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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门，要过两个新年，一个是藏民族的藏历新年，一个是传统的春节。一般先是藏历新年，中间间隔不多久，春节就到了。每到这两个节日，报社安排交叉轮休和值班。记者管理是灵活的，有采访的采访后，到报社交上稿件就可以不用坐班，直接走人。
这对于像我这样从内地来藏的人们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不过，我发现我们都很享受一年过两个年。何况，今年的新年我们已经定居下来，吴克也没有找借口外出，眼儿也长高了些。他的自行车更加熟练，可以独立上街骑车到很远的地方。
春节快到了。这时，恩杰和艳艳都辞职离开了报社。恩杰留在了家里，艳艳应聘到了电视台工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来往。新年到了。大年三十，大家相约一起过年。这次是四家人聚会，恩杰老公符小宽的同学带着老婆也来了。吴克依然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着工程会承包到的。我也不再阻挡他。任由他和他们畅想着。其实，我也心里畅想着工程真能包下来。那天，男人们都放开了喝酒，弄得我们女人也都醉醺醺的。
正月初四，吴克说要请客。他把他工地上的厨子请到家里来。厨子是四川人，据说已经在藏地漂泊了10多年，老家的老婆也没有来看过他，大概是彼此都忘记了。据说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每月负责给孩子生活费。我们就让他住在家里，反正房子很宽敞，为他腾出一间没有问题。厨子人很勤快，饭菜也很可口。
有了这些保障，我发出邀请，请大家过年。在报社邀请同事的时候，看见陆主任，看见他严肃生冷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我开不了口请他。我是怕他拒绝。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我竟然始终没有勇气去请他和我们大家一起过年。
我给王大姐和张大哥夫妇打电话邀请他们来家过年。却得知他们回内地去了。受过烧伤的弟弟和弟媳虽然做了几次植皮手术，但是出院回到内地后，因为外貌，还是被人拒之千里。无奈，弟弟一家，只得靠种植土地生活。他们回到内地，就是想看看弟弟和老人，能帮衬的地方就帮衬帮衬。
初四那天，除了我们固有的三家人，同在报社一起做事的同事几乎都来了。其他媒体的同行朋友也来了不少，在一家报社做新闻部主任的阿佳卓玛，带着他的老公也来了。此外，还有吴克工地上的工人、同在之门的老乡和朋友。
在电视台的娟子也来了。娟子与我们相比，她不是我们同一类别的人。她不是我们这样在之门漂泊的人，什么都是自己努力得到的。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之门，离开赖以生存的报社。她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电视台的正式记者，享受由财政拨款的工资福利待遇。她的皮肤很白，长得很漂亮,对人很腼腆，说话温温柔柔的，声音甜甜的。和她采访时面对陌生环境的安静和沉着应对截然不同。在气质上，她有着和杨涛老师一样的温婉。她皮肤的白，在这个离阳光照射很近，空气很干燥的地方，显得很突出。像我这样，在内地老家的时候，皮肤就是黑黄的，到了藏地，每天骑自行车风餐露宿，每天接受太阳的照射，又因为呼吸不均匀经常把口罩取下来的，皮肤就更加黑了。我们报社的女同事的皮肤都不够好。所以，娟子一来，报社的男同事都抢着找借口跟她说话。她也是慢慢地说着话，对谁都态度一样地好。吃完饭，因为她不会玩扑克什么的，就和其他新认识的人在四周走走，然后告辞走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陆主任也来了。他和同事们一起坐在简陋的桌子边，从地下提起打开的啤酒，对着瓶口就喝了下去。因为来的人特别多，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酒杯子，他们干脆一人一瓶地干了起来。
那些桌子，我都不好意思说，全部是吴克带着工地上的工人，自己做的。桌面高低不平，缝隙凸显。每端上的一道菜都要小心避开那些缝隙，或者选择两道缝隙的中间。这样的桌子搭在院坝内。院坝的地面，全部是原生态的泥巴，高低不平。所以，只要稍微不注意，桌子就会不平整，摇摇摆摆起来。碰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赶忙到菜地里，寻找到一块菜农们搭建蔬菜大棚时丢弃的石块，把桌子地面填得平整些。
院坝四周，就是菜地。虽然是菜地，菜地里却看不见一丝绿叶。所有的蔬菜都在白色棚子里，被温室掩盖得严严实实。
陆主任在单位很严格，我以为他的人缘肯定不大好。没有想到，报社的男同事都过去陪他喝酒。他也好脾气地来者不拒，不嫌弃桌子的粗劣和地面的高低不平。看着他渐渐红起来的脸，我忽然感觉我们都错误地认识了他。他其实心很热。心热的人，对人都是热的，只不过他掩饰得很好。大概是因为他的位置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管理我们的人，他必须有管理者的姿态和严格。才能把我们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者管理好。
看着他们喝酒，听着他们说着和报社开会时不同的话语，那些话语很多是粗俗的，甚至就是出口成脏，杨涛老师带着女同事们笑得都快直不起腰来。
也是那天，杨涛老师对我说，陆主任其实非常能干，他在文学上有很深的素养，他写的很多东西在藏地文学圈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却因为表面的冷漠和严厉，受到排挤，也被迫一再跳槽。报社是特地招聘他来管理我们的。他跟我们一样，其实内心都非常热爱生活，热爱报社。
中午过去，太阳穿过清冷的空气和厚厚的云层，照射到了院坝内。酒席终于散去，朋友们都告辞走了。
我却因为对陆主任有了新的认识，激动不已。
半夜时分，我忽然被电话打醒。接起来，是娟子，听见她在哭。我连忙坐了起来。电话里，娟子掩不住哭泣，说：“崽崽去了！”
谁是崽崽？难道她结婚了？我安慰她说，不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我推醒了吴克。
娟子住在电视台家属院，在市中心，我们住在偏僻的北郊。为了不让娟子担心，我们穿好衣服，不约而同选择了跑步。到了街上，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娟子家里，娟子端出了一个纸箱子。脸上泪痕依旧。
我轻轻打开箱子，天啊，原来是一条棕色的小狗。它就是娟子的崽崽。娟子已经给它穿上了崭新的衣服，它静静地躺着，好像睡着了一样。
看着娟子伤心的面庞，我忽然发现我也变得敬畏起来。这是生命的流逝，是人，就应经对生命有所尊重。
吴克什么都不说。他接过娟子的箱子，小心翼翼地端到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到菜地外面的那条街上。
原来，中午到我们家里来，娟子跟其他同事一起，意外地在我们菜地的尽头，发现了那片延伸不到底的小树林。这片小树林的幽静和空气的湿度是之门很少见的。回家发现宠物狗不明原因死亡后，娟子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要把它安葬在这片天然小树林里，让它的灵魂能够呼吸到足够的氧气，得到安息。
下了车，走到菜地中心地带时，吴克停下脚步，把箱子轻轻递给了娟子。娟子双手伸展，平稳地接了过去，那一刻，我发现娟子脸色沉稳，和她20多岁的年龄格格不入。
吴克回家打开房门。一会儿，他手中的电筒光就在深夜的菜地上晃动起来。他走到最近一家菜农的门口，轻轻地拿起放在屋檐下的一把锄头，扛在肩头。然后返回来，接过娟子手中的箱子，带领我们向小树林走去。
我们轻轻地无声地走着。脚底踩过凹凸不平的有些干裂的地面。踩到湿润的草地。我们知道，小树林到了。
电筒光在阴暗的树林里寻找，终于找到了白天那条熟悉的穿过树林的小路。我们走了很久很久，小路消逝了，还在走。不时有从树上滴下的冰水，打在我们厚厚的冬装上，寒气更加逼人。我们停停走走，得到娟子几次否定后，她终于点了头，我们在一块空地上停留下来。它的四周，围绕着几颗高大的挺拔的树木。吴克挥动锄头，挖出了一个深深的长方形的坑。娟子把箱子放在坑的最深处。吴克再次把土块重新填了回去。娟子恭下身子，给土块围起了一个土包。
后来，我带着眼儿，想去看看埋着崽崽的那个土包。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找到。崽崽融入了这块小树林，用他的肉体滋养着这块温厚、湿润的土地，让那些树木更快更高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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