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二月，一场精贵如油的春雨，随风而至。
雨不大，只下了半个时辰便停了下来，很快就云破日出，春日的艳阳也洒了下来。土黄色的大地在阳光下蒙上了一层灿烂的金色，其间还有大片大片的嫩绿麦苗钻出的泥土，正在欢快的生长。可是看着阡陌连绵的田野间，葱嫩的绿色被金黄色模糊了开去，武好古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连带着苏迟、赵佳人、陆人嘉、何天然、王彦、苗傅、刘正彦这些和他一块儿策马前行的官员也都跟着皱眉头了。
今春陕西的降雨明显偏少，所以冬小麦的长势并不理想，哪怕是武好古这个不会种田的汴梁子，一路自东行来，也能感觉到越往西去，土地就越贫瘠，人口就越稀疏，工商百业就越萧条。
在被认为过分重商的界河商市、京东商市周遭，这会儿早就是一片庄稼茁壮成长的场面了。那里的土地远比关中平原肥沃，而且那里水源充沛，少有旱灾，只要没有人异想天开要改变黄河流向，水灾也不常见。基本上就是种什么都能有不错的收成，比起江南水乡也差不了多少。
此外，界河商市和京东商市周围的乡村地区交通也非常方便。水路四通八达，陆路也不难走，到处都有上好的官道。这个时节，那里的河道上早就是轴橹相连，官道上也都是来往的客商。
正因为有周围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两大商市才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数十万的工商人口，如果把这两大商市挪到贫瘠的关中，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就无解了，更不用说商市中的许多产业还需要从农村获取原材料——主要是各种经济作物和牲畜，比如茶叶、丝绸、酿酒的粮食、马匹、牛羊、黄豆等等。
所以邪恶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出现在界河商市和京东商市，也许还有明州、泉州等沿海大城市，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在武好古看来，历史上的大宋也无疑站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门槛上了，但是由于缺乏“文艺复兴”的条件，也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可以鼓励技术进步的哲学基础，所以就无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毕竟科技进步才是第一生产力啊！
而这个思想上的限制条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实际上，现在的南北两云台已经变成了两个创新中心。已经在冶金、火药、造船、印染、机械、育种、建筑和建筑材料等多个行业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
另外，在基础科学研究上，云台学宫和青城学宫这两年也硕果颇丰。云台学宫在格物学（光学、力学、化学等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而青城学宫则在算学和逻辑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主要是“概率学”、“统计学”和“归纳演绎法”——这都是大数学家李清照的贡献！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赌神”，李清照应该早就掌握了统计赌博结果，计算胜负概率，然后再归纳演绎推理的方法。只是没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格物工具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她无法将这些方法变成可以传承的学问。
虽然这些成就用后世的眼光来看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可是这些科学进步大多是原创的，而不是武好古开的金手指。
这说明在掌握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想工具之后，宋朝的一部分天才知识分子，已经拥有了“格物穷理”的能力。
可是在界河商市、京东商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大城市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同时，在大宋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所以当武好古进入关中平原，望着广袤而贫瘠的原野，也忍不住叹息着对苏迟说：“伯充，其实令尊的想法也是有点道理的。”
骑着一匹走马和武好古并肩而行的苏迟皱眉道：“崇道，你也觉得不安置好西军将士，西北早晚会大乱吗？”
武好古悠悠地说：“大国终究难治，天南海北，各有不同，平时想要维持均平就不易了，何况遇上千年剧变之局？”
所谓千年剧变之局，当然是武好古折腾出来的祸事了！
补齐了儒家哲学体系的缺陷，打开了技术进步的阀门，促成了两大自治商市的建立，还拉开了小航海时代的序幕。
这些因素凑在一块儿，如何不是千年未有之剧变？
而剧变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必然伴随着震荡，这是不必多言的。
现在被武好古释放出来的，可是资本主义的魔鬼！
而且除了资本主义魔鬼之外，北方的大辽帝国内部，同样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剧变。
一南一北两场剧变凑在一起，还能让这天下保持太平安宁那就是见鬼了。
“崇道，”苏迟不知道武好古的消极想法，于是开始兜售苏辙的设想，“所以家父认为，必须要在裁撤西军的同时立乡约，设乡兵，建乡学……”
“乡约、乡兵、乡学……好像还少了什么吧？”武好古问。
他当然知道苏辙开出的是个什么样的药方——界河商市和京东商市代表是迈向资本主义不归路，而“乡约、乡兵、乡学”所代表的其实是封建化。
“还少了什么？”苏迟其实也是个汴梁子，并不了解乡村的真实情况。
“还少了乡绅。”上了年纪的赵佳人插话道。在被武好古所用之前，他其实就是大名府乡下的地主——要不是地主，他也不可能没完没了考那么多年科举。
所以他是了解乡村情况，也知道比较保守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们在打什么算盘。
“无绅不治乡，”赵佳人道，“朝廷治理只到县，在往下还是得靠绅。东边是绅商难分，不少士绅兼营商业而成巨富……而陕西这边，恐怕多的是豪强士绅，又是不同了。
若要妥善安置西军将士，那么就要以军将为乡士，兵丁为乡民，以乡士治乡约办乡学，同时再授予边远官地……根据官衔高低授予不同数量，还要严禁买卖，减免租税。”
赵佳人的想法，其实就是要将西军从佣兵集团转为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府兵集团，同时再最大程度固化其原有的阶级。
固化乡村的阶级，大概也是中国乡村士大夫的梦想吧？科举制度理论上说可以起到打通底层上升通道的作用，但实际上底层农民子弟根本没机会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压根考不上进士。科举的上升通道和他们没有关系。倒是在界河商市、京东商市之中，底层民众上升的机会更多。
因为商业活动、科技创新和殖民活动本来就是颠覆性的……大宋最底层的沙门岛上出来的坏人，现在有不少已经在殖民扩张中翻身了。哪怕没有什么机会，只要跟着纪大坏蛋出海的，至少都有五十缗的年入，而且在南心岛上人人都分到了黄金，回头抢完迦陀诃又可以再分一回金子。几年“冒险”回来，谁不攒个几百缗的，一定是赌钱输光了的倒霉蛋。
有了几百缗的积蓄，海州附近上百亩的水田也有了，怎么不是阶级上升了？这还是没有什么好运气，也没什么大本事的。如果运气好，本事大的，在南心岛那个“冒险家的乐园”混成大富豪，或者弄个殖民地总督当当也没一定。
这种上升通道可比当了佃户还梦想供儿子读书中进士靠谱多了——武好古很怀疑大宋一朝有没有出过一个佃户进士？
不过大宋因为没有秀才、举人两个长久的“功名”，而且也不限制土地买卖。所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地位也不是特别牢靠，往往得靠抱团取暖的义门维持。
而以“乡约”的形式确立乡绅的统治地位，也是一个思路，但是乡约的实验并没有在蓝田县以外的任何地方取得过成功。
现在，苏辙、苏迟两父子又借着裁撤整理西军的机会，想再试试乡约的路子。
不过苏大胡子和他儿子一定没想清楚西军武士集团和普通的士大夫地主之间的区别——西军一旦在裁撤整理的过程和土地挂钩，并且建立起“大乡绅——小乡士——乡兵、乡民”的等级体系，搞不好就是关陇武士集团的复活了！
“伯充，”武好古问，“你觉得赵机宜的想法怎么样？”
“可行！”苏迟马上就点了头，“只是土地怎么分配？西军人数不少，如果要妥善安置，不知道需要多少土地？”
“土地有的是！”武好古一笑，“而且西军也没多少精锐，扣除已经给了土地的弓箭手，最多就是四五万精锐……这还包括了各家的效用士了。安置平均每人400亩土地计算，也就是2000万亩。陕西六路没有那么多官田，加上朔方路和灵州就差不多了。灵州还有30万亩水田呢！那可是一亩能顶几亩旱田分出去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朝廷能不能同意分配西北三路的土地，以及西军将门能不能支持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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