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夷列此次西征，虽然是亲征，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冲锋陷阵，他没有耶律大石的本事，他注定是一个守成之君。
他的手下显然有能人，懂得进退。看到几十万敌人聚集起来，立刻就选择结束西征。并且大肆宣扬胜利，将从瓦拉几亚地区劫掠的财物不断运回。但在多瑙河下游密集筑城，守住一个立足点。让仆从部落看到以后能够继续发财的希望，尤其是给漠北人看的，这次他们出兵三万，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就是来看热闹的，但他们分到的财物可不少。这些人回去后，肯定会宣扬契丹大汗的慷慨。
女真人拉拢漠北民族，集结四十五万大军的举动，不但对西方是巨大的威胁，对辽国和燕王势力也是巨大的威胁。
辽国通过西征劫掠，继续拉拢漠北人，燕王却不能这么做。他只能防备，目前长城、燕山、阴山这三道综合防线坚不可摧。
漠北人安享他们的劫掠财富，危机是解除了，可是威胁还在。
万一女真人下次裹挟四十万大军南下，这道综合防线依然牢不可破，可北方的商道可就完了。失去商道，草原经济系统崩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劫掠。
辽国试图用满足劫掠来维系漠北秩序，李慢侯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持续下去。蒙古帝国也有崩溃的时候，在存亡压力治下，西方人的战斗力会快速提高。他们可能很长时间无法反击，但会加大劫掠的成本，当劫掠变成一种亏本的买卖的时候，漠北这股向西的大潮就要调转方向了。一旦向南，就会持续恶化，无法回头。
八万大军显然已经无法保证安全，乡兵制已经瓦解，重建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农业人口已经离开土地，就很难让他们回头。
基于募兵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那就是动员太慢。英国人之所以能用募兵制这一套，建立庞大的世界帝国，美国人打完二战之后，转入募兵制，都是有原因的。英国是海岛，只要海防不破，就足够安全。美国则是没有敌人，两面大洋保护，同样有强大的海权保证。
但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一面临海，一面内陆。古往今来，试图挑战陆海两条战线的帝国，都无一例外失败。
现在这个挑战摆在了李慢侯面前。
建立义务兵役制，是很多大陆国家的选择，这是唯一能让他们进行快速动员的方式。
但条件不具备，缺乏那种严密的管理体系。可在局部实施的话，应该足够了。
河套、燕北、辽东，都有大量固定在土地上的人口。他们又位于防线之外，应该可以进行快速动员，也十分必要。
河套四部怨军退走之后，这里的主要人口，是以前安置的刘豫集团降兵，只有降兵，降将家族都流放去美洲了。这些人在这里经营，已经发展出了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基础。将以前乡兵制度的经验推广到这里，可以快速动员起二线部队。而且这里现在也是兵源地，拥有大量的退伍士兵和军官。
燕北滦河流域，则是农牧结合，牛仲家族、田氏家族和一些燕云豪族在这里建立了庞大的牧场，他们专业驯养的马匹，在某些品质上，比契丹和草原上的群牧更加出色，因此草原上的赛马大会，他们总能获胜。而且他们驯养了大量驽马，驾车、耕田比草原马更出色。
这些资本牧场的牧民，可以快速动员成骑兵。
辽西地区则主要是四部怨军，也是半农半牧，而且自主性更强。一直就是半军事存在，只是承平日久，有些松懈，除了当兵的家庭，其他家庭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只是存在怨军传承下来的一些世袭官职，和平时期，这些官职，只是对平民的压迫。
于是李慢侯提出了一套设想，在关外重建乡兵制，土豪带乡兵，积极训练。至少能保证二十万有基本军事技能的部队，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先护着百姓逃入关内，然后驻扎长城抵御敌人。
可是他的方案竟然被东藩府的官员们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认为关外地区的百姓，如今普遍经商，一旦进行日常训练，对他们的生计影响巨大，很快就会贫穷下去。如果要发军饷，那还不如征募更多的常备军。燕军的军饷，无法吸引富庶地区的百姓，但对于草原、岭南土司，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甚至可以征募更多的东洲骑兵，现在东洲骑兵的质量不断提高，因为大平原的生番部落，已经学会了骑马。
早期虽然一直禁止向他们输入铁器、马匹等战略物资，只提供盐茶等生活物资，但是养马的武将家族，总会有一些马匹丢失。广袤的大平原上，找都找不到。十几年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马群。而生番部族许多战士，从汉人这里学会了骑马打仗，他们退役回去之后，就开始驯养这些野马，于是战马进入了游牧生番部落手中。
历史上，马匹就是这样进入北美的。当西班牙人稳定了在墨西哥的统治，进入北美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有成群的野马和骑着战马的印第安人。马匹则是他们带去的安达卢西亚马的后代，是从墨西哥流失进入大平原的。同样的现象，还有成群的野化家猪。
现在进入大平原的动物，是征服者家族们直接带到大平原的，繁衍和野化速度更快，不但有规模不大的野马群，还有大量野猪、野羊、野狗，全都是野化的家畜。这些动物快速成群，跟野牛快速消失有直接关系。
北美生番以前捕猎野牛，只是为了吃肉。这些年开始，他们为了牛皮也开始追杀野牛，野牛群已经从五六千万下降到了三千万左右。骑上战马的他们，杀起野牛来更加方便，更加高效。
这种行为根本控制不住，因为征服者家族对印第安部落的统治，是非常松散的。因为生番游猎，征服者家族只是在河流沿岸建立了一些据点，游猎到他们势力范围的生番给他们缴纳贡赋，可算不上真正的臣服，至少双方在理解上是有分歧的。印第安人大概看做了一种买路钱，征服者家族视作是臣服。这种分歧，始终在带来战争。
而且生番部族的迁徙路线是不一定的，尽可能的绕开征服者家族的堡垒。因此这种征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是宣称的征服。这几年情况依然如此，不一样的是，征服的范围更广，已经越过密西西比河，进入了大平原东岸。也建立起了一些地方州府，最高行政机构是汉海都护府，沿河分布了三十多座军州。军州之下是三百多座都保，有三百多个武将家族统治。
广袤的大平原，靠三百多个屯堡是控制不住的。但很多生番部落不愿意臣服，却愿意当兵。因为向屯堡提供武士，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屯堡会定期向他们支付军饷，一个武士的军饷，很多时候足够一个氏族维持生计。
这就是大平原经济，很穷、很凶，很血腥。
因为大量已经生活在马背上的生番氏族出现，让骑兵的质量快速提高，因此东藩骑兵扩大到了两万。继续扩大，基础也有，只是有些隐忧。
这种隐忧也不是很大，远隔重洋，加上定期的退役制度，不会让这些强悍部族在国内形成关系。反倒是能让他们将旧大陆的知识带回去，直接提高生番氏族的文化。所以李慢侯同意继续扩大生番骑兵数量，扩大到四万。
还有一些反对建立塞外乡兵的势力，比如以白鞑靼部大汗身份，在东藩府任职的李戎机。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声称在狼居胥城驻扎三万大军，那个漠北民族敢南下？南下后，草场不要了吗？哪怕举族南下，一旦打输，还能回去吗？
这倒是一个道理，草原人更了解草原。家眷、牲畜都可以一起带走，可大多数时候，出征的草原人不会这么做。他们会留下老弱看守牧场，放牧牛羊。如果举族南下，路上牲口要得死掉大半，万一无法取得战争红利，整个部族就完蛋了。
要是以前，他们可能会这么选择，但现在，各大部族都修筑了大规模的城池。他们的城池修的非常好，尤其是蒙古人的不儿罕山城，作为圣城修建，采用从不儿罕山上挖来的石料砌墙，可以让全部部民在危险的时候，进入城中。李戎机认为，这是学他们白鞑靼部的。以前只有白鞑靼部在筑城，现在漠北民族都开始筑城。
李慢侯倒不认为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必然选择。城墙是高效的防御机制，能节省大量的兵力。草原民族在残酷环境下养成了实用主义原则，只要有利的，他们都愿意接受，他们的文化入水，古希腊人说他们是液态的民族。他们善于自我塑造，没有契丹人那么深的背景，也就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蒙古帝国建立之后，他们在草原上还不是修建了哈拉和林大城，甚至被西方人称之为世界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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