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太阳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这好象是当年激励广大青少年的主旋律、流行歌曲，很能打动年轻人简单的头脑、火热的心肠，常健一直记得有那么一支歌，而且还会唱。
二十五岁之前，常健基本上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谈情说爱，除了做好工作之外，他还注意学习，看了很多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常健没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也理所当然，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在情感方面不愿意竞争、不主动追求，而且已经错过最佳的恋爱季节，后来只能是“闪婚”了。
领导决定将每个月两次遣送解教人员改为一次以后，虽然常健的工作日程没有那么紧张了，但还是比较忙，他的时间表就这样安排：
上旬，1——5号要搞好报表（上报劳改局），6号之前搞好场内的统计表，7号之前挑检出下个月期满劳教人员的档案材料发给各队，10号之前填写完上个月新收容劳教人员的大、小卡片，并将材料编号归档。
中旬，10——15号整理本月解教材料，列好清册，填写书面通知发往各地、市、县公安机关，16号之前整理好上个月解教人员、清理就业档案，17号之前报上个月新容收劳教人员大卡片、遣送解教人员花名册。
下旬，27号之前整理上报提前和延期解教材料，以及刑满释放材料，处理、归档批复的提前和延期解教材料，28号或30号之前点验、分装好遣送解教人员材料，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材料，并组织遣送工作。
全月，接收和押送劳教人员，接待查阅档案的有关人员，领导临时交办的工作（包括参加追捕逃跑人员等等）随时处理；集体学习和劳动尽可能参加，忙不过来就利用休息的时间，自觉加班、加点处理。
由于档案室的档案柜要放“卫生丸”（樟脑之类很剌激的药物）防虫蛀，空气质量不好，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休息不够、饮食不正常等原因，常健先后患了过敏鼻炎、神经衰弱、慢性胃炎和十二指肠炎等毛病；还得过美尔氏综合症，突然就天旋地转的，因此曾经住院留医治疗。
常健印象最深是喝过一种叫“腐植酸铵”的汤药，当时是平合医院发明的一种新药，主要成份是水草沼泽地里的淤泥，据说专治神经衰弱；他知道真相后直觉得恶心，不明白为什么要拿烂泥巴来做药。
“管教科”分家的第二年三月份，场党委加强了两个业务科室的领导力量，任命钱培、梁直为狱政科副科长，任命韦杰、廖元为教育科副科长。宾昌仍以副科长的身份主持教育科工作；常健的业务分工也未变。
张科长在狱政管理科任职约半年后，获得彻底的平反并调回省检察院了；场党委又将那个相当于副处级的位置留空，指定钱培主持全科工作、兼任新成立的管教党支部（包括教育科和派出所）书记。
由于搞照相的老刘调去外地随老婆，钱科长兼了一段时间照相后，从糖厂借调一个叫小高的年轻职工来试用，并考虑将来让其正式接替。
场部科室借用基层单位的干部职工慢慢形成习惯，主要是狱政管理科处理犯人加刑案件，以及帮常健赶抄各种卡片、普查“三种人”的有关数据、整理和装订释放、解教、清理人员的档案方面，临时性用人比较多。
后来机关又来了不少年青人，各个科室都增加个把人，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即兼任公安厅副厅长的劳改局覃局长之子覃明（高瘦个头）。
小覃的父亲、是一位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他长期在劳改系统工作，“文革”时期曾经受过造反派冲击，几个子女都去农村插队了。
覃局长恢复工作之后，子女们也受到组织的照顾，但只有覃明一个人表示愿意做父辈的接班人，因此被安排到平合农场当了干部。
小覃在六队“煅炼”了一段时间，由于有党员身份等原因，组织上将其调到政治处主管全场青年工作，安排为首任专职团委书记。
场内的干部刚刚调整过一轮，余政委就因病离职休养了。上级任命新调来的章副政委接上政委兼党委书记这个“一把手”职位，提拔一位副场长填补空缺已久的场长“二把手”位置，并批准恢复设置三个分场。
这三个分场，其实就是原来的二、三、四分场，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和编排序列：第一分场是原二分场，专管犯人；第二分场是原三分场，专管劳教人员；第三分场是原四分场，有三个劳教队、两个犯人队；各分场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安排到其他单位去了，分场内只留用极少数的零杂工。
各个分场为副（场）处级别的编制，主要设有政治教导员、分场长、副教导员（主管改造工作）、政治干事、行政秘书、农业技术员和机电管理人员各一人，内勤管教员二人，以及少数的勤杂人员。其中政治教导员、分场长为副（场）处职，副教导员、政治干事为正（区）队职。
组织上调常健的父亲回“老地方”任原职，即第三分场农业技术员；其母亲似乎更受重用，担任了分场的政治干事。分场政治教导员是原政治处向副主任，分场长是原十六队陆指导员，副教导员是原狱政管理科梁副科长。
与此同时，教育改造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宾昌好象也“提拔”了一级，被安排到第一分场担任副教导员，由副科长韦杰接替其主持科里的工作；狱政管理科则仅剩一个科室领导，即钱培副科长。
常健的父母需要把家搬回河西片，就将在场部学校读书的小弟留给常健照顾，恰好他和吕华搬到原生产科的办公室住，房间比较大。
场部旧办公处大部分安排给单身干部职工做宿舍，其中覃明一个人住在原值班室的小间，放电影的柯良、魏林和狱政管理科借用人员小高住原供销科的房间，他们与常健和吕华都是隔壁；供销科的小邵姐（兼场部机关团支部书记）住在原收发室的小间，华云、黄晶等女生住在原行政办公室和财务科的房间；大家不是隔壁、就是邻居，只有覃明与小邵、柯良与女徒弟小向谈恋爱。
当时年青人“谈恋爱”都不是很大方，比较高瘦的覃明、柯良与稍微倭胖的小邵、小向这两对恋人，又分别是团委书记和团支部书记、师傅和学徒的上下级关系，因此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他人搞对象就不太明目张胆了。
恢复分场之后，常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好处，他不仅成了名符其实的单身汉，要在集体食堂开伙，还得适当照顾小弟；在工作上，由于多了分场这一层机构，就增加常健某些方面的工作量，还有一些更加扯皮的事情。
常健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曾经多次参加追捕行动并抓获不少逃跑人员。那个时候，通宵达旦守路口是常有的事，春夏季是每人一件雨衣，秋冬季是每人一件棉大衣，捕到逃犯或者第二天才能收兵。常健不仅守路口时抓到逃犯，在路上、在车站、在火车上也抓到过，甚至还有无意中抓到的情况。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常健从宿舍出门、独自去办公室加班的路途，遇到从九队逃跑出来的一名劳教人员曾某；那家伙在野外转了一晚上竟然迷路了，晕头转向地串到场部机关的区域；常健平时接触劳教人员较多，见到一个类似那样的人走过来觉得好奇怪，就以对待“三种人”的口气喝令他站住，那家伙立马就站住了；一问他便承认是逃跑的劳教人员，而且乖乖的府首就擒。
常健并没有因为多次抓获逃跑犯人和劳教人员而得到过什么好处，平合农场对“抓逃跑”及“被逃跑”一直没有规定奖惩制度。
常健也有过“被逃跑”的情况，一次他乘卡车押送一群外地公安部门捕获的逃跑劳教人员到二分场去，快到目的地的时侯就有所松懈了，其中两个逃跑人员互相解开绳索、偷偷跳车他竟然没有发现，刚巧被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的教育科汪俊看见，他大声告诉常健有人逃跑了；当时常健就站在车卡上，他迅速掏出从未实弹射击过的配枪“航空曲”朝天鸣放，第一枪是臭弹没有响声；常健边骂边再拉枪拴退出臭弹、将第二发子弹上膛，然后向逃跑人员的方向瞄了瞄，他看到那两个人与汽车的距离已经很远了，就没有击发以免再次出丑、并丧失对其他逃跑人员的威慑力。常健随车将其他逃跑人员押到队部后转回原地时，见汪俊和在附近带班的干警已经将那俩人抓到了，才减轻思想负担。
汪俊不再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而是把它放上汽车的车卡；常健不好意思坐汽车驾驶室，他心甘情愿地在车卡帮汪叔扶自行车，让汪叔坐汽车驾驶室。结果，汪俊也没有坐，俩人一起站在车卡扶着自行车回到场部。
回到场部后，常健马上向钱科长汇报情况，在检讨自己过失的同时，他要求将老枪换成新枪。钱科长考虑到常健一个人工作的难处，没有怎么批评他；而是在第二天下午，想办法换了一支“五四式”手枪给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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