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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之间，这个被烧毁，或者被拆毁的威斯纳废墟上，走来过面目沉重的华夏最高安全生产官员、本省和本市的最高官员。还有脚下兴奋得有些发抖的各类媒体人员。大家深沉的眼睛望着这片狼藉之地。还有更多的具体工作者，仔细检查现场的各种物件。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在男工宿舍那面，散落着雪片一样的作废的和尚未公布中奖号码的彩票下注单。也没有注意到，在女工宿舍这面，散落的则是各式的书信纸张。
有一位省社科院哲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叫梁楷。因为思想落伍，作风陈旧，很不得重用。在发生大火时，他正在下海，参与一个由某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同性恋课题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想证明一个早已经预设好了的结论：在异型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群体中，如军队、监狱，自然还有华夏的工厂。必然普遍存在同性恋问题。调查不出名堂，则一定是“同志们”碍于东方文化的专制性，无法像自由世界那样，坦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足以证明，他们的人权没有得到保障。
梁楷根本不想参与这样的调查。大火发生以后，他曾向所领导建议，借此机会，好好实地研究一下农民工中“打工妹”群体的生活。所里却不同意他的要求。
这个在副研究员位置上趴了近二十年，已经年近花甲的老人，一气之下，不管所里将来如何处理他，自己拿着所里的原来开的介绍信，直接找到镇政府。介绍信只是含含糊糊讲，调查农民工的情况，所以镇上也就允许他第二天去了现场。
当他站在这个废墟上，所看到的是，整个厂区一片狼藉，一片死寂，一片劫后败落的凄凉景象。四层的车间大楼，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垮塌、斑驳陆离、满目疮痍。
已经被推倒，悬挂在走廊铁架子上的铁大门，就是近40个年轻生命的死亡之处。浓烟和拥挤，使惊惶的逃生者堆积在大门里面，谁也动弹不了。毒气的窒息和烈焰的焚烧，使那些刚刚从农村，来到现代城市的花季女孩们的灵魂，随着滚滚升腾的浓烟，通过崩塌的屋顶，融入蓝天，杳杳西去。
她们不甘就此而去，她们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在这废墟之上，似乎还回响着，她们那哀切的求生呼喊，还有人生艰难与不幸的悲痛诉说。
梁楷站在大楼中间，心底震颤着，仰天长叹，热泪横流，向天发问：“是谁夺走了她们宝贵的生命？！”
在大楼两侧，唯一的遗留物，就是逃生者拼命挣扎往外拥挤时留下的鞋子，各式各样计有140多只。就是说，现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穿着两只鞋逃出去的。当时拼命夺路之惨烈，可见一斑。
梁楷又来到女工的宿舍寻觅。而今，这里已经是人去楼塌。那些幸存逃命的人们，搬开屋板，卷走了自己的小铺盖卷。那些遇难工友的行李和杂物则无人收敛。
一些纸片、饰物和女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堆积和散落在屋板和床板、地面之间，随着阵阵的吹风，在杂乱不堪的地面上，轻轻地飘浮、缓缓地滚动。使得这座本已森森然的现场，更加满目凄凉。
梁楷不经意弯下腰，捡起脚下的几张纸片，原来是几封女工的信件。稚嫩的笔迹还夹杂着错别字。然而，信中的内容却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姐姐，我今天累得实在受不了了……”。
这种质朴和真实的关于打工妹的生活和感情的描写，是梁楷在任何书籍、报纸、电视、文件或座谈会上，都没有看到或听到过的。更不会存留于庄严的史册。
梁楷立刻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信件虽说在今天，会有人刻意无视它、忽略它、修饰它。但是谁都无法掩盖它。这浩如烟海的庄严之史册所记载的东西，其实都是这样众多的、普通的、粗糙的手写出来的。
于是，梁楷开始拼命地搜寻，这些遗弃和散落在各处的信件，被褥底下、床铺下面、垃圾堆里，凡是写有字迹的纸片——包括书信、日记、工资单、请假条、歌篇、证件，他都统统敛起。
整整三天时间，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把整个女工宿舍区翻了一遍，足足装了两个大塑料口袋。竟然还有人觉得，这个流氓老东西，一定有不正常的恋物癖。
回到住处，梁楷将这些资料，简单地作了清理，主要是信件，大约有200多封。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字资料。信件绝大部分是别的厂的女工寄给威斯纳厂的遇难姐妹的，她们都是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或亲戚。
这是“打工妹”们在现代城市，进行社会联系和信息交往的主渠道。也有一部分遇难女工的往来家信，还有几封遇难女工写完还没有寄出的信。
这些信没有雕饰、没有作秀，写的都是实情和实话。生动和真实地记录了，打工妹们由农村转到现代工厂后的工作、收入、生活、感情等等具体情况。
读着这些文字，梁楷仿佛在看一部中国版的《野麦岭》，那是他二十多年以前，看过的一部描写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生活的日本影片。在住处幽幽的灯光下，梁楷进入到了打工妹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华夏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给这些打工妹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然而，作为代价，仿佛她们必须也应该付出血汗、付出青春，甚至付出生命。早期原始积累的血与火，又在华夏大地上，像英国的“羊吃人”，像美国的“淘金狂”一样，在几百年人类自称，已经走向高级文明之时，悄悄地好像天经地义般地重复演示着。
生活在这一境况中的年轻的农村女孩们，她们痛苦着、悲伤着、希望着、奋斗着。她们用那种农村孩子特有的韧性，构筑了一个区别于所谓城市新生代的边缘群体。
这个群体，不仅用她们那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她们自己的人生，而且作为工业社会的最基础的结构群体，她们用自己的青春，托起了一个辉煌的下海经济奇迹。
可是，主流和上层社会，对于这一边缘群体，又给予了多少关心和关爱？梁楷随着信中的内容，兴奋着、叹息着、感慨着、愤怒着。他流着泪，常常一直看到凌晨三点钟。
经过整理归类，梁楷发现，这些资料包括，218封信；20首传抄的不同版本的“打工之歌”；一些请假条、工资表等资料。
在218封信中，186封是写给威斯纳厂女工的，28封是本厂女工写而未发出的草稿，或未来得及发出的。4封写信人和收信人不详。
所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全都来自农村。根据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可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本厂女工与在家乡的父母兄长之间的通信。共38封；
第二类，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共44封；
第三类，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亲戚、同乡、同学之间的通信。共89封；
第四类，打工妹与男朋友之间的通信，共19封；
第五类，在家乡的丈夫写给厂里的妻子，共4封；还有其他或不清楚的共24封。
后来被他在文章里引用过的那个王小芳，22岁。在两天前，她给家人写的信还没有发出。信里这样写道：“由于就要回家了，这次只能邮200元回家，还得把回家的路费、打杂费留着……也许我们在九月上旬到家……然后我们十一完婚后，明年还打算出去。”这个计划在十一回家结婚的姑娘，两天后死于大火。
梁楷永远不会知道的是，王小芳死在车间里的角落处，被打破的窗户下，她把别人推上了窗户，自己却和另外两人活活被烧成焦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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