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下半夜两点多，弗利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贝鲁斯家的沙发上。
贝鲁斯也许在卧室睡的正熟，弗利不想打扰他，自己打开门准备回家。
温差加上酒精散去，弗利感到微风扑面而来的清爽，自己仿佛回到了结婚前，两点多正是酒吧关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艾菲娅在电话里恳求自己陪她散步，记忆中这恐怕是艾菲娅唯一一次要求他做一件事。
他们约好在艾菲娅上班的餐厅见面，艾菲娅穿一条蓝色裙子，一点都不合身，看上去裙子大了很多，而她瘦弱的身体显得愈加娇小。那晚她披着头发，好像刚洗完的样子，空气里飘着柑橘的甜味。
而当他坐进车子的时候，刚才的记忆又被打断，愈来愈频繁的疼痛把美妙的记忆瞬间拉扯断裂，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煎熬。
“想点别的什么，弗利，别去想那该死的疼痛。”他对自己说，说的很大声，反正也没有人会听到。不，也许有什么东西会听到，弗利想到贝鲁斯说的窗外一定有什么东西在监视着房间里的一举一动，那会是什么呢？这件事引起了弗利的好奇，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在监视着，自己岂不是在进门的时候已被注意？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到这里弗利发现今天刚和贝鲁斯见面的时候的确有些奇怪，他在电话里说有事情要说，听上去不仅紧急而且多少和自己有关。
如果和自己完全没关系，难道贝鲁斯没有别的更好的朋友了吗？毕竟两人多年未见，难道就仅仅因为前一周重新相遇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吗？这个逻辑说不通。
推理这些事的时候，弗利的大脑夺回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完全将注意力用在了思考这个奇怪的夜晚，于是疼痛便被遗弃了。等他再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家中。
最后，弗利认为虽然两个人聊了很久但贝鲁斯并没有解释清楚那个紧急的电话究竟关于什么？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晚饭时候赶到？又有什么要说的话却没有说？莫非这些监视和非法侵入住宅与自己有关？想到这他露出微笑，这个念头还是打消了吧，他对自己说，“已经够倒霉了，一个活动不了多久的人还会变成某种重要人物吗？”
到家时已经接近四点。
为了不打扰莎梅尔和约翰，弗利准备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虽然室内气温有些低，没有毯子会有些难熬，但总好过吵醒他们。他想在睡前给自己煮一杯牛奶，背后的寒冷直叫他打着哆嗦。
冰箱里除了胡萝卜和西兰花外只有约翰喜欢的酸奶酪，完全看不到有什么属于弗利的东西，弗利关上冰箱，躺到沙发上。
翻来覆去试了几次睡意全无，夜晚变得愈发明亮，客厅里的椅子，白色木纹桌子，桌子旁约翰堆着的乐高玩具，有8块白色，1块黑色，15块黄色，7块绿色，红色......蓝色......
“大个子，你猜，有几块白色乐高？”
“5块？”
“不对”
“3块？”
“不对”
“1块”
“不对，我们一起来数数吧。”
“1，2，3，4，5，6，7，8”
“看，是8块。”
“好吧，我失败了。”
“没关系，没关系的爸爸，失败不要紧的。”
弗利看着那些乐高，约翰每次都会给他猜8块，而他总是装做猜不到，一开始是为了帮约翰学习计数，后来这成了他最喜欢的游戏，除此之外弗利想不到约翰还和自己玩过什么游戏。
约翰的声音越来越响，一次次重复在房间里，又像在大脑中；房间越来越亮，虽然没有开灯，但弗利比白天更清楚每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
母亲就是这样看着家里的每一样东西等待天亮的吗？真是不可思议，每天都这样会是多么可怕的煎熬。
煎熬，想到这个词弗利觉得这些日子以来自己在心里默默忍受的事情用煎熬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弗利，你别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自己还能不知道自己的病吗，我快死了，早晚要死的，早知道你就不该让我做该死的手术。”
“你不该让我做那种手术。”
“早知道就不要做手术。”
“妈妈，醒醒，妈妈。”
“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病人服用了多少安眠药？知道是什么药吗？”
“不知道，她有在服用这种药物吗？”
“爸爸，你知道吗？妈妈在服用什么药物？”
“见鬼，能救吗？”
“你们都先在外面等吧，医生在抢救。”
“妈妈，你不要死，妈妈。”
“妈妈。”
“妈妈。”
晨间提醒准时响起，上衣仿佛水里浸泡过一般，被汗水完全浸湿。弗利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手上拿着一块白色乐高。
这样可不能去和约翰说早安，弗利浑浑噩噩的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把衣服脱下扔进洗衣机，上面照例堆放着两堆衣服，莎梅尔的牛仔裤和白色上衣，约翰的深蓝色连帽衫，这件衣服还是圣诞节时候买的，那是三个人最近一次一起出门逛街了。
那天约翰特别开心，在商场大厅不停的绕着圣诞树转圈，一圈又一圈，一边转一边抬着头笑，好像上面有什么东西在对着他笑一样。
那模样现在想来弗利觉得有些害怕，约翰的行为有时候有些古怪，他尽量不往坏的地方想，但有时候他忍不住觉得约翰有一些奇怪的症状，但他智商看起来很正常，甚至比同龄的孩子更聪明些；也许是家庭关系的缘故，弗利想到，如果他和莎梅尔聊一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彼此尊敬却漠不关心，事实上自己是渴望关心她的，只是仿佛总有一道墙挡在他们中间。
是自己不愿意还是的确有问题，也许都有。他坐在浴缸里，水温让他渐渐平静下来，也把他再次推向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不要和莎梅尔说自己的事，要怎么说才好。
母亲当年的手术决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对她身患癌症的隐瞒到底对她是好是坏，弗利一直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决定，他别无更好的选择。
但他同时又明白，人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决策是对还是错，人无法对自己的意识做出准确理解，一切不过是当时当下所能做的，为了逃避更大的悲痛，为了减少更多的苦难，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看着母亲不接受手术而死去的凶手。
凶手，这样的罪责他无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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