出国，带给庆筠的冲击确实很大。他离开时，是个积极、有信心、有热情的年轻人。虽然也有些“愤世嫉俗”的意味，却不严重。他回来时，一切思想看法，都有些变了。变得最多的一点，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和天真了。
庆筠回来时，小庆已快满周岁。
我带着满怀的喜悦，带着我们的儿子，带着“百年相守的美景”，飞奔到机场去迎接庆筠。我们总算把这一年熬过去了。再相见时，我们手握着手，泪眼相看，真觉得恍如隔世。庆筠抱着他的儿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简直不相信这个“胖小子”，就是他离开时，尚未出世的孩子。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团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说不出的辛酸。至于别后种种，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完的！
我怎样也没想到，这次的团聚，却是日后分手的序幕！人生的路，不知道为什么，我所走的，特别崎姐。
第十二章痛苦的婚姻
我们一家三口，又搬回到高雄去住了。这次，我们总算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住，这房子也很奇怪，是两层楼，却只有两间房，楼下一大间是客厅兼书房，楼上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我和庆筠，终于拥有了两张书桌。他在楼下写，我带着儿子在楼上写。
庆筠继续他的上班生活，写作都是晚上的事。但是，在国外这样东奔西跑了一年，再要收下心来，去过如此“孤独”的“写作”生活，他骤然间无法调适他的脚步。再加上，他走的时候，儿子并未出世，我和他两人共有一个小天地。他回来时，儿子已经一岁，正是又吵又闹又需要人一步一扶的时候。假若庆筠曾和我共同度过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他一定比较能适应儿子。但他跳掉了那一年。现在，突然间，我变成一个母亲，注意力全在儿子身上，等儿子好不容易睡觉了，我就冲到书桌前去“写作”，我忙得简直分身乏术，对庆筠，我难免疏忽。
如今再回忆起来，我和庆筠的婚姻，一开始可能就是个错误。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认识的时间又很短暂就结婚，彼此了解都不够深入。但，我们婚姻中真正的致命伤，是不该轻易离别，更不该双双执迷不悟地写作。
重回到我身边的庆筠，对“写作”的“使命感”更加强烈。在国外走了一圈，他心有所感，极力想写一些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这种“使命感”把他煎熬得很苦。当他在“煎熬”中时，我无法分担他的苦恼，也无法入眠他的世界。我忙儿子、忙家务、忙自己的写作就忙个没完。我顶多能做到的，就是抱着儿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让他耳根清净，让他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利用。
我和儿子在外面玩了两小时，回到家里，他桌上的稿纸仍然空白，写了字的稿纸，全在字纸篓中，堆了满满一字纸篓。而他，头发凌乱，眼神落寞。
同一个时期的我，却写了好多篇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皇冠》，都能刊载出来。《皇冠》的稿费不高（我后来才知道，这本杂志是如何惨淡经营的）。稿费虽不高，对我的生活，却已不无小补。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发表的园地。我的中篇小说《寻梦园》《黑茧》《幸运草》……都是这时期发表的。有一天，我居然收到皇冠社长“平鑫涛”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样几句：
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小说，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每期给《皇冠》写一篇稿？长短字数都没有关系，《皇冠》篇幅大，可容纳较长的文稿……
我捧着信，雀跃三丈。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我把信拿给庆筠看，简直“得意忘形”。庆筠看了信，十分纳闷，他总觉得我的小说写得很没“深度”。这样没深度的作品怎会有人邀稿！他立刻把我发表的那些中篇小说，拿来重读一番。看完了，他把杂志丢在桌上说：
“你不过是在说故事而已！”
“对！”我承认，“我就是在说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说得很好！”他又批评。
“对！”我仍然承认，“不过，我会慢慢进步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写这些没深度的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他气冲冲地说，“如果你以此为自满，你就完了！你会陷在流行的、通俗的窠臼里，再也跳不出来！”
我有些受伤了，抬头看他，我语气不佳：
“你去写那些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不朽名著，让我去写没深度没格调的故事！我只想说故事，只爱说故事。我才气不高，学问不深。能写得出来，能有地方发表，我就很满足了！”庆筠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生气。他整晚坐在桌前想心事，偶尔涂涂写写，又都撕掉。第二天他去上班，到下班时没有回家，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前等，越等越心慌。怕他出事了，怕他骑车太快了，怕他被车撞了……夜越深，我越怕。最后，我铁定他出了意外，哭着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公司早就下班，没人接电话。我又哭着打给麒麟，麒麟在工厂上班，或者知道下落。麒麟一接到电话就问我：
“你是不是和他吵架了？”
“没有！”我哭着说，“我没有跟他吵架？？”
“安心啦！”麒麟喊，“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事的！你回家去等就对了！”
我只好抱着儿子回家。午夜，庆筠回来了，我听到脚踏车声，就冲到门口去看他，一看他四肢俱全，完完好好，我竟“哇”的一声哭出来。庆筠把我一把抱住，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猜到你会着急。我只是和几个朋友去玩桥牌，不知不觉就玩晚了！”
我惊魂甫定，身子还在颤抖。那时候，家里都没电话，联络起来本就不便。丈夫一夜晚归，我似乎也犯不着小题大做，只要他安好，就什么都算了。我拭去泪，虽然心底仍然委屈，却也不再多说什么。谁知道，这种“晚归”，竟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了。
那年，麒麟和他的女友小霞结婚了，也定居在高雄，我们双胞胎都已成家，又住在同一个城市，时相往来，实在是件很好的事。但，我和庆筠的感情，却开始陷入风风雨雨之中。
庆筠常常下了班就不知去向，归家时已是夜深。头几次，我会哭、会着急。次数多了，我不再着急，却化为一股怒气。年轻的我，脾气一向就不很好。现在，身上的工作又十分沉重。小庆已牙牙学语，而且飞快地学走路。小家伙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爬高下低、跳来跳去，简直没片刻安静。我每天仅仅带他，已经筋疲力尽，何况我还要抽出能抽出的每一分钟，去写一些东西。现在，我写的作品，几乎大部分都能发表了。我有好几个固定的地盘，是从不会退我稿的：一家报纸的副刊、香港的一本文学杂志，和台湾的《皇冠》。我每月只要勤于耕耘，就会收到相当不错的稿费，这对于我的生活和写作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我就写呀写的，几乎没有停。
我最大的错，是从没有去体会庆筠的“失落”。当他夜不归家时，我就生很大的气。我骂他没有责任感，没有良心，既不是好父亲，更不是好丈夫！他被我骂急了，就怒冲冲地吼了回来：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能赚几个臭稿费，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如果我不是要上班养活你，如果我像你一样，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写作，我早就是大作家了！都是你！都是你！你害惨了我！你谋杀了我的写作生命！我会夜不归家，就因为你！因为我苦闷，因为我不要回家面对你！”
这太残忍了。夫妻一旦吵架，常会说些最刻薄的话，但是，这些话也正流露出对方的心态。他这样一吼，我就被打倒了。我踉跄着往后退，又气又急又伤心，眼泪就夺眶而出。一面哭，一面就去抱儿子，要抱着儿子冲出家门，永不回来，免得让他看了讨厌。我抱着儿子跑，儿子看我哭，他也哭，用小手摸着我的眼泪说：
“妈妈哭哭，小庆哭哭！”
儿子这样一说，我更是泪不可止，那场面实在惨烈。我抱着儿子奔到房门口，庆筠一下子拦过来，把我们母子都圈在他的臂弯里，苍白着脸说：
“不许走！不要走！我吵架说的话，你怎么能认真？你们母子两个，是我整个的世界呀！我什么都没有，连写作都没有，我只有你们两个！难道连你们两个，也要遗弃我了吗？”
我站住，然后哭倒在他怀里。听了他这种话，我怎么忍心走？走，又走到何处去？我不是下定决心，要和他恩恩爱爱过一生吗？我们不是要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来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吗？连离别的日子都挨过了，怎么相守的日子反而如此悲惨呢？
我收住步子，不走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情况，却每况愈下。
第十三章二十五岁
那年冬天，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
在写《窗外》以前，我尝试过很多长篇的题材，写了《烟雨蒙蒙》的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也写了许多其他的第一章，就是写不出第二章。总觉得心头热烘烘的，有件心愿未了。最后，我决心写《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我终于醒悟，我的第一部长篇，一定要写我最熟悉的故事，我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
写《窗外》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翼翼。我不敢让庆筠看到我的原稿，怕他又翻出我的过去，来和我吵架。所以，我都利用他上班的时候去写。
小庆在一岁七个月大的时候，已经能跑能跳，能言善道。我为了要写作，只好每天上午，都把他送托儿所。小庆不喜欢托儿所。每天早上，托儿所的车子来接他的时候，他都会抱着我的腿不放。我必须用最坚强的意志，来克服我的“不忍”。每次把他拉上幼儿车，他就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惨烈地哀叫：
“妈妈呀！我要跟你在一起！妈妈呀！我不要去学校！妈妈！小庆乖乖不会闹……”
车子走了好远，小庆的哭叫声仍在我耳边萦绕。我掉着眼泪，冲上楼，面对一沓空白稿纸，我含泪对稿纸说：
“如果今天上午，写不出三千字，我就对不起我那可的儿子！”坐下来，拭掉眼泪，不敢浪费时间来哭泣，我马上提笔写作。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每天都能写出三千字。到了中午，幼儿车的铃声一响，我就飞奔下楼，奔出大门，奔向我儿，把他紧紧紧紧地搂在怀里，对他不住口地说：
“对不起，儿子。妈妈好狠心，是不是？但是，你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写了三千字呢！”
整个下午，我不写作，陪儿子玩。晚上，我也不写作，把时间留给庆筠，我还想挽救我的婚姻。但是，庆筠从“晚归”，更进了一步，有时，他会“彻夜不归”了。
庆筠下班后的去向，终于露了底。
原来，铝业公司职员众多，又有工厂，工人也多。每天下班后，就会有些职员和工人，在空无一人的工厂中打扑克，赌一点小钱。庆筠那时，正心情苦闷，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不满，对自我的前途，又充满了无力感。眼看我拼命地写，且能发表，他自己的挫折感就越来越重。（可惜，他这种心态，是我在多年后才分析出来的。当年的我，对他真是又气又恨又伤心，根本没有情绪去分析和了解。）在这种种因素下，他就逃遁到那个扑克桌上去了。
起先，只是小小地玩一下，慢慢地，就像鬼迷心窍一般，会越玩越大。庆筠天生就不是赌徒，他根本不会赌，也不擅赌，十赌九输。他输的数字，现在想起来，实在没多少。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的生活费、儿子的奶粉费。他输了，就觉得没办法回来面对我，于是，只好再继续赌下去。就这样，他常流连于外，而我，却在一次一次的等待以后，越来越绝望，越来越灰心。（后来，有许多报章杂志，报导我这次失败的婚姻，都归咎于他的“赌”，其实，这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会去赌，我也要负责任。而且，他这一生，也只有那么短短一段时间，曾迷失于“赌”。我们的婚姻会失败，是由很多很多原因堆积而成，赌只是其中极微小的一部分。）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
在我过生日的前几天，庆筠告诉我，他要戒赌了。他要把一个全新的庆筠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他还说：
“自从我回国之后，我所有的表现都差劲透了！我不只让你伤心，让你难过，连我自己都恨透了这个我。凤凰，我们再重新开始吧！不要放弃我，不要想离开我，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我也不怨天尤人了，我要好好地写作，和你一样努力去写。我们结婚时的信念还在，请你，不要对我失望！你过二十五岁生日，我们就以这一天作为全新的开始，我要请麒麟、小霞，还有诸多好友，来为我的话作见证！”我那时对于庆筠，心已经冷了。不只是因为他赌，更大的原因，是他对什么都不满意，整个人生显得非常消极。他看不起我的写作，自己又没有写出超越他自我的作品来。每次一吵架，就说我害了他，我和孩子拖累了他，使他无法一展雄才。这种话的杀伤力太强了。我相信，我也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彼此的伤害一深，心里的“积怨”就不少。那时，我真的常常在考虑离婚。庆筠也知道我的心意，知道我正在挣扎和矛盾中。
当他和我说了上面那一大篇话之后，我又感动了。想想看，我自己也有诸多不是。我很情绪化，很小心眼，又孩子气、又任性、又爱哭。是我不能保持一张欢笑的脸，是我无力拴住丈夫的心。这样一检讨，我不能只责怪他而不责怪自己。于是，我答应了他，相信了他，我们要一起努力，去重新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
庆筠很高兴，他立刻去请了好多他的朋友、麒麟夫妇，整整有一桌客人，来我们家吃晚餐，为我庆祝生日。当然，那天也是麒麟的生日。
可是，这么多人来吃饭，做饭的工作还是我的。我一向不擅长于厨房工作，这么多人来吃饭，对我实在是件苦事。庆筠拍着我的肩，笑嘻嘻地说：
“没有关系，我下午就请假回家帮你！我会从餐馆里，带两个现成的菜回来，你热热就可以吃了！”
“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总得有个人带小庆，我不能又带他又烧菜！”
“你放心！”他兴冲冲地看着我，“我们的‘新开始’，我怎会把它弄砸呢！”
于是，我生日那天到了，庆筠一早去上班，告诉我中午就回来。小庆去了托儿所，我赶快去买菜。回来洗洗切切，忙忙碌碌。中午，小庆回家，我只有带着他，无法进厨房，因为我家厨房极小，我怕炉火热油会伤到孩子。我们母子，站在大门口左等右等，庆筠人影俱无。到了下午五点，他仍然不见踪影，幸好麒麟和小霞赶来，我赶快把小庆交给麒麟，小霞和我一起下厨。
六点半，客人全来了，庆筠仍然不见踪影。
七点半，我和小霞把菜全搬上桌，我累得满头大汗，心中绞痛。我想笑，却完全笑不出来，眼泪始终在眼眶里打转。满桌宾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动筷子，也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些好友，对我和庆筠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且，他们都是奉庆筠之命，前来为他作见证的！到了八点，我含泪请大家先吃，不要等庆筠了，麒麟眼睛一瞪，大声说：
“不行！今天一定要等他回家，大家再开动，看他能晚到几点回来！看他如何向我们大家交代！”
麒麟这样一说，大家都不肯吃。我们一大桌人，就坐在那儿默默地等。到了九点钟，麒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骂了一句：
“岂有此理！”
我心想，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呀！是他要帮我过生日呀！是他请的客人呀！是他要“新开始”呀！怎么可能不回家昵？我又颤栗了，害怕了，担心了，我喃喃地说：
“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出了车祸？”
麒麟瞪了我一眼说：
“你放心，我去帮你把他‘捉’回来！”
麒麟说完，冲出房子，骑上脚踏车就如飞而去。我们满桌子人仍然没人吃东西，没人说话，小庆倚在我肩上睡着了。小霞悄悄把他抱过去，抱上楼，送到床上去睡。我傻傻地坐在那儿，心里疯狂般地想，一定出事了，一定撞车了，一定发生意外了……
九点半钟，车铃响，麒麟和庆筠在众目睽睽下，一起冲进了房间，麒麟嚷着：
“凤凰，我把他给押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庆筠。庆筠显得狼狈极了，他头发零乱，衣衫不整，脸色苍白，满脸的胡子碴。他面对着我，手足失措地说：
“今天发了薪水，我就去玩了玩，我没有输，钱在这里……”
他一面说，一面掏口袋，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零散的钞票，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沓零散的钞票，再去翻衬衫的口袋，又去翻长裤的口袋……从每个不同的口袋里，掏出了左一沓右一沓的散钞，握了一大把，直往我的手里塞，说：
“你看你看，我还赢了一点呢！”
那晚的我很没有风度，我顾不得满屋宾客，我把钞票往地上一摔，就飞奔上楼。拥着我的儿子，我整晚在那儿哀怜着我的婚姻。我不肯下楼，也拒绝吃饭。心中最大的痛楚，不是他的赌，而是，当他在那儿左翻口袋、右翻口袋的当儿，我才蓦然醒悟过来，当初那个胸怀大志、雄姿英发的庆筠，已经变了！那个虽然贫穷，却豪气干云的庆筠，确实不见了。难道，我真的“谋杀”了庆筠吗？那个有着“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胸襟气度，有着“天地一沙鸥”的诗情画意的那个年轻人，如今到哪里去了？难道一个错误的婚姻，竟会把一个优秀的青年给害了？
我不寒而栗了。如果是我把庆筠害成这样，我真是罪不可赦呀！我这一生，有两次的生日，终身难忘。一次是二十岁，一次是二十五岁。两次生日，都让我心碎，都让我痛楚莫名。
第十四章《窗外》出版，愁云满天
二十五岁生日过去没有多久，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终于完成了。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毅力去完成它！而且是在这种风风雨雨的生活中去完成的！
捧着一大沓《窗外》的原稿，我虽然有初完稿的喜悦，却有更多的茫然。二十万字呢！什么刊物会接受它呢？如果它去“周游列国”，恐怕邮费都不是小数字，我把稿子压在家里，开始写信给各报副刊，问一问有没有编辑愿意“过目”一下。一星期后，回信纷纷而来，都是“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无法容纳”，居然没有编辑愿意看它！
就在这时候，有天我出门回家，发现庆筠正在全神贯注地翻阅《窗外》原稿。我心中评然一跳，心想战争又要开始！谁知，庆筠放下了稿子，抬头看着我，严肃地说：
“这是一部好小说！你让我嫉妒！如果我再不奋起直追，你会遥遥领先的！”
我松了好大的一口气，真感激庆筠，没有因我写《窗外》而和我吵架，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问：
“这里面写的是我自己，虽然十四章以后，都是杜撰，里面还是有你的影子，你不会生气吗？”
他郑重地看着我，诚挚地说：
“让我告诉你，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多半都是自传！你千万不要让这点来困惑你，只要问，你有没有写好它！至于我……”他微笑起来，“我如果连这点胸襟和气度都没有，我还配当你的丈夫吗？我还配谈写作吗？”
我好感动。庆筠就是这样的，当他理智的时候，当他不自卑的时候，当他想发愤图强的时候，他真是个可爱的人。那一瞬间，我想，我们还是会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只要我们彼此都能迁就一点，都能牺牲一点！我们还是有“百年相守”的美景！
报社都不愿过目我的《窗外》，我想来想去，唯一的可能是《皇冠》杂志。当时，《皇冠》正在扩版，增加了一个专栏叫“每月一书”，可以一次刊完十万或二十万字。所以，我就把《窗外》付邮，寄到《皇冠》去了。
人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有命定呢？我这样一寄，真是万万也想不到，我以后的生命，就全部改写了。
《窗外》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平鑫涛寄来的一封长信，他的字如天马行空，一手好草书，却“草”得太厉害，三个字里我有两个不认识，连看带猜，看出这样几行：
收到《窗外》，连续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终于一口气读完。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猜作者本人，必在书中。写得如此真实，令人深深感动。《皇冠》获得此书，十分荣耀，已决定在七月份《皇冠》上，一次刊出……
我捧着信，雀跃不已。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平鑫涛，颇有知遇之感。我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又是他接受的！他真是个有慧眼的人呢！我还没从兴奋中恢复，他又来了第二封信，热心地和我讨论书中的几个细节是否需要修正。我来不及回信，他又来了第三封，建议我改写第一章，让主角先跳出来。（我的初稿中，第一章是许多女学生一齐出场。）我接受了每一项建议，重改我的《窗外》。
一九六二年七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发表在《皇冠》杂志上了。两个月后，这本书发行了单行本。我首次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自己的书陈列着。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我悄悄地在书摊前逛来逛去，偷偷看着那本书。看到居然有人去买书，我兴奋得心脏评怦乱跳。晚上回家，做梦都会笑。
平鑫涛的信，如雪片般飞来：
第一版《窗外》，已被抢购一空，现正再版中……
第二版《窗外》，又已售完，现在赶印第三版，已决定一次印五千本……
第三版《窗外》，又快卖完了。你在忙些什么？难道没有新作问世，不准备“乘胜追击”吗？……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不休地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糅着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着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地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着父母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分了！”他伸出手给我，慷慨地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筠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狼狈而踉跄地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地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地说：
“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地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
几天之后，我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地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地注视着他，我沉痛地说：
“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着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地看着我，试着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地用手抱着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着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着他，悲哀而无助，我说：
“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地问。
“离婚！”
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地盯着我，一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筠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
“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
第十五章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地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拼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地催我去台北，信中说：
不要漠视大众传播的力量，也不要辜负电视公司善意的安排，更不要让你的读者失望，许多读者，都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听听你的声音……
庆筠说他会带小庆，叫我放心地去台北。他微笑地看着我，淡淡地说：
“反正，有个出名的太太，丈夫是要付代价的！”
我听出他语气中的落寞，却感到无能为力。哎！我奉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地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地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
“怎么会认出我来？”
“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着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
“什么电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
“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份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杂志社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着我。我称呼他“平先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着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
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须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映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地听。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地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夕卜》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足勇气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哪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地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地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
第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访问前，就一直给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天！
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着他的儿子，想着小庆，我自然而然地谈起我的家庭、我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只是淡淡地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人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入眠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地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卖出去。我骑了脚踏车，载着《皇冠》，到一个个书摊去，请他们寄售，他们连寄售都不肯！有几家勉强接受了，却把《皇冠》丢在地上，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从书堆里挖出来，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这种破杂志，没有人买的啦！’我听了真伤心。一个月后结算，只卖掉五十七本！我们四个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个月，赔得惨兮兮，三个都退出了，只有我坚持。每个月都骑着脚踏车自己发书，书太重了，骑到后来，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
我听了，实在非常震动，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是如此艰辛创办的。假若没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已经“早生华发”了。然后，我们又谈到《皇冠》杂志的现状，说也不信，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艰苦，由于利润太少，始终都是“惨淡经营”。鑫涛手下，只有一个职员，厚厚的一本杂志，从看稿、编辑、美工、印刷，到校对，他样样都要做。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起来：
“真不容易，现在已熬到第九年，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
很大的恭维，我笑了，满怀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
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回高雄，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上了车，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说：
“一点小礼物，回家以后再拆！”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收下了，一路都没有拆封。回到家里，庆筠迎了过来，满脸困惑地对我说：
“嗬！好奇怪的事，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
我奔过去一看，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四声道立体声的，简直太奢侈了！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我就和音乐绝缘了。此时看到电唱机，实在惊讶极了。电唱机上没名片、没卡片，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牛皮纸口袋，匆匆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杳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扎特！我翻弄着唱片，一张小纸条掉下来，鑫涛那天马行空的“草书”，草草地写着：
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深觉惭愧，稿费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撑持得相当辛苦。一架落地电唱机，是从闲谈中，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请看在特意让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笑纳吧！
我衷心感动，不只为了唱机，还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细心的安排，实在是个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后，我笑着问鑫涛：“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地送唱片、送唱机，有没有心怀不轨呀？”鑫涛正色回答：“别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觉得太抱歉了，想补偿你一些稿费，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比较爱古典音乐，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机的点子！”然后，他又笑笑说：“虽然没有‘心怀不轨’，倒的确是‘用心良苦’呢！”）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恼地凝视着我，说：
“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著。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
“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地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地走下去！我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地盯着我，沉痛极了。“你现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
他悲怆地说着，落寞地、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儿子，对着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第十六章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
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
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只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地、笃定地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只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
“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
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地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
“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
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地惆怅。毕竟，庆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
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着稿纸，会忽然悲从中来，抱着儿子，也会情不自禁地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地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地“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
我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地说，眼光逼视着我。他浑身上下，又带着那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地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地问她们在干什么，女学生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来，我们要上学呀！只好到报社来买！’社长问她们要看什么大新闻，她们说：‘《烟雨蒙蒙》呀！’社长惊愕地走进办公厅，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
我笑了，对鑫涛点点头说：
“你编故事，也编得满好听的！最起码，可以治疗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这种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鑫涛一本正经地说，眼光显得严肃起来，“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诉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联副’刊载《烟雨蒙蒙》的时候，报社里没有人知道琼瑶！但是，今天我们报社开编辑会议，会议中，大家居然提出来：‘我们怎么不去争取琼瑶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长篇，‘联副’没有你的长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视着我，一瞬也不瞬地。“琼瑶，”他清楚而有力地说，“《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能挤上‘联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现在‘联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为，这对你太重要了，仅仅一本《皇冠》，不够来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写不出来呀！”
“你写得出来！”他重重点头，毫不怀疑地，“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长篇来，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给你十五天的时间！”
“那么，那么，”我开始心慌起来，“《几度夕阳红》怎么办呢？”
“《几度夕阳红》不能停，你要做一个计划，半个月用来写《几度夕阳红》，另半个月写新长篇，两部小说同时进行！”
我愕然地看着鑫涛，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他真认为我有这种能力吗？我自己却不能肯定。鑫涛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内练习枪战的小庆，他说：
“你需要雇一个人，来帮你烧饭带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埋没在厨房里的！明天，我去帮你物色一个用人！”
“我……我……”我结舌地说，“我用不起！”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
“你用得起的！将来，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须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地写！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哀悼你的婚姻或过去！”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地写我的新长篇。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地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地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
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
“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也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母亲默默地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
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版，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
第十七章“梦想家”与“实行家”
就这样，我开始当一个“职业作家”。
我的书，都在皇冠出版社出版，每一本的销路都还不错。鑫涛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我惊奇地发现，我每个月都有相当好的收人，足以应付我的房租、阿可的薪水，以及我和儿子的衣食住行。这真是个奇迹！
一九六五年，母亲也去新加坡了，小妹搬来和我同住。小妹那时已从一女中保送到台大物理系，是台大的高材生。我的小妹，真是个奇才，我父母在我身上找不到的希望，都可以在小妹身上找到。此时的小妹，情窦初开，和同班同学“阿飞”正在恋爱，幸好父母都在新加坡，鞭长莫及。我给了他们两个最大的支持，让他们顺利地相爱下去，小妹真是幸运。如果母亲在台北，我相信，以母亲对小妹的爱，她一定又会像母猫叼小猫般惶惶不安，不见得会让他们如此自由。（阿飞也是台大高材生，非常优秀，可是，在我母亲眼中，任何人追小妹，可能都不够资格！）
我们那栋日式小屋，终于被师大收回，没多久，就拆除了。日式房子逐渐成为过去，台北街头，新建的公寓及局楼大厦一栋栋地耸立起来。一天，鑫涛来我家付版税给我。付完之后，他看着我说：
“现在，你应该分期付款，去买一栋公寓，总不能一辈子租房子住，太没安全感了！”
我吓了一跳。买房子？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最奢侈的梦中才有这样的梦。
“我怎么买得起？”我惊愕地说，“房子好贵呀！”
“就在这附近，正在盖一批四楼公寓，你不妨去看一看！至于买得起或买不起，我想你不用担心，你的版税足以支付头期款！以后的款子，你可以写新书，你源源不断地写，稿费和版税就会源源不断地来！”
“这个道理我懂，”我忧愁地说，“可是，写作这行业和别的工作不同，我不一定能够源源不断地写呀！”
“哦，你能！你当然能！”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看了你最近的作品，我敢肯定，你的写作生命还在开始阶段，你最大的财富，是你的年轻！我保证，你会有源源不断的作品问世！”
他保证？他保证我可以写下去？世界上怎有像他这样的人呢？他像火车头里的煤，燃烧着、催促着火车头往前开。我不开都不行呢！于是，房子订下来了。我开始写我的新小说《船》。
过了几天，鑫涛又对我兴冲冲地说：
“你的《六个梦》，卖给‘中央电影公司’拍电影，如何？他们出的版权费不高，但是，对于你，这是另一种意义，许多不看小说的人，他们看电影！”
“好还是不好呢？”我不解地问，“电影失去了文字的魅力，会不会让小说走样呢？”
“走样是一定走样的！”鑫涛说，他热爱电影，虽然他的工作忙得不得了，他仍然经常往电影院跑，“电影是另一种艺术，它会把属于平面的书籍变成立体，你可以看到你笔下的每个人物活起来，生动±也、真实地演出你给他们的生命！这是太大的刺激，如果我是你，我会把每本书交给他们拍电影！”
他的兴奋立即传染到我身上，我卖了《六个梦》。中影选了《追寻》和《哑妻》两篇，拍成两部电影。电影推出那天，戏院门口水泄不通。我坐在电影院内，看到婉君和三兄弟纠缠不清的爱，自己深受感动。这才了解，鑫涛说“笔下人物活过来”的滋味。从此，我就迷上了把小说搬上银幕，几乎每一部著作，都改编成了电影。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写一写我和鑫涛。
鑫涛这人，在基本上，和我的个性大不相同。我是一个标准的“梦想家”，整天生活在“云里雾里”。我编织小说、编织故事，自己也生活在小说和故事里。我永远带着一份浪漫的情怀，去看我周围的事与物。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美化感情。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我全部加以美化，而且很迷信我所美化的感情。所以，我这个人是很不实际的、浪漫的、幻想的、热情的。有时甚至是天真的，不成熟的。
鑫涛，他是个标准的“实行家”。他也有很多的梦想，他会把这些梦想一个个去实现！他很努力地工作，用很多心思去计划如何突破、如何进步、如何改善。他就像一堆燃烧的煤，是原动力。他不能忍受“停止”或“后退”。他永远在前进，每个未来、每种事业，对他都是挑战，他就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冲、冲！在冲的时候，他偶尔会碰头，碰了头也没关系，他转个方向再冲、冲、冲！反正，非冲到他的目的地不可！
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遇到我这样一个人！
他和我，建立了一个最好的合作关系。我忽然有个惊奇的发现：我尽管生活在云里雾里梦里幻里，身边却有个人，常把我这些云呀雾呀梦呀幻呀……统统接收，再一件件地把它变成“真实”。这简直像变魔术。我笔下的人物会“活过来”，我梦想的书会“出版”，我除了“写作”可以不管“家务”，我还能住我自己的“房子”、听电视里的歌星演唱我所写的“歌”……这实在奇异极了。
鑫涛，他成为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我的“出版人”，也是我的“经纪人”；他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评审”；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板”；他是我小说的“支持者”，也是我梦想的“实现者”……我们开始受彼此的影响。我变得倚赖他、信任他、顺从他。他变得也会做梦，也会糊里糊涂起来，当我在云雾里的时候，他也会陪我钻进去，去体会“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境界。
我的境界不太实际，他跟着我钻进去，居然也会像云一样飘起来。我把他带进我的每一本小说，让他接触我笔下的人物，而每个我笔下的人物，总有一部分是“我”。他对我认识得越多，就越加迷糊起来，他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这样带着满脑子的梦幻、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人，怎么活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
“在这世界上，像你这种人，老早就应该绝种了！”他说。然后就悚然一惊地说：“不行不行！如果你绝种了，我怎么办？”
当他说“我怎么办”的时候，我有些惊怔了。二十七八岁的我已不再年轻，在感情的道路上，什么大风大浪都闯过了，什么甜酸苦辣都尝过了，什么悲欢离合都挨过了。我对爱情的讯息并不陌生。我蓦然间心惊肉跳，再也不能让自己掉进这样的苦海里去！再也不要沉没，再也不要挣扎，再也不要矛盾和痛苦，再也不要！我想回避，想逃，想躲，想跑开……但是，这种醒觉已经来得太迟，当我们彼此都发现情况不妙时，我们已经深深陷入了。
第十八章生死一线的体验
那年，小弟和麒麟双双考上了留美考试。在那个时代，出国读书是一股狂澜，几乎人人都想出国，不论生活多么贫困，仍然千方百计地要出去留学。许多父母，倾家荡产地为儿女筹措学费，送子女去读书。似乎只要能达到出国的目的，就是一种成功。事实上，国外的生存竞争非常强烈，出国的年轻人并不见得都学有所成。可是，在这股“出国热”的狂澜下，大部分的年轻人全卷了进去。
我的两个弟弟也不例外，他们念英文、考留美、申请学校，等到他们都拿到美国大学的人学许可之后，才来考虑经济问题。我身为长姐，见他们这样热衷，就开始帮他们筹备旅费和学费。一九六六年，我先送走了麒麟，第二年，我又送走了小弟。
一连送走了两个弟弟，我颇有离愁。在生活上，难免又拮据起来。写啊写啊，写作不仅仅是兴趣，也是我唯一能仰赖的赚钱方式。这时候，我的写作已很受欢迎，许多报章杂志，纷纷前来邀稿，并出高稿酬，来争夺琼瑶稿子。而我，感激鑫涛当日的“慧眼识英雄”，更感激他给予我的鼓舞和支持力量，我始终不愿离开皇冠，我的书，一直由皇冠出版。大部分的小说，也都发表在《皇冠》上。那一年中，《皇冠》的销售量节节上升，由几千份跃升到几万份，鑫涛常对我说：
“皇冠有了你，才开始起飞了！”
其实，这话对我太恭维了。皇冠会一日比一日好，原因很多很多：印刷的改良、品质的提升、作家阵容的坚强，以至于编排的考究，都在其中。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有许多成功的要件。可是，我成为皇冠的基本作者，却是事实，我和鑫涛，像千里马和伯乐，彼此的配合，已密不可分。
这种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使我和鑫涛不可避免地要常常接触，接触越多，也相知日深。但是，我虽然带着叛逆的性格，基本上，我仍然有牢不可破的传统道德观，因为他有妻子儿女，我竭力和他保持距离，不肯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破坏者。鑫涛深知我心，也尽量压抑他自己。这种压抑，像火山爆发前的隐隐震动，双方都深感危机重重。却不知如何去解救这个危机。
就在这时候，父母亲从新加坡返回台湾，因为师大已收回了父亲的宿舍，我就把父母接来和我同住。再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满心喜悦。我一直不是一个能让父母引以为荣的孩子，此时的心态，非常复杂，真希望能博得父母的欢心。
我把我家隔壁的房子买下，和我的房子打通，并成一户。这样，父亲有他的大书房，可以写他的《中华通史》。母亲也有她的大书桌，可以从事她热爱的绘画。我觉得什么都美满了，父母、我、小妹和小庆，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麒麟虽出国，他的妻子小霞已生一子，取名小麟，也常常来和我们同住。我的“小家庭”一下子就变大了。这个“家”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鑫涛逼得远远的！因为，我父母代表了传统道德中最正直的典范，在这股“正气”下，我和鑫涛那即将出轨的感情，必须回到轨道上来，我不能让父母再度轻视我！
一切都很好，父母又成为我无形的约束、有形的监督。我发誓要做好女儿和好母亲，和鑫涛之间的一切感情，都变成“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这样也好，不是吗？如果一切能维持下去，我和鑫涛的感情很可能就此停顿。但是，我似乎命中没有平稳的日子，似乎命中和父母犯冲，只要住在一起，总会双方痛苦。就在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时候，一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一发生就惊天动地。
我前面已经写过，我的小说已成为电影界争取的对象，几乎每部小说都搬上了银幕。这搬上银幕的小说中，也包括了《窗外》在内。
我并没有忘记《窗外》出版时，父母的震怒。但是，我以为事隔三年，父母和我之间已经沟通了。能把《窗外》看成我的一部著作，也能因《窗外》搬上银幕而代我高兴。错了！我的想法大错特错！我对父母的了解完全不够！《窗外》电影推出放映后的第三天，母亲和父亲就悄悄地去看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完电影回来的样子，她瞪着我看，两眼利如寒冰，直刺进我内心深处去。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光，冷而锐利，是寒冰，也是利刃。她瞪了我不知多久，遽然发出一声狂叫：
“为什么我会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写了书骂父母不够，还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把我杀了！”
我“扑通”一声，当场跪下，抓住母亲的旗袍下摆，有口难言，泪如雨下。母亲啊母亲，我一生中，想尽办法要博得你们欢心，总是功亏一篑，惊慌失措中，我求救地去看父亲。谁知，父亲的眼光同样冷峻，他盯着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永远会为这件事后悔的！”
我浑身颤栗，在颤栗的同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愤和自怜。我扪心自问，写《窗外》，我不悔，让父母如此难过，我不解。我无法去“后悔”我不解的事。我不悔，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不悔。但是，看到母亲生气得哭了，我就心都碎了！碎得连意识都没有了。我跪在那儿，一声又一声地重复着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知道喊了几百句我错了，母亲却充耳不闻，推开我，她把自己关进门内，再也不肯理我。父亲对我甩了甩袖子，也跟着母亲进房去了。
这一幕，因为鑫涛在场，完全看人眼内，这样强烈的场面，把他惊呆了。当我茫茫然、昏昏然依旧跪在那儿掩面痛哭的时候，他才走过来搀扶我，我站起身来看着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满眼光的怜惜和心痛，我和他的眼光一接触，就崩溃地大哭，他把我揽进了怀里，拼命安抚地拍着我的背脊。
母亲的愤怒没有停止，第二天，她开始绝食。怎么会弄成这个局面呢？怎么会这样严重呢？我到今天也无法了解。母亲一绝食，父亲也慌了，小妹也慌了，大家轮流到母亲床边，端着食物去求她吃，去劝她吃，她就是不肯吃。三天过去，母亲依然滴水不进，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是好。第四天，我一整天跪在母亲床前，双手捧着碗，哀求母亲吃东西，她理都不理我，闭着眼睛，不说话也不睁眼睛。第五天，全家慌乱成一团。鑫涛每天来我家，帮着我想办法，尝试着稳定我的情绪，因为经过五天五夜的折磨，我已经形容憔悴，简直人不像人了。他焦灼地看着我，不停地对我说：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如果伯母再不吃东西，只有送医院，医生会让她吃东西的！最主要的事……”他拉着我的手，急迫地看着我说，“停止自责吧！写书，拍电影，是自然的趋势，会引起这样的后果，不是你能预料的！何况，拍电影这件事，是我帮你做的决定，要错，也是我错！我最懊恼的事情，是在你这样无助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而不能帮你！”
他已经帮了我，他使我在混乱的情绪中，理出一条线来，那天，我把小庆叫到身边，要他捧着牛奶杯，去给“奶奶”喝。小庆才六岁，几天以来，已经目睹我做的一切。他一声不响，捧着杯子，就径直地走到母亲床边，双膝一跪，把杯子凑到母亲嘴边，他用软软的童音说：“奶奶，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我端牛奶给你喝！”
母亲眨眨眼，依然不理，小庆又说：
“奶奶！喝牛奶！奶奶不吃东西，妈妈也不吃东西，大家都不吃东西，小庆也不敢吃东西奶奶，奶奶，奶奶……”
在小庆声声哀唤的当儿，我再也忍不住，走过去和小庆一齐跪下，我这一跪，小妹走过来，也加入我们跪下，我们大家跪着，叫妈的叫妈，叫奶奶的叫奶奶，真是叫得万般悲切。母亲此时，终于撑不住了，一面掉眼泪，一面喝了小庆捧着的那杯牛奶。看到母亲总算喝牛奶了，我这才松出一大口气来，顿时觉得四肢发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既然喝了牛奶，就不再绝食了。我看到母亲肯吃东西了，虽然如释重负，仍感到心力交疲。那天，我疲倦地从母亲卧室出来，一眼看到鑫涛，拿着串汽车钥匙对我说：
“我要带你到台中去！”
“到台中去做什么？”我问。
“不做什么。让你透一透气！”
“好！”我点点头，“我确实需要透透气！这几天来，我真痛苦得快死掉了！”我接过汽车钥匙，那时我刚学会开车，还没考到驾驶执照。“让我来开车！”
鑫涛不说什么，我们钻进汽车（是鑫涛才买了半年的一辆二手车），我刚在驾驶座上坐定，一回头，发现小妹和她的男朋友阿飞已在后座上坐好了。小妹冲着我一笑说：
“不是你一个人需要透透气，我们也需要透透气！”
“是啊！”阿飞接口说，“你妈这样强烈的个性吓坏了我！小妹愁眉苦脸，我也不好过，快要憋死了！”
那时候，阿飞虽和小妹热恋，母亲从新加坡回来，见到阿飞后，并不太喜欢，正如我预料的，她认为阿飞配不上小妹。这次母亲绝食，阿飞在一边旁观，也惊怔不止。想到他和小妹的未来，就更加担心害怕了。这种心态，我能了解。我点点头，叹口气说：
“我们都需要一些新鲜空气，走吧！我们去透透气！”
我发动引擎，驶出市区。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从台北开车到台中，大约要六小时。我一驶出市区，只觉得多日来的郁闷，急于要发泄。踩足油门，我一路开快车，开着开着，天下起大雨来，我在雨中继续冲刺，一路超车，开得惊险万状，后座的小妹阿飞叹为观止。这样，我只用了两小时，就开到了中途站新竹。
车到新竹，大雨倾盆而下。我停下车来，这才觉得筋疲力尽，自从母亲绝食，我就没有睡过觉，经过这一阵冲刺后，整个人都发软了。我让出了驾驶座，把车子交给鑫涛，我说：
“下面由你来开！我两小时开到新竹，看你会不会输给我！我赌你两小时内，开不到台中！”
我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呢？我真不明白。事后，我常想，人是逃不过命运的！命中该有的，不论是福是祸，反正逃不掉！
鑫涛接手，车子驶出了新竹市。雨越下越大，车窗外全是雨雾，鑫涛学我，把车子开得飞快。我看了看窗外景致，除了雨，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宣称说：
“我要睡觉了！”
说完，我把双腿蜷在椅垫上，往后一靠，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我这人一向很难入睡，但那天，却睡得十分香甜。睡梦中，忽然觉得车子急速震动，我一惊而醒，只见前面一辆十轮大卡紧急刹车，我们的车子跟着刹车，发出令人惊悸的刹车声，车速太快，已经刹不住，车子眼看要钻进大卡车的肚子里去，鑫涛飞快地转驾驶盘，于是，车子滑出公路路面，像一颗火箭般直撞上路边的一棵大树。
撞车的前后，大概只有几秒钟。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迎向大树，然后是剧烈的撞击，碎玻璃对着我纷纷坠下……我本能地用双手护住头部，把脸埋在膝弯里。车子一阵颠簸，往前冲又往后退，终于停下。我有好一会儿，惊吓得没有意识，然后我急切地扑向鑫涛，大声问：“你怎样？你怎样？”
鑫涛回头看我，脸色雪白。
“你怎样？你怎样？”他吼了回来。
“小妹！”我又大叫，要回头，才发现自己身上，到处都在流血，碎玻璃插在我的手上腿上。我动不了。
“我还好！”小妹呻吟着说，“阿飞……”
“我只有嘴巴破了！”阿飞嚷着。
还好！谢天谢地！我心里喊着，最起码，我们四个人都还活着。紧接着，一阵人声鼎沸，是前面那辆大卡车里的人，飞奔着过来救我们。他们把我们一个个从车子的残骸中拖出来，抱进卡车中，急速地把我们送进通霄的一家小外科医院里去。
通霄是一个地名，是个小小的镇。我们四个进了医院，这才彼此检视伤口，外表看来，我最凄惨，全身无数大小伤口，都是碎玻璃砍的，腿上有块肉已整片削去。鑫涛的右脚不能动了，只看到肌肉迅速地红肿起来。阿飞嘴唇砸破，滴着血。小妹周身没伤口，只是脸色苍白。小外科医院决定先治疗我，拿出针线，就开始帮我缝伤口，老天！他居然没有给我先上麻醉药，针线从我皮肤中拉过去，我痛得尖叫起来，小妹急急地喊：
“你们把我姐姐怎么样了？快停止！快停止！不能这样缝她呀！”
“不缝起来会有疤痕的！”医生说。
“别缝了！别缝了！”我哀求地嚷，“反正我早已遍体鳞伤，不在乎有疤没疤了！”
鑫涛坐在远远的椅子上，无法走过来，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是一个劲地对我们这边喊：
“你们到底怎么样？”
“我很好，”小妹说，眼泪却掉了出来，“阿飞，让他们不要动我姐姐！”
我抬头看小妹，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小妹的脸色白如纸。
“医生！”我大喊，“去看我的妹妹！她的脸色怎么这样白？”医生放下我，去检査小妹，立刻，医生紧急地宣布：
“她可能是内出血，我这个小医院救不了她！我们要把她转到沙鹿的大医院去！”
“那么，快转呀！快转呀！”阿飞跳着脚大叫，“如果她会怎样，你们这些医生做什么用的？我要你们的命！”
我心中一痛。阿飞，我家妹妹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怎样的！她会长命百岁，她会化险为夷的。我忍着痛，也不再让医生缝我，我们迅速地转向沙鹿的大医院，小妹立刻推进了手术室，经过了两小时的手术，医生才出来对我们说：
“她脾脏破裂，大量内出血，已经取掉脾脏，输了血。如果晚送进来五分钟，她就没命了！”
“现在呢？她会好起来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我急急地问。
“她会好起来，也不会有后遗症。”医生说，“但是，她要在医院里住一个月，不能移动！”
“我陪她！”阿飞说，看了看我和鑫涛，“你们最好包一辆车，回台北去治疗！”
我看着阿飞，阿飞对我深深点头。我的托付，他的允诺，都在不言中。直到此时，我才缓过一口气来，带着满身的伤口，我勉强撑持着身子，走近鑫涛。自从撞车后，他就苍白着脸，满眼的歉意和内疚，很少开口说话。我走近他，很恳切地对他说：
“听着，这只是一个意外！不要因为车子是你开的，你就有犯罪感！人生，意外的事件总是会有的！你用不着抱歉难过！没有任何人会怪你，所以，请你千万千万不要怪自己！”
他一听我这几句话，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落下泪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鑫涛落泪。后来，事情都过去以后，他对我说：
“你那几句话，真正讲进我内心深处去，只有你，在那么凄惨的状况下，还顾及我的感觉，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那天，我们包车回台北，我进医院去缝好了浑身的伤口，回家休养，鑫涛右脚骨折，上了石膏，拄了好久的拐杖。妹妹在沙鹿住院一个月，阿飞朝夕为伴。母亲听到小妹受伤的消息后，也不绝食了，也不生气了，立刻跑到沙鹿去探视小妹，从沙鹿回来，母亲纳闷地对父亲说：
“看样子，我家小妹只好嫁给阿飞了，因为那男孩子连尿盆都给小妹捧过了！”
就这样，阿飞竟通过了母亲这艰难的一关，和小妹顺理成章地出双人对了。这大概是谁也想不到的发展。
我和鑫涛，由于这一场车祸，两人的感情就如脱缰野马，再也难于控制了。这种同生共死的刹那，这种患难之后的真情，使我们谁也无法逃避谁了。明知这会是个痛楚的深渊，我们却跳进去了。
我常想，我的故事就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如果我十九岁不和老师相恋，就没有后来《窗外》那本书；没有《窗外》那本书，就没有《窗外》的电影；没有电影，母亲不会绝食；母亲不绝食，我不会开车去“透气”；不“透气”，就不会出车祸；没有车祸，我和鑫涛的故事会不会改写呢？小妹和阿飞会不会结合呢？人生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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