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人员的移交工作，常健几乎是全程参加了，总共调出近二千名劳教人员，他主要是办理档案材料的交接；对方要求给一些档案柜子，经钱科长发话、常健才敢给。当年还调入犯人近一千人，收押新犯一千多人，刑满释放六百余人，脱逃犯人七十九名，捕回逃犯六十名。
第二年，平合农场又收押新犯二千多人，调入犯人七百多人；全场脱逃犯人六十名，捕回逃犯三十八名。
劳教所成立的初期很混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合农场的干警外出追捕逃犯时，经常可以抓到从劳教所逃跑出来的劳教人员，如果不帮着送人过去、而是电话通知劳教所来领人，有时侯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们就把他放了吧！让他自己走路回来，我们没有空闲、也没有专车去欢迎他……
劳改劳教系统开始大批招录干部……陆陆续续搞了几年，主要对象是系统内四十岁以下的职工：有一定工龄、一定身高，身体健康、表现良好，通过相应的考试、考核以及培训后，录用为国家干部。平合农场招录的第一批干部数额，基本顶上调到劳教所干部所余的空缺。后来又招收应届毕业生、手续比较严格，常健的小弟体重差几斤差点当不成干部，有的人身高差一公分也不行。
伍彬、华云、黄晶、柯良、魏林、小高等一大帮青年考上干部，其中年纪最大的是行政办公室的老韦，他原来是负责话务电线维修工作，曾经和常健一起抓获过逃跑人员，凭着高小文化程度和机灵也考上了；他（她）们将参加省劳改局举办的培训班，华云的父亲被抽调去负责培训并筹备劳改工作学校。
原来与章政委搭档的场长，在政委调动的同时改任“顾问”了。
上级破例任命陆仁为第一副场长及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把“场长”这个位置留空。因此，陆场长就是农场的二把手，他曾任过十四队的政治指导员（当时常健母亲任副队长）；后来组织上调其出国到非洲当了几年的农业专家，刚刚才回到国内，属于比较吃香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家对他也很尊重。
场党委对中层领导干部作了小幅调整，其中：钱培任狱政管理科科长，韦杰任教育改造科科长，汪俊任教育改造科副科长……
兰政委和陆场长“搭伙”的初期，两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与历届的领导班子大不相同，而且他们都很赏识年青有为的普通干部。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不知道是兰政委还是陆场长中的哪个，出面叫钱科长安排常健开摩托车带他俩下队检查工作；说是小汽车坏了正在修理，可能还有一点“微服私访”意图，使常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常健用三轮摩托车带两个首长在东片转了一天，所到之处、基层的领导和干部职工个个都很惊讶，因为大家看到政委坐摩托车车斗、场长坐摩托车尾座，风尘仆仆深入到田间、地头、队部、监舍巡视，这可真够稀奇！
下午四点多钟，常健车载领导回到离场部还有两三公里的五队甘蔗地旁边估计产量，远远看见附近农村七、八个妇女迎面走来，她们挑着大捆的甘蔗尾巴（夹带甘蔗），边走路、边啃甘蔗，显然是占了五队的便宜。
眼看就要到家，常健真不想多管闲事，可是两个领导偏偏要等那些妇女来到跟前，拦住她们讲道理，其中一个妇女还是强行逃走了。
对于其余的人，两个首长耐心地做工作，陆场长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她们讲，这个时候摘甘蔗的尾巴，会影响作物继续生长、减少产量；兰政委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她们讲，大家都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能偷公家东西。
这简值就是“对牛弹琴”、没有作用，也毫无意义！
那些农村妇女怎么说、都还是女性，但就象一些年青人说的“远远看想拥抱，走近后想逃跑，面对面想防卫”那种人，一个比一个难看，傻乎乎地笑嘻嘻，边啃甘蔗、边说土话，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样子。没有谈过恋爱，很少接触除家人以外异性的常健，既听不懂她们话，也不觉得好笑。
忽然，附近农村有很多人往这里跑过来，常健感觉不妙、劝领导赶紧撤退；他们却不以为然，说要趁此机会做群众的宣传工作。
大帮村民陆续赶来了，男女老少、高倭胖瘦都有，他们聪明地把常健等三个人分离、隔开，一群人包围一个，七嘴八舌地说：干部调戏妇女、警察欺负农民、农场人看不起农村人等等。常健毕竟年青力壮，而且就在摩托车旁边，他摆脱纠缠他的村民，发动车子并跨上去，叫两个领导上车走人。
此时两个领导根本就走不脱，他们只好叫常健先走。
常健想回到场部搬来救兵，就开动车子准备离去。
没想到竟然有村民把个子较小的陆场长推过来挡在车前方，常健认为这事情的性质已经变化，好象是“敌我矛盾”了；他想拨枪，考虑到两个领导安全，又考虑到各种后果、各方面的影响，便尽量避免激化矛盾。
兰政委在另一边讲了一些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拉扯陆场长的几个村民有所松懈，常健就趁机钻了一个空档、突然把摩托车开跑了。
常健一面开车、一面考虑对策，回到场部的第一个目标是行政办公室辛副主任家，他主管场群工作，与老百姓打交道多，肯定有办法处理。
辛副主任听了大概的汇报后，比常健还要紧张，他让常健先兜他去通知尤团长紧急集合民兵去营救政委、场长；然后载他去附近的乡政府找主管副乡长来处理。常健按照他的指示办，驾车的速度比平时快得多。
当常健的摩托车载着辛副主任和副乡长回到场部时，天已经黑了；辛副主任让常健先把车转到兰政委家去看看，结果看到满满一屋子的人，大都是来慰问领导的，因为政委和场长已经安全回来了。辛副主任和副乡长进去汇报情况，常健没有凑热闹，他认为自己忙了一整天也该回家休息啦！
据说常健的摩托车离开现场后，村民们就聪明地自动解除包围、有秩序慢慢撤人；两个领导徒步走回到半路，才遇上接应他们的队伍......
狱政管理科增加了几个新人，有罗来和刚考取干部资格的黎汉等人，其中有一个人算是给常健配备的助手，即原行政办公室的通讯员小黄。
罗来三十多岁、白白净净，是合宾县附近农村人，小时候经常来农场淘气，后来读中专毕业分配在外地工作；为离家近一些、并且解决家属户口“农转非”问题而调来农场；他原在队里工作，科里借用期间，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正式调来后，就对常健、李贤等比他年轻的人“指手划脚”了，这让常健、李贤感觉很不舒服，大家私下开玩笑说“估计老罗准备要当副科长。”
黎汉的父亲曾任供销科副科长，他与骆强、柯良以及常健的姐姐是中学同学，原来分配工作不太理想，长期在修建队开拖拉机。黎汉将要转为汽车驾驶员时遇上“招干”机会，培训期间他学习非常刻苦，得到有关领导赏识。
小黄有几个大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人很聪明和机灵，经常“常哥”、“常哥”的称呼常健，学东西也快。常健担任机关团支部组织委员时，曾经得介绍担任通讯员的小黄加入共青团，而且只做过这么一次入团介绍人。
柯良被分配到加工厂，他结婚的新房也安在那里；伍彬仍在原来的十队，他们和大部分的新干部都做干警的工作；糖厂有部分人原在技术工人岗位工作，由于没有接班人只能“以干代工”一段时间，包括文祥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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