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部驻G省化工地质队艾塘实业开发公司，与平合糖厂签订一份《钻探水井工程合同》，因打井未能达到厂方要求、被拒付工程款，便诉诸于平合县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个别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对糖厂施加压力，企图压迫厂方就范。新兼任厂长的文陆、让常健协助有关人员处理。
常健难得有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他经过了解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后，明确告诉文陆：水井工程不合格、厂方有理由拒付工程款，此做法不违反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在与对方及仲裁委员会交涉过程中，常健提示大家注意，《经济合同仲裁条例》规定：一方向仲裁机关仲裁，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仲裁机关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仲裁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最终，艾塘实业开发公司及仲裁委员会个别人未能达到目的。
平阳县税务局和电视台举办首次税法知识竞赛时，场部财务科、审计科各出一名年青的财会人员，还抽商店一个有资历的会计，并指定糖厂再派一人，组成平合农场代表队去参赛；文陆发挥常健的作用、让他去参加。经过笔试后，常健分数最高，带队领导便确定他为“首席代表”、让分数最低的一位作替补。常健表现突出，不仅上了电视节目，还弄回一个“第二名”的奖励。
有一伙人以外地贸易公司的名义与糖厂签订《购销合同》，拉走厂里价值几十万元的产品，厂方却不能按约收回货款。起初，有人认为是经济合同纠纷或“三角债”之类，主张通过打官司解决，文陆又让常健介入案件。
常健认真研究有关材料，并与业务经办人一起到“贸易公司”所在地作调查，发现那伙人是高价收购、低价抛售，把货款拿到手就企图东躲西藏了事。常健认为那伙人是利用经济合同搞诈骗，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
后来，平合农场派出所在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不久便一举抓获了涉案的几个诈骗分子，为糖厂挽回大部分的经济损失。
在一个时期，身为平合农场兼糖厂领导的文陆合理使用人才，让常健学有所用，他不仅为单位办了实事，还有个理论联系实际、积累经验，巩固法律专业知识的好机会，利于今后的“考试”和事业发展。
大家都公认文陆和以前的几个场领导是正派人，工作努力、平易近人、不搞歪风邪气；可这样的好领导却无法继续升官，得势的人总有些名堂。文陆作为第二代劳改干警，直到退休前夕才因任副职多年而提了个正处级调研员。
常健做糖厂工会干事时，如果想谋取工会主席（正科级）或者副主席的职位应该不难，但他却无动于衷。“榨季”期间，常健被安排值夜班巡视各工作岗位；开“职代会”时，他被推选为职工代表，还被评为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在评“政工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的时侯，场部考核小组在《关于常健同志申报政工师职务考核的意见》中，作了这样的评价：
“该同志1976年参加工作，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工龄累计十一年，曾担任平合农场管教科干事、政治处宣传科副科长、共青团平合农场委员会代理书记、九大队政治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等职务，现在平合农场糖厂工会工作。
“该同志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十一年来，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敢于同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作斗争；在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立场坚定，不信谣、不传谣，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有较高的学识水平和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分析和处理问题；能起草和撰写较高水平的文章、工作报告等。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经群众评议，该同志政治表现为良好，思想品德良好，工作态度较好，学识水平较高，专业能力较强，工作实绩一般。量化考核评分73分。根据群众评议和考核小组的意见，同意推荐参加政工师职务评审。”
在关键的时刻，有个别场领导表态说：常健前年刚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不能参加政工师职称的评审，以后再说吧！
常健太想搞个职称了，他看到报刊一则相关消息，便与老教导员、政工师晋宾聊起来：“晋教，司法部和人事部定于四月份举行首次企（事）业法律顾问资格考试，我也想考一个资格，你觉得怎么样？”
“哦！规定有什么条件？”老晋好奇的问。
“我再看看……大学本科或法律大专以上学历，这跟律考是一样的；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法律顾问工作……哎！晋教，你说我算不算是从事这工作？”
“你不是专业的、也是业余的了，我看可以报考。”
“对！法律顾问和律师资格考的都是法律知识，一个四月份、一个八月份，同步复习、先轻后重、一箭双雕。”常健兴高采烈地说了一大通。
“嘿！一套套的，来干劲啦？”老晋的情绪也受到感染了。
常健趁机说：“到时侯如果要厂里出个证明，你可要帮忙呀！”
老晋想想后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想到，常健办了报考手续之后，司法部和人事部竟然两次推迟法律顾问资格考试的时间。先是决定推迟到八月份，说要与律师资格考试同期举行。常健无可奈何的对老晋说：“撞车了，怎么办？”
“只能选优了，你看着办啰！”老晋深表同情。
常健气愤说：“首次举行的全国统一考试就那么随意，简直是乱弹琴！”
可是，情况还在继续变化，司法部和人事部第三次发出通知：为了集中力量抓好律师资格考试工作，决定将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延期至明年一月举行。常健不知道，这样的考试对自己还有没有实际意义。
在糖厂党支部换届选举的时侯，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导员汪初主持党员大会，他要求大家对支委候选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选举；常健提出：根据党章规定，选举应该采取无记名投票。由于没有人附和，汪初就一意孤行；事后常健向党委书记姚林反映情况，糖厂党支部的换届选举被责令重来。
结果，不仅汪初迁怒于常健，不少党员也埋怨常健死板、多事、找大家麻烦。在“民主评议党员”时，常健差一点被定为“基本合格”的党员。有人给常健透露消息后，他找了厂长文陆；文陆干预此事，常健才过关。
文陆不兼糖厂厂长回场部后，廖副厂长接任厂长，从此好几届厂长都压不过书记。汪初坐稳糖厂“一把手”位置，便将常健下放中队带班。
后来，汪初突然被免职、调场部工会坐冷板凳；接着，又被上级任命为副场长；据说还有继续提拔可能，因为出事、并被查出什么问题才办了退休。
纵观常健从九大队到糖厂初期这几年的情况，旁人都说他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与陆副局长、姚政委、魏场长、吉副政委的关系；有时常健希望“五年”合同约束期能够尽快完结，跟盼望刑满释放的犯人心情差不多。
平合农场糖厂的人事结构大体上也分为两大块：机关和基层。
厂部机关原来设“股”、与场部机关明显区别，后来也改为“科”了，有生产科、供销科、质检科、农务科、财务科、行政科、政工科以及工会。
糖厂的基层单位主要有：压榨车间、制炼车间（曾经分出“沉清”或“分蜜”）、酒精车间、动力车间、机修车间、造纸车间（未独立设厂前）、化验室、医务室、车队以及中队。车间的编制内只有工人、没有犯人，“榨季”时才有中队干警带一些犯人过去承担比较苦、累、脏、重的工种。
“中队”的规模和其他大队差不多，几百犯人分为四个中队和一些独立的组；有三个中队（也称大组）平时集体劳动，例如修路、挖塘清淤等等，“榨季”时则跟车间一起“三班倒”、白天或黑夜在厂区里干活；一个畜牧副业中队固定搞养殖、种菜（包括一些由犯人做的零杂工）；“独立小组”中有两个装车组，每组有十五、六个犯人，由干警带班在厂区内和厂区外的临时仓库做工。
糖厂的干部虽然不少，但科室人员和车间一级的中层领导占半数以上，直接管犯人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这才是真正的劳改干警。
分管中队工作的厂领导有两个，一个副教导员、一个副厂长，一个抓改造、一个管生产；卓副教导员是一个老同志，与常健的父母是同一代人，常健在场部“管教科”工作时，和他打交道很多，相互关系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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