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那个有伟人连续去世的年份，七月的一天上午，平合农场四十余个干部职工子弟，在场部会议室聆听政治处负责人讲话：“同学们，你们要组成一个青年排，集体到七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年后再分配适当工作岗位，这比城市的插队知青好多了。同时，场里将尽快呈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你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希望大家服从七队党支部的领导，接受煅炼和考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时，刚满十七周岁的常健也在其中。由于没有高考，自前几年开始，平合农场每年都有一批青年学生，就象这样参加“革命”工作。为什么这一届毕业生集中到七队劳动煅炼？因为他们的“老领导”吕校长恰巧在该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而且这个队离场部不远又不近。
散会后，常健和好朋友曲文、方平、伍彬一起离开会场；在僻静处，曲文对大家说：“后天去报到，各位回家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到艾塘玩一天，名义就是去照相，参加工作填表需要。有反对的吗？通过啦！”
“哈哈！哈哈哈！……”由于曲文说话时，前后分别引用了刚才领导的讲话，以及众人都熟悉的一个苏联故事片电影台词，大家就以笑声默认了，并且议论一阵子，共同约好出发的时间和集中地点等等。
曲文虽然长期当班长，经常以“老大哥”自居，但学习方面、特别是写作文一般比不过常健；俩人都爱看小说，那个年代的著名作品《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高玉宝》、《沸腾的群山》等等，大家都已经看过N遍。
常健他们读高中时的那个班级，在学校的最后阶段有点特殊，一是因为人数最少，二是突然增加了几个比较“特殊”的学生：先是场政治处负责人那调皮捣蛋的小儿子、被留级而进入本班；然后是上级给农场新调来政委（兼党委书记）和副政委，他们的宝贝女儿正巧与“高六班”同学是一个年级段，宝贝女儿的妈妈们又都安排在学校工作，一个任副校长、一个任管理员。最终，全班共有三十三人，男生是17人、女生是16人，男女的比例基本协调。
过去“高一班”和“高二班”是一届，“高三班”和“高四班”是一届，“高五班”那一届虽然也是一个班，却有五十多人。
“高六班”毕业时是三十三人，加上曾经留级、已经满十六周岁、本人不愿继续读书、家长坚决要求安排工作的初中毕业生以及从平阳县高中毕业回来的一些人，同年一起参加工作的总共有四十余人。
所谓的“青年排”按军队（以及民兵）建制被编为三个班，原“高六班”的班干部基本上都“升官”了，金铭和曲文是副排长（没有设正职），华云、黄晶和从平阳读书（兼打蓝球）回来的吕华，分别是三个班的班长；常健曾当过学习委员，也挂了个副班长的名义，方平则任另外一个副班长。
其实，常健他们那一拨人很小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学生而言，最能体现“革命性”的就是参加运动和劳动；自小学五年级起，在学校要种田地（有蔬菜、水稻、甘蔗），轮流放牛、帮做厨房，学工、学农、学军，寒暑假要参加植树和“双抢”夏收夏种，而且基本上是义务劳动。因为不大讲究“文化”、一毕业就安排做工，学校干脆连高中毕业证都不发了。
常健的父亲原在公安厅劳改处生产科工作，曾经到平合农场搞过“清产核资”事务。一九五三年省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年轻的“老常”被下放西江（劳改）农场工作，一九五五年调到平合农场，任四分场的农业技术员。常健的母亲于一九五六年从家乡调到平合农场工作，任四分场四中队统计员，经常和男干部一起白天带犯人出工、夜晚下监舍组织犯人开会学习；一次她半夜和其他干部抓获一名企图偷东西后逃跑的犯人，因此被推选出席全省公检法系统首届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场元老余金分别和常健的父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常健和余金的两个儿子年龄相差几岁、小时候他们常在一起玩耍。
常健的青少年（读书）时期，正好是“文革”的十年；那个年代提倡缩短学制，一般的学校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由于家庭长期居住在农场西片，那里的小学只设到四年级，常健十一岁以后读书的学校离家三、四公里，甚至十几、二十多公里，并且隔着一条靠船摆渡的清水河，因此只能寄宿在学校半独立地生活，每周或者隔一周回家一次。
常健一直羡慕家庭离学校比较近、以及家庭在场部附近的同学，他读到高中时才遇到“搬家”的机会，父亲由十三队农业技术员的岗位，调到场部附近的五队任农业技术员；母亲由十四队副队长的岗位，调到场部财务科任出纳员，他们的新家就安置在场部机关干部职工宿舍区。
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高中部”又由一队搬到了场部的总校，常健终于也有在自家附近读书和生活的好日子。
劳改干部有个显著特点是男多女少，夫妻俩都是干部的并不多。与常健比较要好的同学当中，曲文个子最高，而且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他父母都是干部；方平年龄最大，也是家里的老大，他有两个弟弟，父亲是干部、母亲是职工；伍彬的年龄和个子都是最小，他有几个姐姐、妹妹。常健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他的性格内向、个子较倭、块头不大，在高中阶段所交的朋友很有选择性，所以要好的同学就这么几个。
平合农场当时有六个场级领导，绝大部分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其中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已经快满六十岁了；唯一年轻领导者是三十六岁的汪副场长，他是文革后期提拔的农校中专毕业生。
经过多年建设之后，平合农场从一个深藏于荒山野岭、只有一些茅草房的劳改工作据点，逐步演变成有许多砖瓦房并附带简易公路的县团级单位；由单纯的农业生产，发展到附带有淀粉加工厂、糖厂、修配厂、砖瓦厂、小煤矿、修建队、机务队、供应站（商店）、公共食堂、招待所、学校、幼儿园、医院等机构的经济实体。农场的地域最终扩展为：横夸两个地区的两个县份，即A地区的平阳县和B地区的合宾县，其中还穿插有一些乡村；农场的总人口，则保持在一万余人左右的幅度，成了不象城市、也不象农村的一个小社会。
除场部中心区域外，全场分为四个片区（有时也称为分场）。
学校高中部（含初中三年级）曾经长期设在偏远的南片（二分场）一队；原二分场大部分的区域在“文革”中交给省里办五七干校，后来又成为A地区师范学校、尚未收回给农场，有些地方已经用于安置水库移民。
六队、七队、八队及新四队为北片（一分场）。
以上两个片区在平阳县的地界内。
以下两个片区在合宾县的地界内：
九队、十队、十一队、十二队、新二队（三分场）及糖厂、砖瓦队、白花队（小煤矿）为东片，因为它是第二大片区，所以设有中心分校（含初中一、二年级）；十三队、十四队、十五队、十六队及新三队为西片（四分场）；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分隔出河东片和河西片。
各片区或者是单独设立的队，基本上都设有初级小学、幼儿园或托儿所，以及集体食堂、卫生所（医务室）。
场部机关、淀粉加工厂、修配厂、供应站总店（含小市场）、招待所、学校总校、医院、修建队、机务队以及附近的五队，则组成最大一个片区，并且整体上一半在平阳县的地界、一半在合宾县的地界；平阳县邮政局在那里设有一个邮电所，1014号邮政信箱就是农场的代码；平阳县农业银行则办了一个储蓄所；农场驻扎有军队的时候，其最高司令部也是设在那里。
全场除一些岗楼以及个别厂房以外，一律是平房；各个片区基本上算是开放式的居民点，有围墙的一般是监舍；场部机关有二十几栋房屋，分场部（包括下属两个队）有十多栋房屋，其他单位则有七、八栋房屋，办公、住宿、食堂、商店、学校都在其中；场级领导住的是有两个房间的稍大套房，其他干部职工每家一套单间房屋，单身的就住集体宿舍；人人都是使用公共厕所、公共浴室，除有时个别家庭偶尔自己开伙外，大家一般都在公家食堂开饭。
农场的交通、通讯和文化生活方面条件比较差，机务队有十几辆“解放”牌及“南京”牌卡车，全场的货运、客运都主要依靠它们。
场部机关有两辆“北京”牌小汽车，其中一辆是修配厂用美式吉普车改装的；有一辆“长江”牌三轮摩托车及一辆“幸福”牌两轮摩托车，但是（年久失修）不能正常使用，后来逐步增添新车才基本解决问题。
场内有一个电话系统，内部以手摇式电话机互相联系，外接电话一律要通过场部总机及邮电所，各单位、科室装有一台电话机；场部还有一台电影机（以后有所增加），一般一周在场部露天“剧场”放映一次。
各队均有几台拖拉机，后来又增添了一、二辆手扶拖拉机；它们唯一的一台手摇式电话机，一般安放在队部办公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通窗口上，有的队还照顾到室外也可使用电话；场部大概每个月来放一场电影。
离平合农场最近的城镇是艾塘，虽然它只是一个小镇，却属于交通要道，除汽车站外还有个火车站，并且是铁道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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