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有时也会碰好运气！他转为正式干部不久，恰巧上级决定给劳改干部发“区别服”。过去，由于没有统一着装，有些家庭困难的干部，不仅生活比不上技术工人，服装也比“三种人”的穿着还要破烂；此时每人都有“公家”发给的上禄、下蓝制服，不光与“三种人”有所区别，与职工有所区别，人的精神面貌也与过去大不一样了。而“管教科”的干警和其他干部之间仍有区别，就是每人分别掌管一套“公用”的警察制服，这比“区别服”更加威风。
每当场部露天剧场放电影的时侯，经常有话筒喊“管教科”的人，最开始主要是叫关苏，因为他是内勤干事；后来有叫关苏的，也有叫常健去接待外地送人来的；再后来是叫常健的更多了，因此提高他的知名度。
有一晚放电影时，章政委在露天剧场遇见常健，就让常健跟他去处理一件事。常健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农场的一把手，不便问什么、而是老老实实跟着去了；章政委也没有多说话，直直就往医院方向走、心情不太好。
原来是修配厂的厂长和政治指导员双双“出事”了，他们由于对场领导有些意见、就一起喝闷酒，一个被急送医院抢救、一个发起酒疯。
常健跟章政委到达医院的时侯，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医生、护士、病人家属，以及修配厂和场部的一些干部职工，大家正在忙乎。
最麻烦是发酒疯的厂长，他趴在指导员的病床上哭天号地，让人觉得好象指导员已经死了一样，不仅令人难堪，而且严重妨碍医生、护士对病人的救治，谁劝他都不听。章政委一到达、局面就更加混乱了，因为厂长马上转移目标，他象是“仇人相见红了眼”一样，就近抄起一把椅子朝章政委猛扑过来；旁边人有扯他衣服的、有扯住他椅子的、有阻拦他的；常健立即挺身挡在章政委的前面，并随时准备下一步动作。章政委还未开口，就受到厂长一连串的谩骂......
经过大家好一番劝解，并且连拉带扯，终于把发酒疯的厂长弄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医院的秩序才能稍微平静。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个多小时后，犯病的指导员脱离了生命危险，而发酒疯的厂长也逐渐安定下来了。
七月份，省公安警察学校分来一个名叫李贤的中专毕业生，政治处把他分配到狱政管理科。因此，钱科长把借用了一段时间的小高退回糖厂。
李贤是平阳县人，父母都是农民，他本人长得高大英俊，而且白白净净，很讨女孩子喜欢。李贤一到来，常健就不是狱政管理科最年轻的干部了；他把常健当兄长看待，并通过“兄长”了解科室、机关、全场的有关情况。
常健则注意学习李贤的专业知识，业余时间曾向他学照相技术，并借用照相机和曲文到野外实地练习；有时常健还带上小弟，一起拍了不少照片。
第二年春节临近之时，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平合农场逃跑的一名犯人，专门打来长途电话，通知狱政管理科尽快派员去“提货”（这是关苏的原始记录）。常健闻讯很兴奋，他先后向关苏、钱科长提出作为“进京人选之一”的要求。
关苏说：“小常，年底不仅你的工作量多，科里也忙，你就不要去了。”
“关叔，我到科里工作那么久了，还没有出过本省；过去有出差广州、南京、杭州、上海的机会，我从未要争过。这次可是首都，你就给我去一次吧！”
关苏又说：“如果你去了，那么多天时间、谁来顶你的工作？我不信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三种人到处乱跑，不定哪一天还有出国的呢！”
“关叔，我们俩个不是互相顶替吗？我去追捕逃跑人员、你就经常顶我，你回家我也顶过你，这次就算帮个忙吧！以后我哪里都不去了。”
关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说不过你，由科长定吧！”
常健又去找钱科长说：“钱科长，反正过节也要放几天长假，这春节可能不好找人出差；我还没有出过本省，这次就让我去好啦！”
钱科长说：“你拉倒吧！去北京、我不怕找不到人，怕照顾不过来呢！”
“钱科长，是我没有说好，就请你照顾我一次吧！”
“要照顾好说呀！可是你的工作怎么办？”钱科长在犹豫。
“我今天就加班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出差积压的事情，我回来后也加班做，绝对不会耽误什么重要工作的。其他事情希望关叔顶一下。”
“春节他肯定要回去探亲，恐怕是我顶你们呢！”
常健知道自己有希望、连忙说：“那我就多谢钱科长了！”
果然，想去北京的人还真不少，章政委的老家是北京郊区平谷县的，他打算给一个儿子春节期间回去看看，已经跟钱科长打过招呼。
最后，是钱科长定的板：由常健和小章俩个去，其他人不用争了！
出差去北京有许多讲究，人员、服装、手续、装备、注意事项等等。
按规定，执行追捕、长途押解等特别任务，要有两个以上干警同行，还要在其中指定负责人。常健是干部，小章是刚参加工作的职工，这趟差事理所当然得由常健负责。钱科长出面给常健他们挑了两套较新的冬装警服，连同棉衣、棉裤，再加两件棉大衣，说是代表G省进京，要注意形象；可惜没有警用棉帽，只好配套戴上蓝色大盖帽。常健要自带配枪，临时给小章也配备一支五四式手枪，还带了一副手铐。钱科长专门交待：在北京站下火车后要把武器交给车站的解放军警卫连保管，回头时再领取；除了场里所出具的介绍信、通行证、持枪证，另外得去劳改局、公安厅多办一道手续；出差期间要特别注意安全的问题。
第一天，常健带着小章坐班车到A市，先去劳改局、公安厅开介绍信、通行证，并凭此手续在火车站买到当晚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卧铺车票。
常健是第一次坐火车的卧铺，觉得比“硬座”舒服，不仅不拥挤，还可以躺着睡觉；在两夜两昼的旅行过程中，车上的旅客也逐渐地减少。
第三天是“大年三十”除夕，下午列车驶进北京站的时侯，已经没有多少旅客。常健和小章在车站交了枪，并约好初四返回。小章盛邀常健一起回家乡过节被婉言谢绝后，便独自找车走了；常健住进公安部的内部招待所。当晚，招待所餐厅没有晚餐供应，街上的许多餐馆也不营业；常健找了很久，才在一家“回民饭店”里将就一碗北方风味饺子（是羊肉馅的），就算是过年啦！
首都比A市大得多，风沙也大，干冷干冷的。在春节几天里，常健虽然孤单一人，却兴致勃勃地游览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王府井百货商店，乘坐过地铁列车，还专门花一天时间，参加旅游公司组织的“一日游”活动，逛一轮八达岭长城和长陵、定陵、十三陵水库，充分领略大都市的风土人情。
大年初四，常健和小章按约定接上头，先去北京市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再去有名的“功德林监狱”提出逃犯、戴好手铐；把他押到火车站后，才从警卫连领取枪支上火车。按当时规定，押送犯人不能乘坐特快列车和卧铺，因此常健他们的回程只能是“硬座”和直快列车，并与车上的乘警保持联系。
在列车上，常健他们三个人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其时常健已经二十一岁了，个子也比原来高，可与逃犯比较起来还是年轻、个小；小章更加小孩样了，一副娃娃脸、典型的北方人，个头与常健差不多。一些旅客担心地问常健，犯人会不会打他们？常健回答说：“大家放心吧！我不揍他就不错了！”
常健他们路途中在武汉停留、转车，将逃犯寄押在铁路看守所一个晚上，又休息、游玩半天后才继续上路。一路上，常健与小章互相配合、小心看守逃犯，最终顺利把他押回到平合农场，圆满地结束了首次北京之行。
出差回来之后，常健不仅马上就上班，而且要加班赶工。
在此期间，覃明和小邵姐谈恋爱、谈得十分火热。有一天傍晚，常健乘囚车押送劳教人员的半路上，还遇到坐手扶拖拉机下队放电影的柯良与女徒弟卿卿我我。后来，他们和大批青年男女陆续进入结婚的程序。
年纪比常健还小的伍彬，与同班一个女同学共同开创了“本班”结婚的先例；吕华则早就悄悄地谈着恋爱，而常健却连女朋友都未找到。
同年的下半年，鉴于常健工作上的良好表现，钱科长和关苏又共同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与别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的区别。
常健曾经粗略统计过：一九八0年劳教逃跑三百三十四人次……八一年度收押犯人一百多人，调入犯人七百多人，刑满释放四百多人；收容劳教六百多人，解除劳教七百多人，劳教延期一百八十人、转捕九十九人……他本人在狱政管理科工作期间，先后经手整理的各种档案材料数以万计；参加追捕逃跑人员的行动有上百次，经手捕获的逃跑人员则在二十人以上。
后来，上级给平合农场调配了一辆警用囚车，外表除了警蓝色的区别、跟大客车模样差不多，车上还多了防护窗栏和报警设备。
场里将囚车安排给狱政管理科专用，并让钱科长自己挑选驾驶员。这个时候，机务队已经改称为汽车队，钱科长从众多汽车司机里选中一个叫“大李”的大龄青年。大李和李贤是老乡，时间不长、钱科长对他俩都有意见。
有了囚车后，常健接送“三种人”就方便、安全多了；但他仍觉得汽车司机不好打交道，也许是技术工人不乐意被人指挥。
为提高文化素质，常健先是参加《山西青年》杂志社举办的“刊授大学”函授教育，后来又参加全国统一的自学考试；为了煅炼身体，常健坚持早晨跑步，并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新长征长跑”和读书活动；有一段时间还四季都用冷水洗澡，常健认为这不仅煅炼身体，而且煅炼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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