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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弱小的，在史书上看到的一些了不起的贤明之士，搬到一个地方生活，通过自身潜移默化的以身作则使得整个地方的风气为之一变。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不过是凤毛麟角比较罕见而已。
虽然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是个外星人或者是个生化人突然的出现在社会当中，他们作为个人一定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了，王润民不是一个外星人，也不是什么生化人，这本书是穿越历史不是科幻小说。不过相对而言，能够在近代和现代两个时空穿越的掌握着巨大财富和知识力量的王润民，比外星人生化人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还要大得多。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王润民不过是上过几天书，书读得比较多的屌丝宅男罢了，但是对于清朝末年这个环境来说，受到过专业系统的哲学教育，有着完善合理的政治理念的王润民和清末茫然混沌的中国人相比较，就是有如外星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毕竟从鸦片战争到太祖崛起这半个多世纪里，在全中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着先进全面合理系统的思想体系。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和太祖思想武装了头脑的王润民是有着改天换地之巨力的。更何况王润民还有着超级金手指能够进行时空穿越。
所以说，即使穿越清朝的王润民再怎么藏身于自己安逸的四合院中当个书斋宅男，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是开始逐渐显现。太祖曾经说过，“别把我想的那么有影响力，我最多也就能影响到北京附近一小片。”王润民从没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与太祖比肩的人物，但是他的穿越还是影响了北京大栅栏他家附近的一小片地方。
1903年的北京市民如果走到大栅栏附近的时候会感到很惊奇。一条在全世界也比较罕见的水泥马路从东交民巷经大栅栏通过煤市大街铺设至永定门火车站。
因为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条马路又得到英国公使的大力支持以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强烈拥护，王润民出资五十万银元，由他的学生完成实地测绘，在王润民培养的曾经使用过现代建筑器材和材料为他整修过住宅的那三建筑队的带领下，雇佣劳工三千多人历时三个月修建完成。
这条7.5公里的水泥马路共耗费水泥两千吨，沙子三千五百吨，碎石六千吨。不过总共才花费了王润民六十多万人民币买水泥和相关施工工具，王润民为了筹备这次的施工的工程款从清末弄了一个康熙年间的鼻烟壶转手在现代就卖了三百多万，足够在清末修建这种五米宽的水泥马路五六条的。所以王润民提出了高薪加速的办法，以每天一块银元的高薪雇佣工人三千多人，正是这种高薪导致的工人的工作热情加上那三施工队使用的先进器材才使得这条马路仅用三个月就得以建成。
王润民觉得修建这么条乡村级水泥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清末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的震惊的。要知道直到1906年，唐山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中国的水泥产量才达到年产四万吨，也就是说在1902年铺设一条这样的马路在1906年要启新水泥厂全力生产一个月才能满足。
这条惊人的水泥马路修成后居然没有大面积的反对和对抗也是让王润民比较以外的。他不知道的是，北京市政状况到底有多么恶劣。
据《燕京杂记》记载：嘉庆以来，北京城已有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以一钱”。但人们仍公然在街中便溺，住户又往街上倾倒便器，加上过往畜车的牛粪马尿，致使有的街道“粪盈墙侧土盈街”，大街小巷弥漫着恶臭。当年大栅栏的同仁堂是有名的药房，每日生意兴隆，可门前却成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有名的厂甸，当年人们在吕祖祠对面的大影壁后“即可随意便溺”。由于北京城的一些街面污秽不堪，当年流传如此“医方”：“人中黄(粪)、人中白(尿)、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雨雪)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
住在北京的社会各个阶层早就对北京的街道环境深恶痛绝忍无可忍了。在王润民的水泥马路修建完成之后，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朝廷的官员们也无法忍受，纷纷上书要求整改北京市政，最终使得原本在1904年才开始进行的北京市政建设在1903年初全面上马。
新修建的马路虽然不能达到王润民修的水泥马路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也是在当时比较高端的。
修建这些马路，先用碎石填平，再灌石灰水，然后用汽碾轧平。当时称这种铺路法叫“锯子活”。这种路面平整结实，受到朝野一致好评。
在道路环境上也有很大变化。前门外大街成了北京最漂亮的街道，不但马路平坦，而且路旁栽上了杨柳和马樱等树，马樱花开时，大街两侧红绿相间，“往来行人，乐而忘倦”。
各街道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街巷禁止倾倒秽物，推垃圾车的以摇铃为号，按时来收住户的粪便垃圾。马路上还设有清道夫终日泼水清扫，街面总是湿湿的不起尘土了。各街道的暗沟的沟眼处都立了木栏，晚上还点灯示意，“不至再遭当日倾陷之患”。前门楼也改变过去“上灯闭门”，“三更时即开门，然许入不许出”的做法，不再关闭城门，以避免“闭门之顷，竞走飞驰”的混乱紧张场面。
在交通上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前门楼内外规定东出西进，车马均从左侧行走，“有不遵者，以违警论”。小街巷也制定了行走路线，出入不再任意而行，“插车之事，自此免矣”。同时规定车辆不得随意停放在街面上，为了避免马嘶驴鸣的噪音和牲畜粪便，大街上不许畜车行走，行人因此“眼底耳根两清净，从今不见破骡车”。
北京城内还兴起了修跨街牌楼和改街名的风尚。“街市巷口，树立牌楼，异常华美，皆由各处居民集资建置”。遇街名不佳的，也“谐音更改”，如蝎子庙改为协资庙，阎王庙改为延旺庙，劈才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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