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刘昉的一家的还京,只是开宝十七年冬大汉京外宗室、勋贵、大臣们活动的一个缩影,并没有太多私下串连,但是不约而同,有太多坐镇地方的封疆大吏,赶在开宝十八年开春之前,匆匆返京,就像一条条积极的溪流,欢欣雀跃,要回到京城这片祖源之中。
目的嘛,自然是为刘皇帝大寿,这样的情况,哪怕在大汉也不多见,毕竟帝国版图过于庞大,想要把天南海北的大臣们齐聚一堂,是很困难的。
前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是刘皇帝登基三十年的庆典,再前一次,就是泰山封禅了。
而鉴于这样的情况,针对这股风气,民间也出现一首童谣,说:天子生辰忙,诸侯奔波苦。黎民何所愿,唯盼瑞雪临。
这首童谣出现得很突兀,但却不胫而走,在京城广为流传,并且从京畿向周边扩散。
自古以来,类似童谣、谶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内涵,抑或揭露社会现状、民间疾苦,也往往带着一定的警示意义。
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大汉民间不是没有出现过童谣,但大多是一些地歌功颂德、宣扬德化、传播“正能量”的声音,像此番这般,隐含挖苦、讽刺,并直指刘皇帝过寿的铺张,还是头一次。
这首童谣从何而来,由何人所作,不为所知,但是,大汉朝廷,还是有些反应的,甚至有些紧张,稍微有些政治嗅觉的人都能察觉出这首童谣的“威力”,以及背后蕴藏的风险。
而反应的最激烈的,是一名叫王禹偁的侍御史,他直接以此童谣附一份奏表,进谏刘皇帝,直陈其事,希望刘皇帝能在来年的嘉庆节有所收敛,不要大操大办,搞得铺张浪费。
由于出身农家,王禹偁对农事十分了解,也更关心民间疾苦,在奏章中也建议刘皇帝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施恩百姓上,不要因一个每年都过的嘉庆节,怠慢了国计民生。
虽然在遣词造句上,王禹偁已经尽量注意了,但他表达出的思想,却是直接的,换个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在批评指着刘皇帝了。
王禹偁虽然才二十六岁,但在大汉士林之中,却已经名气斐然了,文才尤其受人称道,也是个九岁就能写文章的天才,并且,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算是年少得意。
当年进士及第时,也得到了刘皇帝的接见,琼林宴上,挥笔而就,写下一首《吾志》,以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就给刘皇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得到刘皇帝的赞赏与勉励。
而在近几年的为官生涯中,王禹偁也是矢志不渝地践行其志,不违初心。这真是个直言敢谏之人,看不顺眼的,往往能化为一道文采斐然、赤忱丹心的奏表。
大概是知道朝廷中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种能言敢谏、血气方刚的人,也营造出一种言路畅通的氛围。对于王禹偁,不管他言辞有多激烈,用词有多冒犯,刘皇帝态度还是和蔼,多予以包容,至于听不听,则是另外一回事。
但这一次,收到王禹偁的谏章,刘皇帝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一笑了之了,当着赵普等臣的面,就直接斥责,说王禹偁大胆,把他的宽容当作放纵,越发不知收敛,肆意妄言。
一个小小的侍御史,自以为忠诚,自以为忧国忧民,居然敢对君父如此横加指责,出言不逊。那种恼羞成怒的姿态,在刘皇帝身上,还是很少见的。
不过,怒归怒,也只是口头上发作了一番。当然,若不是刘皇帝了解王禹偁是个刚直的性子,或许就把他下狱了,当然,还是为了维持此前的人设。
即便如此,刘皇帝也下令,让王禹偁回家,闭门反省,写他的诗文去......
但是,王禹偁那道劝谏奏表,显然还是刺激到了刘皇帝,至少让他不再那么心安理得、称心如意,心里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在刘皇帝看来,皇子、勋贵、官僚、将军们入朝给他贺寿,既然显示臣子们对他的忠诚孝敬之心,于他而言,也是一个抚慰、采谏的机会。
帝国这么大,自西向东,正常行路,走几个月都走不完,臣子们分驻各方,为国戍守固防,平日里本就难以见到,连他的儿子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何况其他人。
借着这个机会,不只是给他祝寿,也是一个内外军政重臣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机会。朝廷需要听取下面的意见,综合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改政策,下面的臣僚们也需要明确贯彻朝廷的政策方针,以免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出现什么差池。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沟通的过程,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治理而言,也是有好处的。迫于交通信息条件受限,自然不可能经常搞,但借着他五十岁生辰,组织一场国事交流会谈,还是值得去做的,有意义,也有可操作性。
不过,话是这么说,刘皇帝也以这个理由来自我安慰,但王禹偁那道谏章,还是在他心中埋了根刺,让他极不痛快。
多疑的刘皇帝,也难免去猜想,官民百姓对他,真的有了其他看法?他如今的所作所为,还像个圣主明君吗?
我不会真变成李隆基吧?这样的念头,刘皇帝以前从未想过,因为他是一向有些看不上唐明皇的,把好好一个帝国,折腾到崩溃边缘,直接从盛世走向没落。
但是,嘴里说着以史为鉴,但现实中,往往不自知,反思虽然是刘皇帝的一个好习惯,但是不知觉间就容易沉浸在那辉煌之中......
朝廷中从来不缺见风使舵之人,皇帝心里不痛快了,下面自然有闻风而动者。朝廷内部,尤其是都察院,就有好几名御史,在卢多逊的指示下,上表弹劾王禹偁,说他狂傲自矜,滥言造次,冒犯君父,要求严惩。
不过,马屁该是拍到马蹄子了,对于这些人,刘皇帝格外恼怒,他需要对一个小小的王禹偁打击报复?去为成全他的忠直清名?
因此,那些上表谈何的御史,反倒吃了挂落,责的责,贬的贬。用刘皇帝的话说,王禹偁虽然刚直犯上,但可体其一片忠心,你们这些御史言官,该进谏的不进谏,该纠弹的不纠弹,只会落井下石,小人之行。
于是,好几名御史被贬出朝廷,卢多逊失去了几名心腹干将,本人还受了池鱼之灾,被刘皇帝批了个御下不严,玩忽职守。
与此同时,开封府以及皇城司也是大肆出动,横行京师,开始“消灭”那些莠言谬论。如此声势,自然闹得鸡飞狗跳,京内一时噤然,几乎所有的士民,见此情形,都严厉地约束自家孩子,不许再乱传乱说,“刑徒营”也成为了大人吓唬孩子的手段之一。
皇城司也感受到了源自于刘皇帝的压力,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便是监察东京舆情,那童谣都传得漫天飞了,竟然毫无作为。
张德钧虽然有些郁闷,但也只能更加卖力,想要做出点成绩,以消官家之怒。开始大加侦探谁在背后传播流言,蛊惑人心。
结果嘛,以皇城司的能力,也没查出个“谋反分子”,东京城内各酒楼、茶肆的说书先生,倒是有好些被带回皇城司问话,也没个结果。
查到最后,在五丈河边找到一块石头,上边刻着那首童谣。这样的结果,可就严重,这岂不是在说,此次风波,并非人为,属于上天“警示”?
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张德钧严令封锁消息,然后匆匆忙忙去见刘皇帝,陈述此事。得知皇城司在开封的动作后,刘皇帝更加恼火了,狠狠地把张德钧批评了一番,这不是在给他招黑嘛......
同时,原本并没有那么在意的刘皇帝,反而起了疑心,童谣并不可怕,百姓们也好愚弄,热度过去就好。
但是,他可不相信有什么石碑能天然地刻着这样一首童谣,这假托神祇的背后,必定有鬼魅奸邪作祟。
于是,给张德钧的指示,只有一个字,查!一查到底!
开宝十七年冬季发生的这场风波,只能算一个小插曲,一点小阴霾,虽然把刘皇帝搞得有些郁闷,有些恼怒,但来年的嘉庆节,他还得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仍旧要办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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