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郝三表哥问：“朱三，洛阳如何接头？”
洛阳如何嫁接牡丹呢？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记载了一段，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
小载子就是野牡丹，欧阳修写得不清不楚的，也别指望他能写得清楚，别说他当时仅是钱惟演邀请到洛阳玩乐的进士，就是钱惟演本人，人家也不会将真正的奥秘告诉他。
真正的奥秘就是牡丹根嫁接牡丹的技术，用牡丹根做砧木有很多缺陷，根又细又硬，不利于嫁接，接得不好多半也会死掉。因为砧木不发达，长势也不好，容易退化。此外牡丹根做砧木，砧木到了春天容易发芽，分散接穗的养份，又要扒掉砧木的芽子，还不能松动其新长出来的嫩根系，比较繁琐。
直到后来，培育出凤丹几个适合做砧木的牡丹品种，才将牡丹根嫁接牡丹的难题解决。现在上哪儿寻找凤丹等品种，那只好雇人上山挖适合的野生牡丹根，再经过半年的培育，使其根部进一步粗壮，用其来做砧木。
且不说这种野生牡丹比较难找，整个嫁接过程也不科学，接穗死亡率高，甚至涂上乱七八糟的药汁，美其名曰药壅，使得嫁接成本越发昂贵，嫁接是牡丹最主要的繁殖方式，其技术落后，牡丹价格也自然变得高昂。
朱三说了牡丹嫁接过程，当然，比欧阳修写的要详细地多，但总体上相差不大。
最大的奥秘便是在这个嫁接的砧木上。
欧阳修那篇文章，刘昌郝未看到过。
不但欧阳修的那篇文章，宋朝有许多花木方面的文章，但与刘昌郝所说的或所想的不一样，我看了许多花木方面的书，从里面学了不少知识，然后就会种花了。
这些文章只能算是记叙文，不能算是技术书籍。不过刘昌郝只是寻一个借口，不让亲人反对与担心，也就无所谓了。这些文章他未看到过，但在手机资料里看到一段介绍，说是宋朝种牡丹始重嫁接，用野牡丹根做砧木。
“三郎，吾自有妙策。”
“刘小郎，吾等说说无妨，一旦开始，花销便乃百贯、数百贯计。”
“吾家无万贯家财，没有把握，岂敢花重金种牡丹。接头不劳君忧之，吾忧之乃汝用何策弄到其花枝。”
“仅乃一想法也，李家八日后才赴洛阳，吾即去洛阳，归时与汝言之。”
他这不是好心，而是确实不敢答应。不管用什么方法得将花枝弄到手，否则刘昌郝会不会给钱？
主要是市易法将牙人坑苦了，被官府征召过去的牙人薪酬低，没有征召进去的，许多商货被官府大买办承包，严重影响了余下牙人的收入。千贯的买卖，怎么着也要拿几十贯的抽解，生活艰难啊，必须得上心。
“谢了，三郎，吾亦欲种三百亩五色瓜，欲托三郎替吾购买良种。”
宋朝不会有农科站种子站，只能委托人收购，委托他几个表叔，数量太多，有些不妥，委托给牙人则问题不大了，至少朱三有着充足的人脉。
“五色瓜，对瓜吾不大懂啊，三百亩五色瓜需要几多种籽？”
“约需一百万粒种籽，母瓜本身优良，籽粒亦需饱满。”
“须多，岂让吾一粒粒去数？”
“花点时间，数上三五万粒，以此去估堆。”
那样会有很大的误差，但刘昌郝也不需要一百万粒种籽，五十万粒就足够了，然而这是种子，只能多不能少。
“好吧，”朱三答道，别以为简单，这么多五色瓜种籽，并且是优质五色瓜种子，得托人去慢慢收，收购回来还要慢慢数，数完了还要慢慢估堆，也很麻烦的。但想挣钱了，没法子。
“咦，须多五色瓜，刘小郎，汝……”
“只能运到京城卖，吾家虽是岗陵地区，然离惠民河近，运输便利，到时还望汝做牙人与果子行谈判。”
“彩，彩，”朱三开心地搓着手。
“抽解几何？”
“皆是亲戚，好说好说，汝欲给吾几何？”
“他人给汝几何抽解？”
“交易数量大，抽解会少，数量小，抽解会多，交易困难，会多，交易轻松，会少，多者往往百里取十，少者往往百里仅取一二。”
“若此，汝去洛阳之花销，吾来承担，再按照交易数额百里取三抽解。”
这次交易包括买五色瓜的种子，去弄牡丹修剪下来的花枝，购买牡丹、芍药、菊花的大株，又不在一地，不但交易困难，十分繁琐，前前后后可能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朱三想了想还是点头说道：“行。”
市易法后牙人、特别朱三这样的小牙人日子越来越难过，大株是又李氏花行占主导地位的，以及未来的盼头，甜瓜都交给朱三了，若是花种出来，必然还会交给朱三。冲着盼头，也不能言抽解低。
朱三留三人吃了午饭，刘昌郝丢了一锭碎金子给他，重新回到内城。
“昌郝，还去何处？”
“书坊。”
书坊就是卖书的地方，不过京城大多数书坊略有所不同，他们覆盖了出版、发行与销售所有的环节，在店里是卖书的，散卖与批发，然而在京城某个作坊区里，他们还有一个用来出版的作坊，许多书坊还存有大量的石板雕版。
相国寺附近也有不少书坊，不但书与花，可以说整个宋朝除了不易存贮的外，几乎所有物产、奇珍异宝在这方圆三公里范围内能买得到，甚至能说这一带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商业的精华。
书坊也要选择的。
刘昌郝转了好一会，走进一家书坊，这家书坊规模很大，正中坐着的掌柜大约五十来岁，与刘四根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咪咪相比，这个老掌柜给人一种很舒服的儒雅之气。
知人知面不知心，以面相观人很不靠谱，但刘昌郝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他走了进去，相比于尉氏两个小书坊，这家书坊规模要大得多，也有许多书籍。
他一边翻书看一边听着店里伙计与顾客的对话，很难看出一个人的好坏，然而必须得有一条，他们能做到和气生财！具体一点是态度好，不以衣冠看人。
京城士子多，不时有士子进来买书或看书。
刘昌郝忽然拧起眉头。
宋朝印刷术发展迅猛，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印书的作坊，书院，一些大型私塾，还有各地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也有官办的，包括国子监，据说国子监里藏有十几万块经史方面的石雕版，但是纸张有着严重问题……
已经有了比较薄的宣纸，贵不说，也不宜印刷。竹纸也有了，然而技术未过关，一碰就碎，暂时不能用来印刷。印刷用的还是传统的麻纸、藤纸、楮皮纸，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用狠力都撕不碎，并且很厚，能当衣服穿，甚至能当盔甲，不如铁盔甲，但不比布盔甲差，又因为有融纸浆在里面，比衣服还要保暖。
无疑，纸的成本变得很大。
油墨跟不上去，那怕铜活字出来字都不敢印小，否则笔画多的繁写字便会印糊掉认不出来，因此一页一般只有一百来字，后来一页怎么着也有六七百字，字小的都超过了一千字，这意味着浪费数倍的纸张，纸多贵哪！有一门好处，看这种书不易得近视眼。
装订也有问题，但刘昌郝不确定是纸张原因还是油墨原因，不敢随便乱说。
所以书籍贵得怕人。
刘昌郝还忽视了一条，盗版。
宋朝书商也防盗，一般在刻书时，他们会在首尾刻一图记（防伪标志）与牌记，牌记会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以及防盗宣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我这本书已在官府哪里备了案，你们不得翻印。
官府也查盗版，查到后销其雕版，然而不管用，各地都有盗版商，特别像苏东坡这些大文豪，盗版商专门盯着他的文章，然后苏东坡无奈地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
书的成本除了人工费，纸墨外，还有雕版的成本，卖得越多成本分摊得越低，反之盗版风严重，卖得少，成本就会越高，书价居高不下。如王琪出任苏州知府时，将自家珍藏的杜甫诗集拿出来印了一万本，每本20册，以一贯钱的价格销售，因为便宜，瞬间抢之一空。实际不管多少卷，这本书不过十几万字。当然这是诗集，占纸张，不大好说，可七十几万字的《汉书》竟然售价五千文，一头大肥猪也不过三贯来钱。
但宋朝已经比以前朝代好得多，特别是上古时代，只能在竹简上抄书。
刘昌郝来到掌柜面前，他只能从衣着区分出此人是店里管事的人，究竟是东家雇来的掌柜，还是东家本人，那就不清楚了。
“徐大丈人，吾著写一本蒙学，欲托贵家印发。”
老人姓徐，是别的顾客呼出来的。
“让某观一观。”
不能说轻慢，也不能说有多尊重，毕竟刘昌郝岁数太小，“美丽”的相貌又颇让人无语。
刘昌郝拿出那本三字经，实际就是几张纸，只有几百字。
老人愣了一下。
自东汉起，“经”的地位越来越高，不管是儒家或佛道。
如佛教，中国也著有许多佛教书籍，然冠以经的只有一本，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或者其他方面的，如两晋大学者郭璞所著的《水经》、《葬经》，扁鹊的《难经》，宋人根据华陀遗著整理出来的《中藏经》，算经十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
搞不清作者的《青囊经》、《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与儒释道无关，但在学说史上有着极其祟高的地位。
儒家公认的只有十三本书是“经”（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春秋谷梁、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三字经可能是宋末大儒王应麟写的，但原来的名字未必叫三字经。
当然，随着三字经的流传，大伙对它冠以经命书名也没有争议了，因为它就是蒙学上的明珠、皇冠、“经”！
刘昌郝没有弄清楚，大咧咧地在书名字写下了三个大字：三字经。
徐掌柜还没有看到内容，只有薄薄的几张纸，这个无所谓，因为这时代许多书籍皆不长，如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仅六千余字，也有更长的，南宋史铸所著的《百菊集谱》长达四万两千字，但有许多是更短的，唐庚的《斗茶记》只有四百字，范成大的《桂海果志》《桂海花志》只有六百字。
与长短无关，徐掌柜直愣愣地看着那个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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