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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门,要过两个新年,一个是藏民族的藏历新年,一个是传统的春节。一般先是藏历新年,中间间隔不多久,春节就到了。每到这两个节日,报社安排交叉轮休和值班。记者管理是灵活的,有采访的采访后,到报社交上稿件就可以不用坐班,直接走人。
这对于像我这样从内地来藏的人们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不过,我发现我们都很享受一年过两个年。何况,今年的新年我们已经定居下来,吴克也没有找借口外出,眼儿也长高了些。他的自行车更加熟练,可以独立上街骑车到很远的地方。
春节快到了。这时,恩杰和艳艳都辞职离开了报社。恩杰留在了家里,艳艳应聘到了电视台工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来往。新年到了。大年三十,大家相约一起过年。这次是四家人聚会,恩杰老公符小宽的同学带着老婆也来了。吴克依然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着工程会承包到的。我也不再阻挡他。任由他和他们畅想着。其实,我也心里畅想着工程真能包下来。那天,男人们都放开了喝酒,弄得我们女人也都醉醺醺的。
正月初四,吴克说要请客。他把他工地上的厨子请到家里来。厨子是四川人,据说已经在藏地漂泊了10多年,老家的老婆也没有来看过他,大概是彼此都忘记了。据说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每月负责给孩子生活费。我们就让他住在家里,反正房子很宽敞,为他腾出一间没有问题。厨子人很勤快,饭菜也很可口。
有了这些保障,我发出邀请,请大家过年。在报社邀请同事的时候,看见陆主任,看见他严肃生冷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我开不了口请他。我是怕他拒绝。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我竟然始终没有勇气去请他和我们大家一起过年。
我给王大姐和张大哥夫妇打电话邀请他们来家过年。却得知他们回内地去了。受过烧伤的弟弟和弟媳虽然做了几次植皮手术,但是出院回到内地后,因为外貌,还是被人拒之千里。无奈,弟弟一家,只得靠种植土地生活。他们回到内地,就是想看看弟弟和老人,能帮衬的地方就帮衬帮衬。
初四那天,除了我们固有的三家人,同在报社一起做事的同事几乎都来了。其他媒体的同行朋友也来了不少,在一家报社做新闻部主任的阿佳卓玛,带着他的老公也来了。此外,还有吴克工地上的工人、同在之门的老乡和朋友。
在电视台的娟子也来了。娟子与我们相比,她不是我们同一类别的人。她不是我们这样在之门漂泊的人,什么都是自己努力得到的。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之门,离开赖以生存的报社。她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电视台的正式记者,享受由财政拨款的工资福利待遇。她的皮肤很白,长得很漂亮,对人很腼腆,说话温温柔柔的,声音甜甜的。和她采访时面对陌生环境的安静和沉着应对截然不同。在气质上,她有着和杨涛老师一样的温婉。她皮肤的白,在这个离阳光照射很近,空气很干燥的地方,显得很突出。像我这样,在内地老家的时候,皮肤就是黑黄的,到了藏地,每天骑自行车风餐露宿,每天接受太阳的照射,又因为呼吸不均匀经常把口罩取下来的,皮肤就更加黑了。我们报社的女同事的皮肤都不够好。所以,娟子一来,报社的男同事都抢着找借口跟她说话。她也是慢慢地说着话,对谁都态度一样地好。吃完饭,因为她不会玩扑克什么的,就和其他新认识的人在四周走走,然后告辞走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陆主任也来了。他和同事们一起坐在简陋的桌子边,从地下提起打开的啤酒,对着瓶口就喝了下去。因为来的人特别多,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酒杯子,他们干脆一人一瓶地干了起来。
那些桌子,我都不好意思说,全部是吴克带着工地上的工人,自己做的。桌面高低不平,缝隙凸显。每端上的一道菜都要小心避开那些缝隙,或者选择两道缝隙的中间。这样的桌子搭在院坝内。院坝的地面,全部是原生态的泥巴,高低不平。所以,只要稍微不注意,桌子就会不平整,摇摇摆摆起来。碰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赶忙到菜地里,寻找到一块菜农们搭建蔬菜大棚时丢弃的石块,把桌子地面填得平整些。
院坝四周,就是菜地。虽然是菜地,菜地里却看不见一丝绿叶。所有的蔬菜都在白色棚子里,被温室掩盖得严严实实。
陆主任在单位很严格,我以为他的人缘肯定不大好。没有想到,报社的男同事都过去陪他喝酒。他也好脾气地来者不拒,不嫌弃桌子的粗劣和地面的高低不平。看着他渐渐红起来的脸,我忽然感觉我们都错误地认识了他。他其实心很热。心热的人,对人都是热的,只不过他掩饰得很好。大概是因为他的位置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管理我们的人,他必须有管理者的姿态和严格。才能把我们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者管理好。
看着他们喝酒,听着他们说着和报社开会时不同的话语,那些话语很多是粗俗的,甚至就是出口成脏,杨涛老师带着女同事们笑得都快直不起腰来。
也是那天,杨涛老师对我说,陆主任其实非常能干,他在文学上有很深的素养,他写的很多东西在藏地文学圈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却因为表面的冷漠和严厉,受到排挤,也被迫一再跳槽。报社是特地招聘他来管理我们的。他跟我们一样,其实内心都非常热爱生活,热爱报社。
中午过去,太阳穿过清冷的空气和厚厚的云层,照射到了院坝内。酒席终于散去,朋友们都告辞走了。
我却因为对陆主任有了新的认识,激动不已。
半夜时分,我忽然被电话打醒。接起来,是娟子,听见她在哭。我连忙坐了起来。电话里,娟子掩不住哭泣,说:“崽崽去了!”
谁是崽崽?难道她结婚了?我安慰她说,不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我推醒了吴克。
娟子住在电视台家属院,在市中心,我们住在偏僻的北郊。为了不让娟子担心,我们穿好衣服,不约而同选择了跑步。到了街上,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娟子家里,娟子端出了一个纸箱子。脸上泪痕依旧。
我轻轻打开箱子,天啊,原来是一条棕色的小狗。它就是娟子的崽崽。娟子已经给它穿上了崭新的衣服,它静静地躺着,好像睡着了一样。
看着娟子伤心的面庞,我忽然发现我也变得敬畏起来。这是生命的流逝,是人,就应经对生命有所尊重。
吴克什么都不说。他接过娟子的箱子,小心翼翼地端到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到菜地外面的那条街上。
原来,中午到我们家里来,娟子跟其他同事一起,意外地在我们菜地的尽头,发现了那片延伸不到底的小树林。这片小树林的幽静和空气的湿度是之门很少见的。回家发现宠物狗不明原因死亡后,娟子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要把它安葬在这片天然小树林里,让它的灵魂能够呼吸到足够的氧气,得到安息。
下了车,走到菜地中心地带时,吴克停下脚步,把箱子轻轻递给了娟子。娟子双手伸展,平稳地接了过去,那一刻,我发现娟子脸色沉稳,和她20多岁的年龄格格不入。
吴克回家打开房门。一会儿,他手中的电筒光就在深夜的菜地上晃动起来。他走到最近一家菜农的门口,轻轻地拿起放在屋檐下的一把锄头,扛在肩头。然后返回来,接过娟子手中的箱子,带领我们向小树林走去。
我们轻轻地无声地走着。脚底踩过凹凸不平的有些干裂的地面。踩到湿润的草地。我们知道,小树林到了。
电筒光在阴暗的树林里寻找,终于找到了白天那条熟悉的穿过树林的小路。我们走了很久很久,小路消逝了,还在走。不时有从树上滴下的冰水,打在我们厚厚的冬装上,寒气更加逼人。我们停停走走,得到娟子几次否定后,她终于点了头,我们在一块空地上停留下来。它的四周,围绕着几颗高大的挺拔的树木。吴克挥动锄头,挖出了一个深深的长方形的坑。娟子把箱子放在坑的最深处。吴克再次把土块重新填了回去。娟子恭下身子,给土块围起了一个土包。
后来,我带着眼儿,想去看看埋着崽崽的那个土包。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找到。崽崽融入了这块小树林,用他的肉体滋养着这块温厚、湿润的土地,让那些树木更快更高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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