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事耽搁了一会儿，不过1点多也该算中午——吃饭去！】
步出大理寺正厅，孙绍宗摸出怀表扫了一眼，发现已经将近午时【十一点】，心下不由暗叹了一声。
虽说先前两天就已经发现，这大理寺上下人浮于事，可今儿这场圆桌会议，还是刷新了孙绍宗的认知。
堂堂大理寺三位堂官，聚在一起商议了半日，讨论的竟是万寿节时，到底要不要带那只白象一起入宫贺寿。
敢不敢再无聊点儿？！
当然，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讨论，毕竟以前还没有先例——白象被封为正一品的那年，恰逢广德十年大寿，请的是京城老叟，没文武百官什么事儿。
后面又因为日食的缘故，万寿节连着停办了两年。
直到今年，朝廷才又恢复了在京四品文武官员，在万寿节当日入宫贺寿的规矩。
因而也便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只有正一品官衔的白象，要不要也按品级带去贺寿？
可就算有疑问，也没必要专门抽出一个上午，引经据典的扯个没完没了吧？！
直接给皇帝上个折子，问一问不就结了？
归根到底，就是闲的蛋疼！
孙绍宗又是不屑、又是憋闷，径自到了左寺属衙，却不急着回自己的官署，而是趁机里里外外转了一圈。
来这大理寺上任已经是第三天了，却还连左寺属衙的格局都没闹清楚，这可不是孙绍宗为官的一贯风格。
却说不转不知道，一转之下才发现，这左寺属衙用来办公，简直是糟践了——寺中有近半院落都是傍水而建，期间点缀着凉亭朱阁七八栋，皆可将湖光水色尽收眼底。
其中一个院落里，竟还用水车、竹管引了条小溪，专行那曲水流觞的把戏。
从痕迹上来看，这些设施应该是经常有人使用的，频率远超居中那座断案用的内堂。
这官当得，都跟度假差不多了！
唉~
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带着一肚子‘任重道远’的心思，摇头叹息着回了自己官署，进门就见柳湘莲正扒拉几块铜牌子——却是已经到了点菜时间。
孙绍宗凑上去扫量了几眼，发现比刑名司丰盛了不少，还有几道用什刹海水产，专门制作的特色菜。
捡那新鲜的随便勾选了十来道，孙绍宗又交代帮厨的杂役，顺路把寺丞杨志铭喊来一起用餐。
“二……”
待那杂役领命去了，柳湘莲面色顿时一垮，张口想喊二哥，忽又想起这是在衙门，忙改口道：“东翁，昨儿忙成那鬼样子，今儿我铆足了劲儿，却枯坐在这里一整个上午，连个鸟毛都没瞧见半根！”
“叫二哥就成，什么东翁不东翁的，听着别扭。”
孙绍宗说话便进了里间，在那酸梨木的书桌上铺开了纸笔，又取了一锭祗园斋出的集锦墨，在端砚里注水研磨着。
柳湘莲见状，忙夺在手里，边捣弄边抱怨着：“二哥，我是来给您当师爷的，总不能就这么闲着吧？”
“急什么。”
孙绍宗顺势往那高背椅上做定，用手指梳拢着笔尖上的紫毫，微一咧嘴道：“你二哥我是属坠子的，既然到了这大理寺为官，就不会一直跟他们玩和光同尘的把戏。”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许诺，要带赵楠来帮衬柳湘莲的，昨儿‘睡’的太早，就把这事儿给耽搁了。
于是又道：“那帮手，我明儿再给你带来，趁着眼下还没忙起来，你同他好生熟悉一下，免得……”
“大人！”
正说着，就听外面有人扬声呼喊。
见柳湘莲还在那里研墨，孙绍宗无奈的冲他使了个眼色，他这才恍然大悟，忙撇下那端砚出去应对。
那墨汁虽还没完全研磨开，但用来打草稿也勉强够用了。
于是孙绍宗便提笔沾了些，在那雪白的宣纸上，前言不搭后语的胡乱涂抹着。
不多时，柳湘莲便领了左寺丞杨志铭进来，因瞧见孙绍宗正在提笔疾书，那杨志铭忙拦住柳湘莲不让通报，又往角落里挪了挪，三十五度躬身侍立。
孙绍宗眼皮也不抬一下，口中却问：“咱们寺里羁押待审的案子，眼下都有哪些？”
杨志铭忙把身子又低垂了些，赔笑禀报道：“回大人的话，刨去正在侦办的户部给事中一案，还有三名知县、一名同知、以及宁波府守备在押待审。”
以前在顺天府的时候，多是处置民间百姓的案子，如今到了这大理寺，倒有些‘非官莫入’的意思。
他又追问道：“都是些什么罪名？下午你把卷宗送来，咱们赶在万圣节前清一清，也算是给陛下贺寿了。”
“这……”
杨志铭抬头瞄了孙绍宗一眼，见他依旧伏案疾书，丝毫看不出心思如何，便也只得讪讪答道：“大多都是些贪腐之徒，只那宁波府守备，是因为贻误战机被王太尉参劾下狱。”
说到这里，他吞了口唾沫，这才继续道：“那几个贪官，人虽然押在咱们这里，可抄检的结果、以及具体罪状，都察院那边还没有行文过来，因此……因此怕是不好定罪。”
“至于宁波府守备，按例这等贻误战机的罪名，兵部那边儿先要彻查，然后再将结果报到咱们这儿。”
孙绍宗听到这里，终于停下笔，抬头盯着杨志铭道：“如此说来，咱们堂堂大理寺，竟是只能等别人查清楚一切，再照本宣科的判罚喽？”
被这鹰鹫也似的眸子牢牢盯住，杨志铭心下便有些打鼓，连吞了几口唾沫，才又鼓起勇气讪笑道：“这……这也是往年的成例，再说人犯毕竟是都察院拿下的，咱们也不好随便插手。”
“成例？呵呵……”
孙绍宗嗤笑一声，太上皇初登大宝时，曾任命名臣许秦为大理寺卿，那时候大理寺的名头一度盖过了刑部、都察院。
当时可没听说过，大理寺的成例是‘等、靠、要’三字。
当然，在孙绍宗看来，大理寺最大的顽疾，还不是这等官僚作风，而是本身的制度就极其不接地气。
名义上，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归属于三法司管辖。
但大理寺既不似刑部那样，掌握刑名官吏提举、考察的权利，又不似都察院那样，有稽查百僚的职司，更在各省驻有监察御史。
再加上刑部、都察院都是正二品构架，偏大理寺最高只有三品，与各省按察使平级——这上下级便也不那么牢靠了。
若是有个威望足够的能臣坐镇大理寺，主动邀揽各地的重大案件，或许还不显什么。
可一旦遇到魏益这种得过且过的，这大理寺就几乎沦为了摆设。
想要扭转这种局面，指望没一任大理寺卿都是能吏，是绝不靠谱的。
真正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得从制度上着手，让大理寺的触角扎根于地方，而不是高高在上、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当然，这种改变怕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
好在孙绍宗刚来，还有的是时间与他们消磨——而后世法院体系的一些理念做法，也或许可以借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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