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局的政体方案定不下来，直接影响到政务局政府机构的设计，方声远对宣传局存了一肚子意见，尽管临近婚礼，方声远还是抽出很大精力来与宣传局沟通。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他给自己定位是内阁总理，内心当然希望实行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但又限于身份不好明言，只能催促洪粤诚的进度尽可能快一些，别将别人的路都挡了。洪粤诚却认为政府的组建与此关系不大，该设那些部局你们设置便是，何必盯着这边？大帅不是已经组建北京市政府以及国安、兵工两署了吗？教育部事实上也成立了，也没有征求过宣传局的意见，那本就是你们那边的事，咱们各搞各的。
方声远反驳道，你说的轻巧！各搞各？怎么能各搞各？大帅一再说我们两家要通气，总统制和内阁制如果没什么区别，你们争吵什么？这就像一个人，脑袋当然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脑袋就要配什么样的四肢，难道可以抛开大脑不顾吗？
两边都是满腹怨气。
龙谦不大理会两局的争吵，或许觉得吵一吵也不是坏事，最近他一面通过总参盯着北方军区，一面将注意力转到了农业方面。
对于农业的认识，龙谦比他班底的绝大多数人要深刻的多。中国虽然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历代统治者好像都很重视农业，理论上农民的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嘛，农民竟然排在了第二位。士大夫们至少口头上不歧视农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悬挂在很多高门大宅的书房里，“耕读传家”四个字更是成为无数有地位家庭的门匾，但实际上农民的境遇非常悲催。盖因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正税便是农税，而水利设施基础投入的不足，对农业科研的漠视，土地的兼并剧烈。以及逐步增加的正税以外的无数杂税都不会放过农民。令无数的农民濒临破产的边缘。
粮食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如遇荒年。逃荒要饭家破人亡的惨剧是难以避免的。增产粮食是历任统治者共同的梦想，但实际上效果极差。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兼并的加剧抑制了增产，在农业社会里，土地被视为最珍贵的财富。权贵对土地的掠夺从来没有停息，这是导致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
教训是深刻的，历代王朝覆亡多是因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暴动，不能说继任着认识不到这点，但从来难以改变这个怪圈。
龙谦在经济局内设了农业处，目的是探索一套拯救农业的政策措施。这方面的设想他跟陈超是谈过的，陈超算是龙谦班底里少数可以与他探讨农业问题的人。但陈超给他推荐的邓公超却让龙谦失望了。农业处成立两个多月，邓公超拿不出一个让龙谦眼前一亮的办法。
投入巨额资金向农业想也不要想！靠工商来反哺农业还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或许在龙谦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怎么会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议？兴修水利是没错的。国家哪里来的钱去全国大修水利？培育良种也没错，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龙谦要的是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就像他所知道的故事一样，用土地政策的改变来促使农业来一个大翻身，明显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之后，还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支持。
邓公超显然完不成这个任务。这个人品德不错，或许可以当个县长，但绝对不胜任指导全国农业革命的重任。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方法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寻找，而不是依赖上面。就像宁时俊筹建海军一样，必须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证思路符合最高领袖的总体框架。
龙谦断然换掉了邓公超，将其打发回了山东，他选择了民党成员于右任来接邓公超的班。
于右任是年三十一岁。他是同盟会员，但在同盟会不算是大人物。去年吴念第七师兵临西安促使西安兵变发生，于右任被捕，被拘押了一个多月，随即被点名释放，被“护送”到北京，龙谦接见西安兵变中的有功人员时召见了他，跟他单独谈了半个钟头。这是很高的待遇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与这位国家的新主人单独谈如此长的时间，随后于氏被安排至经济局农业处工作，担任了邓公超的副手。
邓公超被免职后，龙谦与于右任又单独谈了一次，听了他对农业工作的看法，认为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述了自己在农业上的基本设想，随即委任其为农业处处长。
龙谦给农业处的任务有三条，一是用抽样的方法对农村土地及农民收入进行调查；二是组建大型的国有农垦农场；三是出台土地方面的政策。
于右任按照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展开了工作，年前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山东及内蒙，春节前根据龙谦的指示又带人去黑龙江走了一趟，春节都是在关外过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龙谦汇报了调研的情况。
于右任肯定地说，在北满成立大型国家农场是可行的，吉林不必说，黑龙江北部有大片的荒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满洲大豆是出口极为畅销的农产品，供不应求，所缺的只是人力和资金而已。他还指出，在黑龙江及吉林北部组建国家农场对于巩固国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建议龙谦学习历史上军垦的办法，一举数得。但他对龙谦反对在内蒙垦荒表示不理解，在他看来，内蒙已有不错的基础，放弃太可惜了。于右任还找出了满清近十年来内蒙屯垦的资料，试图说服龙谦第一步经营内蒙，然后再徐图北满。因为北满的土地虽有，但条件太艰苦了，很多地方——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墨尔根副都统辖区简直就是荒无人烟，更不要是更北面的黑龙江副都统辖区了。气候问题。道路问题，人口问题都限制着开发。
“开发”一词是龙谦的发明，于右任觉得很传神贴切。
“总统，内蒙的情况要好的多。为什么放弃已有的成果？太可惜了。”
龙谦没有回答于右任的提问。埋头翻阅着于氏整理的关于内蒙垦务的资料，他没有问这些资料是出自户部档案还是来自其他地方。鲁山进京后接管了满清六部档案——他们没有销毁。也没有带走，基本完整。
在内蒙实行农垦是因为庚子赔款的压力。当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就上奏清廷，开垦蒙旗土地以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刚从太原返回北京的慈禧立即降旨，着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贻谷是满族大臣。时任兵部侍郎，办法是将蒙人合适种植的牧场低价收回来，在租给汉人务农，一转手就是大笔的银子进账。
1902年5月，升任绥远将军兼理藩院尚书的贻谷抵达张家口，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东西路垦务公司，在东起察哈尔左右两旗。西至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南到长城，北至外蒙古的广大区域内实施垦务。
贻谷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跑马圈地。谁不对付就直接强征，抓了一批不服气的蒙族首领，还将闹事的丕尔丹砍了头。
贻谷搞了六年，据说成绩不小，但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并不多，清丈局和垦务公司的账目乱成一团，贻谷本人被查，本来要流放新疆，最后则去了四川巴塘。据于右任的调查，内蒙垦务已有相当基础，应接手继续搞下去。
“我不同意继续在内蒙垦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龙谦放下了于氏整理的报告，对于氏那手堪称精品的蝇头小楷欣赏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简单，环境。如果大规模废草原而种地，必将导致土地的荒漠化。内蒙不同于北满，两地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风沙是什么景象。”
“环境？”于右任真的迷惑了。按照他的测算，内蒙的垦务工作真正见成效之后，每年的产粮足以供应边疆驻军了。
“是的，环境。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河套地区适宜农耕，那就搞下去好了。其实，”龙谦亲自给于右任泡了一杯茶，让这位陕西青年受宠若惊，“我们面临的粮食问题并不严重，我们有多少人口？五亿打足了，虽然我没有翔实的统计资料，但我敢说，只要每亩耕地提高产量100斤，温饱无忧矣。边疆屯垦不只是为了粮食，你看到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戍边，也有改善人口布局的功效，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将农业被压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鲁南山多地少可以解决自身的粮食，甚至可以为军队提供余粮，其他地方没有理由做不好。你去山东待了时间不短，有什么感想？”
山东是蒙山军的老窝，农业处目前20余人有一半是来自山东，山东的一半是来自鲁南，足见龙谦对鲁南的欣赏和重视。之前于右任认为这不过是感情问题，为蒙山军提供人力物力的鲁南当然要在新朝得到最大的红利。但于氏调查了鲁南之后，承认鲁南确实有值得研究借鉴的地方，“回总统的话，感想很多，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山东调查统计的资料甚全，一目了然，其次是沂州、兖州两府农民的势力极为强悍，士绅为之敛手……”
“哈哈，倒不如说规矩坏了，泥腿子当家。哈哈，”龙谦没有细问于氏的出身，但既然可以考中秀才并留学日本，想必不会是一般的农家子弟，“小于啊，有两个经济学概念不知你听说过没有，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于右任摇头。他跟龙谦接触不多，但觉得龙谦口中的新鲜词语很多。
“生产资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生产的本钱嘛，土地，耕牛，农具都是，工厂的机器厂房也是。生产力就复杂一些了，关键的就是人，就是从事生产的人，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也应归于生产力的范畴。我讲一个原则。你回去想想看是不是正确，当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处于分离状态，生产的效果就不会好，反之就很好。以农业为例。雇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与自耕农耕种自己的土地，两者有何区别？”
这个不消说。于右任认为很简单，“当然耕种自己的土地要经心的多。”
“是的，因为后者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完全结合，而前者不是。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给自己干跟给地主干是不一样的，或者不经心，或者说了不算。据我所知，关中有很多种植鸦片的，多是地主的授意而不是雇农。你可能会说雇农也很经心的。因为交纳了地租后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了，但地租过高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这个不需要争论，是铁定无疑的事实。”
于右任明白了龙谦所说的含义。鲁南确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地租低，地主的平均占地也少，那都是乡村自治带来的结果，也因为鲁南的工业兴起，将大量的人口吸引到沂州兖州从事工业的背后，是士绅对工业的投入，不少地主以官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土地给官府，筹集资金投入了工业，为沂州钢铁、中兴实业提供中间产品，这部分被官府土地又租给或者卖给了农民……以此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压力。
“鲁南或者济南府的情况特殊，恐怕不能推广至全国。”
“为什么不行？农业处就是农业部的骨架，我是准备设立一个农业部的，或者将农林部也可以。我们不解决农业问题就站不住脚，肚子吃不饱谈什么建设？限定土地占有的数量，规范土地流转的价格，高价征收超出标准的土地税，迫使地主选择出售土地，低价售给或者租给无地的农民，鼓励地主将获得的资金转入工业……这就是农业处应当出台的主要政策。你已经看到了统计调查的威力，各省的情况有所不同，东南数省跟西北就不能是一个标准嘛。可惜邓公超搞了好几年的乡村自治，竟然转不过这个弯子！开口闭口都是困难，蒙山军没有公开反清都能搞的东西，在我们掌握全国政权后反而不敢搞了，这是什么道理？我承认地主的土地并不全部来自巧取豪夺，有一大批地主是靠勤劳致富积累的，但土地集中于他们手里就不会提高粮食产量！这个你不要怀疑了，只有将土地给了无地的农民，才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按说我国的农业历史最长，反而搞到吃不饱肚子的地步，岂不荒唐！”
于右任低头琢磨着龙谦的话。显然，龙谦要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了，均田是农民的理想，可是，要制定多高的标准？100亩？200亩？超过的征收多少税？地主不干怎么办？
许久，于右任抬起头，迎上了龙谦的目光，“总统，自古士绅是维持统治的基础，您这个政策出台，必然得罪天下士绅……”
龙谦冷笑一声，“谁说士绅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蠢话！或许过去是，今后绝对不是了！你说的没错，统治需要基础，新中华今后依靠的是军队，是农民，是工人，是大批拥护新政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地主劣绅。只要新政府让所依靠的这些人受益，几个心怀不满的地主能翻起什么浪花来？我们要制定的农业方面的政策就是打破土地的垄断，进而解放大量被土地束缚的农民，让他们解脱土地对人生的束缚，有机会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为发展工商提供无尽的人力资源。”
于右任默然。
“当然，还要引进科学种田，培育良种，教会农民科学种田，进而积累资金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增强物资的流动。南方的水果便宜到死，北方却吃不上，就是流通问题。但前提是打击地主，解放农民。”
“这样的话，中枢统一政策怕是不妥。”许久，于右任说道。
“是的，各省的情况不同，不应该划定统一的标准。但时间不等人，我预定在四月开国会，关于农业的基本政策要上国会讨论一下，所以你们的抽样调查要抓紧。不能只靠农业处的几十号人，要让各省也动起来，经济局有权发号施令嘛。中原地区如河南，西北如你的老家陕西，我的老家山西，广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以及两湖等人口大省都要完成调查，取得相对可靠的数据以制定指导性政策，倒是边疆省份，民族杂居比较明显的省份可以缓一缓，东北则不必要——调查要造出声势来，不要偷偷摸摸，据东南军区说去年清廷搞人口调查竟然出现不明真相的百姓活埋了调查员的事件，这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手里，你们的调查要有强力机关的配合，军队可以介入，对于敢对抗调查的，抓一批，杀头也不是不行！”
于右任听说了年前西北军区司令官封国柱曾在甘肃对董福祥旧部大开杀戒，看龙谦说的轻描淡写，心里不禁一阵恶寒。当初朋友说的没错，蒙山军秉国，地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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