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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儒林列传》当中，可以说描述了儒家发展的道路以及最终成为中国之后历代王朝的既定教育以及治国方针基础的前提。
而关于后面的描述，则是可以从《史记?儒林列传》当中的内容可以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环境以及核心人员。
《史记?儒林列传》：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徵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後，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儿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於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儿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後六年，儿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於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不能明也。
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於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後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脩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鸧腕。曲台坏壁，书礼之冠。传易言诗，云蒸雾散。兴化致理，鸿猷克赞。
……
从这一部分内容来看，汉武帝尊崇的儒家学说，主要是被归纳为《春秋公羊传》传承下来的儒家学说一脉。
这一脉主要代表就是董仲舒。
但是在这个时期，《春秋谷梁传》的传承学派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在董仲舒去世之前，公孙弘所推荐的《春秋谷梁传》的儒家学派，事实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而在《史记?儒林列传》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那就是自认为儒家正统的孔子一脉并没有得到重用。
这一点除了因为史记当中描述到的一点，孔氏当其时的经典引用相当紊乱之余，还有汉初时期，孔氏一脉推崇的是项羽这位鲁公，并且“负隅顽抗”刘邦麾下的大军有很大的关系。
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前，孔子在汉朝的地位事实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可言。
而这一件事情就是：
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
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如道家四大真人）。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而从中国四大文庙当中算是保留最早的南京夫子庙（孔庙是明清时期的翻修建筑居多，没有什么对比价值）的情况而言，孔子的大规模祭祀，早于南京夫子庙的建造时间，晚于汉元帝正式恢复孔子祭祀的期间。
南京夫子庙，即南京孔庙、南京文庙，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秦淮河北岸贡院街，江南贡院以西，为供奉祭祀孔子之地，是中国四大文庙，为中国古代江南文化枢纽之地、金陵历史人文荟萃之地，不仅是明清时期南京的文教中心，同时也是居东南各省之冠的文教建筑群，现为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重要组成部分。
夫子庙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主要由孔庙、学宫、贡院三大建筑群组成，占地极大。有照壁、泮池、牌坊、聚星亭、魁星阁、棂星门、大成殿、明德堂、尊经阁等建筑。夫子庙被誉为秦淮名胜而成为古都南京的特色景观区，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与上海城隍庙、苏州玄妙观和北京天桥为中国四大闹市。
夫子庙始建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337年），宋景祐元年（1034年）改建为孔庙，在六朝至明清时期，世家大族多聚于附近，故有“六朝金粉”之说。范蠡、周瑜、王导、谢安、李白、杜牧、吴敬梓等数百位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这里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写下了千古传诵的篇章。
秦淮河是古老的南京文化渊源之地，而内秦淮河从东水头至西水关全长4.2公里的沿河两岸，从六朝起便是望族聚居之地，商贾云集，文人荟萃，儒学鼎盛，素有“六朝金粉”之誉。
位于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始建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337年），根据王导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材为重”，立太学于秦淮河南岸。当年只有学宫，并未建孔庙。
孔庙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就东晋学宫扩建而成的。因为祭奉的是孔夫子，故又称夫子庙。在学宫的前面建孔庙，目的是在于希望士子遵循先圣先贤之道，接受封建教化。
自六朝至明清，十里秦淮的繁华景象和特有的风貌，曾被历代文人所讴歌。夫子庙位于秦淮河北岸，原是祀奉孔子的地方，始建于宋代景祐元年（1034年），是就东晋学宫旧址扩建而成。
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焚毁。
绍兴九年（1139年）又重建，称建康府学。
元朝改为集庆路学。
明初为国子学，将上元、江宁两县学并入，后为应天府学。
清代将府学迁至城北明国子监旧址，这里便成为江宁、上元两县县学。
清初府学迁原国子监，便将夫子庙原府学故地改为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
咸丰年间再次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年）重建。
1937年，抗日战争时被日军焚毁而严重损毁。
而关于南京夫子庙，最著名的文化发展，并不在于孔庙文化的本身，而是著名的金陵灯会。
秦淮灯会又称“金陵灯会”，是历史上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举行，是中国最著名的灯会活动和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的美誉，是中国唯一一个集灯展、灯会和灯市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灯会。
秦淮灯会的历史悠久，早在南朝时期，国都建康（南京）就出现了举办传统元宵灯会的习俗，其盛况为全国之冠，是中国最早的灯会。明初之后，秦淮河悬挂花灯的画舫（俗称“灯船”）也随之蜚声天下。
历史上的秦淮灯会主要分布在南京秦淮河流域，20世纪以后主要集中在夫子庙地区，如今已扩展到“十里秦淮”东侧五里地段，核心区域包括夫子庙、瞻园、白鹭洲公园、吴敬梓故居、江南贡院、中华门、老门东、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及中华路、平江府路、瞻园路、琶琵路一带。
秦淮灯会通过扎灯、张灯、赏灯、玩灯、闹灯等诸种形式营造出“万星烂天衢，广庭翻人潮”的美好意境，寄托民众的良好愿望与生活追求。与此相辉映的其他民间文化艺术门类如南京剪纸、空竹、绳结、雕刻、皮影、兽舞、秧歌、踩高跷等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进而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秦淮灯会无论是历史意义、人文价值、经济价值还是社会影响都非常大，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历代南京民众延续和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间，长久以来，它已成为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本土和外来的文化艺术贯穿于灯会中，构成其艺术内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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