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七七事变”后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原因
方敏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并企图将此事件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但面对宋哲元29军10万之众，深感准备不充分，乃施放和平烟幕，暗中积极派遣大军来华。宋哲元虽激于爱国义愤，不愿屈服，但终归还是落入了日本侵略者“不扩大”、“现地解决”的圈套。“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时期内，宋哲元态度游移，在“和”与“战”问题上犹豫不决，心理矛盾，结果导致了平津的失陷。那么，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为什么会态度游移，迟迟下不了抗战的决心呢?本文将对该问题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
一
宋哲元及其领导的29军是地方实力派，维护地盘，保全实力，是宋哲元处理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宋哲元企图利用蒋、日矛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因此，他希望化“卢沟桥事件”为地方事件以求和平解决，这是宋哲元态度游移的一个根本原因。
宋哲元是跟随冯玉祥起家发展起来的地方实力派。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成为继冯玉祥后的一个重要军事首领，并开始逐渐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宋哲元出任29军军长后，苦心经营数年，终于在冀、察地区有一自己的立足之地。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华北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势力逐渐被逐往南方，中国方面在华北地方的主要势力只剩下宋哲元29军。南京政府此时坚持对日妥协政策，但又不愿意将华北拱手送于日本人，乃采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方式，在北平建立起一个地方实力派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希望继续维持住中央对华北的控制，同时也可以借宋哲元的力量牵制日本的进一步扩张。这样，在上述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宋哲元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也是华北事变后宋哲元利用蒋日矛盾见缝插针的结果。宋哲元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事十分满意，他欣然表示:“冀察兵权，政权既经统一，自信有维持地方，应付日方之能力。”①以后一个时期内，宋哲元利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相对独立的条件，一方面反对南京政府势力的排挤和深入；另一方面又利用蒋日矛盾与日本人周旋。在对待日本人“华北自治”、“华北经济提携”、加强对华北军事侵略等问题上，始终采取局部退让和原则上抵制的双重政策，起到了维护地盘、保全实力的功效。但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中国人民反日呼声日渐高涨，南京政府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到“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同时鉴于宋哲元在对日态度上始终坚持原则间题不让步，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也转向强硬。到1937年7月7日，终于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出于民族大义，“亦极气愤”，但从保全实力出发，他不希望与日本人开战，因而也不同意南京政府的准备抗战政策。宋哲元心里很清楚，如果他下决心抗战，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以其29军区区10万之众和冀察平津之地，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的；但是如果同意南京方面派军队进入平津，则又无异于引狼入室，其势必将被南京中央势力所排挤和驱逐。因此，宋哲元对抵抗日军一无信心，二又惧怕蒋介石的排挤，他当然希望卢沟桥事件能象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而此时，日本人考虑到29军中下层将士的反日激情，考虑到自己在兵力和准备上都不够立即将卢沟桥事件扩演为全面侵华战争的条件，乃施放其“和平”烟幕，对宋哲元抛出了“不扩大”、“和平解决”、“现地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圈套。宋哲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恰巧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7月11日，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夭津，发表谈话称卢事为“局部冲突”，希望“和平解决”云云。这时南京方面派军队北上援宋，但宋哲元怀疑蒋介石的用意，“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②乃于12日向蒋介石表示:“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③14日又针对何应钦电告他即刻赴保定坐镇主持抗日，致电“因兵力大部在天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署，侯稍有头绪，即行赴保”④而回绝。同时，宋哲元先派张自忠、邓哲熙等，后又亲自前往与日本人谈判。谈判期间，宋哲元在企望和平的同时，又有些犹豫。他一方面表示不接受日方的任何要求；一方面又于15日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劳军之举”，“认为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而捐款则概不敢受”⑤。他一方面表示知道日军是贪得无厌的，今日答应日本人的要求，明天日本人又会提出新条件，29军绝不向日本人让步；另一方面又显示其愿意有限度地接受道歉及撤兵等要求，以维护华北和平。宋哲元哪里料到，由于他对日态度的游移和对和平的轻信，日本人赢得了准备大战的时间，最终导致了平津的失陷。
二
宋哲元不谙形势，对日本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认识不足，这是宋哲元堕入日寇“不扩大”、“现地解决”圈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七七事变”前，日本人曾对宋哲元采用过多种方式施加压力，企图压迫宋哲元就范，实现“华北特殊化”，但均因宋氏的抵制而未果。这使宋哲元对“七七事变”后的形势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也以为“七七事变”只是日本人对他施加的一种压力，是可以作为一种“局部冲突”、“地方事件”就地解决的。然而事实上，“七七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宋氏的判断相去甚远，这表现在:
第一，“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初，日本虽然感到该政权的建立并未满足“华北特殊化”要求的根本目标，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由国民党选定，委员会在国民政府的法令范围内可制定法规等，这和日本方面预期的相差很远……”⑥“我方对其性质并不清楚，它的旗帜很不鲜明”，“至于根本问题是依存于蒋介石还是依存于日本，或是亲满还是反满等等，却丝毫未做说明……”⑦，因此曾一度持反对和消极态度。但出于下列几点考虑；(一)日本制造“华北自治”，激起中国民众抗日情绪迅猛高涨，“一二九”运动在平、津掀起；(二)日、苏间冲突不断，有发生战争危险，日本无论对苏、对中当时都尚无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准备；(三)南京国民政府满足了宋哲元独揽冀察平津大权的愿望，日本当局已失去最重要的“自治”策动对象；(四)制造“华北自治”活动，使英、美感到在华利益受损，反应强烈，日本顾虑一意孤行，会在即将举行的对日本军备发展关系颇大的国际海军军备会议上陷于孤立，招致不利。因而，日本政府和军部才指令日本关东军及华北驻屯军当局降低“自治”要求，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方面看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华双方妥协的产物，它是作为国民政府向日本方面让步的一个机关”。⑧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对其态度是力图改造它，企图通过改造它来达到“华北特殊化”的目的。1935年12月13日，日本军部发言:“现属于新政权实力者宋哲元氏，苟能真正认识华北实情，而行政治设施，自可大有贡献于东亚永久之建设。”⑨1936年1月13日，日本军部以《华北处理大纲》明确指示:“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当前应通过宋哲元氏进行之。……逐步实现真正的自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⑩为达到改造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目的，日本人对该政权采用多方拉拢和施加压力的政策。1935年到1936年间，日本在华北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日货走私，暗中策动刘桂棠匪军和武宜亭汉奸武装的暴动，拉拢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亲日派势力等等，无一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活动带来牵制和压力。但宋哲元在民族大义上不为所动，针锋相对，先后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这使日本人非常恼火。1936年3月中旬，日本武官矶谷廉介视察华北情势后，致电东京川岛陆相说:“宋哲元惟听从南京之戚命，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亦未能依照预定进展，事态诚可寒心。为欲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复轨道之故，有压迫宋哲元使彼听从吾人之必要。”⑾这里明显反映出日本人对宋哲元态度已开始改变。
但此时日本还不希望付诸武力，不久即以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威胁冀察为借口，日本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中日华北共同防共的要求。日方欲以此为名，达到直接控制冀察平津之目的。3月中旬后，日本一再要求宋哲元就共同防共间题进行谈判。3月底4月初，宋哲元与多田骏举行了谈判，双方在口头上达成了一个关于共同防共的协定，但并未在民族利益上向日本人屈服。而且事实上，该口头协定与宋哲元后来的所作所为相去甚远。宋哲元后来对平津地区的民众抗日运动由镇压排斥转向理解和同情，甚至采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当时有报评曰:对于学生运动，“地方当局自宋委员长以下，除一致存心维护外，未闻有其他烦言，此可谓近年来之稀有现象。”⑿8月14日，*致书宋哲元，肯定了其爱国立场和对华北民众运动政策的进步⒀。
日本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开始策划“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⒁并提出所谓“文人政治”的主张和设置“特政会”方案，欲捧王克敏上台，“彻底实行北方经济提携”⒂，以排挤宋哲元。但事态的发展也不随日本人之意，王克敏与南京往来频繁，日本军部发表谈话，称“果王氏此来希图造成蒋系势力之膨胀，则将与日人以极大刺激，不得不取断然处置。”⒃同时，日本外交部也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此事“宁暂置勿论”。⒄对于宋哲元为抵制蒋介石派王克敏的北上对日本提出的妥协条件，表示“诚意彻底实行经济提携”⒅又缺乏信任。日本当局认为“以冀察政务委会成立一载，29军屡此表现敌对行为，虽最低限度之经济提携亦无诚意，……”⒆“宋素缺诚意，现又临渴掘井，搪塞一时，殊不可靠”⒇。日本人的阴谋再度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华北特殊化”要求的阴谋一再落空，非常恼火，“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当局连连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共同防共”强迫宋哲元就范。秘密议定:“迫宋、韩联合实现五省防共组织法”、“……乘机使华北地带特殊化。”(21)日本当局遂大肆招募编练冀东伪军，在平津举行日军多兵种大规模阅兵式，变本加厉地策划汉奸暴动，收买报刊散布“中日亲善提携早日实现”的论调，以种种方式向宋哲元进一步施加压力。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进一步付诸武力，不断在华北挑起武装冲突事件。面对这一形势，宋哲元激于民族大义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这更加促使日本人对宋哲元态度的转变。5，6月间，日本军部人员纷纷出访华北考察。回国后“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他们认为苏俄已被内争削弱，无力干涉；英国在欧洲处境危殆，不能把海军用于辽东；日本已与德国达成谅解”，(22)动用武力解决华北问题正当其时。而后，日本终于决定了武力驱逐宋哲元的政策，“七七事变”，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驱逐宋哲元的正式开始。
第二，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来看，“七七事变”后，中日间大规模战争势所难免。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在华驻军蓄意挑起的事端。卢沟桥畔的“几声枪声”，所以能够迅速扩大成中日全面战争，是因为日本在华驻屯军的挑衅行动得到了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支持。陆军中央部在讨论处理“卢沟桥事件”时，曾经出现“扩大”与“不扩大”两派意见，但“不扩大”方针在日本军部遭到强烈反对，扩大派的“对华一击论”占了优势07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对形势作出估计，认为“事态逐渐恶化，有扩大之虞”，为了从速救援，扫除祸根，应先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的兵力”，在考虑向华北派兵时，“也估计了目前国际形势，不会引出欧美、尤其苏联参战”(23)。11日，由参谋本部提出、往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并得到天皇批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声明说:政府“下了重大决心”，“立即增兵华北”，又说:“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这个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的宣言书。所谓“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只是一种外交宣传和政治圈套。随后，日本政府向国民表明了“重大决心”。近卫首相把政界、财界、舆论界的代表请到官邸，要求举国一致合作。日本各界都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她位，不容有任何削弱”，“一致赞成开战”。(24)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的决心已定。日本当局一面不断向华北增兵，以战争胁迫冀察当局屈服；一面以“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政治圈套，掩护扩大战争的准备。同时利用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及蒋宋之间的隔阂，声称“卢沟桥事件”为“地方事件”，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干预日军与冀察当局的谈判，排斥蒋介石，孤立宋哲元，遏制宋哲元“趋向中央化”。
所有上述表明，到“七七事变”爆发之时旧本帝国主义不仅已经决定采取武力驱逐宋哲元29军，吞并华北的强硬政策，而且已经决定对中国扩大侵略战争。然而宋哲元竟对上述形势漠然不知，他仍以为“七七事变”是以前时常发生的局部事件，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25)7月11日，宋哲元从乐陵回到天津，次日，也即日本政府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的第二天，宋哲元发表谈话，“余主和平”，“‘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合法合理的解决”，真令人啼笑皆非。随后，宋哲元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日交涉上，企图求得卢事的和平解决。7月18日后，宋哲元更错误地认为“和平”有望，甚至拆除了城中的防御设施。宋哲元之所作所为与当时形势极不相符，宋哲元从保全自身利益出发的“和平”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最终必然要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彻底破灭。
三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不明确，也是造成宋哲元对日态度游移，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华北事变，国民党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一味对日妥协退让逐渐转变为对日强硬。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作了一些积极准备。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乃至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内，南京政府一直没有作出积极抗战的决策，也没有下定全面抗战之决心。
“七七事变”爆发时，南京政府对于日寇制造事变的意图并不十分明了。在得到事变消息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了’，(26)这种对形势判断的混沌不清，自然影响到了对日方针的决定。此时蒋介石虽一面作了事态扩大的估计和应付事态扩大的准备，诸如立即电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回南京，主持有关抗战工作。同时电告宋哲元就地抵抗，“宛平城应固守勿退”。(27)另外还派四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支援宋哲元。但另一方面又同意冀察当局与日本进行“现地解决”卢事的谈判。宋哲元在事变后的对日交涉，事实上也的确是在与南京政府紧密联系，本着中央的“旨意”进行的。
7月12日，蒋介石召集了庐山军政首脑会议，决定了下列方针:“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随后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以电话将上述决定告之秦德纯。当晚，何应钦又决定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当面向宋哲元传达上述“不挑战，必抗战”的“中枢”旨意。这次会议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南京政府此时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他们对局部地、和平地，依赖其它列强干预解决冲突抱很大幻想。宋哲元既已看到南京政府还没有最后下定抗战决心，回想长城抗战的教训以及蒋介石对内消除异己的一贯政策，他对29军投入抗战犹豫了。他决定还是采用老办法，通过有限度的让步达到同日方妥协，从而保存实力和保住来之不易的地盘。
在“和战两手准备”方针的指导下，宋哲元在平津与日军进行交涉；南京政府则在列强中展开外交活动。12日，南京政府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向日本外相广田转告了其避免局面扩大的方针。13日，南京政府对外解释说:中央军北上目的，只是防备日军进攻的一种自卫手段，并不是对日作战，希望极力避免事态的扩大。16日，南京政府又通过英国大使许阁森向日方要求中日双方军队停止调动，以免事态扩大。如此看来，宋哲元在平津的对日交涉与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和战两手准备”方针的产物。
随着平津局势的发展和进一步恶化，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对日态度趋于强硬。谈话指出:“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他又强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个口气强硬，表明抗战决心的政策性谈话。但是，即至此时，南京政府仍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蒋介石在谈话中又称“和平未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28)当天，南京政府统帅部决定:在目前的形势下，既不对日宣战，也不对日绝交。(29)而且直至宋哲元已返北平，南京政府仍未确定“整个抗战计划”，仅“正积极统筹进行中”，要求冀察当局“本既定之方针艰苦撑持”(30)。而所谓既定方针，即处处固守，折冲交涉。
南京政府对日的方针和背景既然如此，也难怪宋哲元回到北平的当日，便本此旨意采取一系列以示和平诚意的措施。他命令将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沙包、拒马等一律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城门完全开启；令冯治安之37师与赵登禹之132师换防；又令平汉路试行通车；还向南京表示“不愿孙(连仲)部到京”(31)。实行上述措施的同时，宋哲元又于20日上午向北平市民和新闻界发表旨在安抚人心的书面谈话。称:“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相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扯。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32)宋哲元不断创造着和平解决的条件，切望“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和平状态”(33)。但是不管冀察当局如何让步，日方是不会满意的，因而他们不希望平息争端，而是把交涉当作扩大对华战争的烟幕。
由此可见，宋哲元对日态度的游移与南京政府对日和战态度的不明确有着很大的关系，宋哲元对日交涉是南京政府认可的，是本中央“意旨”而进行的；宋哲元希望的“局部解决”也是南京政府所希望的。
综上所述，“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对日态度游移、和战不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主观上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力图保全地盘和实力的原因，也有客观上深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对日和战问题上态度不明确影响的一面，而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不清，则不仅是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的过错，也同时有着南京政府的责任。不过本文认为，在分析宋哲元态度游移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宋哲元对日态度的游移，深受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影响，但宋氏之对日交涉，宋氏之所求“和平解决”卢事，与蒋氏的对日“求和”是有所区别的。宋氏之“求和”虽有维护民族利益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出于一个地方实力派对维护地盘和实力的考虑，是其利用蒋日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方针指导下进行的。而蒋氏之“求和”则有所不同。西安事变后蒋氏在对日态度上的进步是众所周知的，他希望的“和平”更多的是出于维持华北在事变前的状态和为了赢得更多的准备抗战的时间两方面的考虑。两相比较，宋氏的态度比蒋氏更具有狭隘性。也正因如此，在对日交涉和对日态度上，宋氏比蒋氏在妥协方面走得更远。宋氏不仅比蒋氏更相信日本人的所谓“和平”，在“应战”准备上也比蒋介石相去甚远，宋氏甚至以拆除城防工事等做法迎合日军以企求“和平”。当然，“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已无可避免，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宋氏的“求和”或是蒋氏的“求和”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都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苟且偷生的一厢情愿，最终只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中彻底破灭。
第二，论及宋哲元对日态度游移的原因，史学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冀察当局的亲日派分子对宋氏的唆使和怂恿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不否认亲日派分子对宋氏态度上的消极作用，但这个消极作用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认真推敲的。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宋哲元成功地控制了该会的决策权，会内机构的实权也由其幕僚亲信所控制，冀察平津二省二市一切政务的机构也掌握在29军的实力派、宋哲元的亲信手中，而亲日派分子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地位和权力是十分有限的。
这表明，宋氏对会内的亲日派是有清楚认识的，对他们并不倚重，在会内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亲日派甚至日本顾问对宋氏的影响都不大。宋氏所取的对日周旋政策主要是以维护地盘和实力，维护自己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七七事变”后，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平津后，他接触更多的也不是亲日分子，而是自己亲信、29军的实力派张自忠、冯自安、秦德纯以及张克侠等人。宋氏对日态度与亲日派的心理表面上出现了一度吻合，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亲日派对宋氏的态度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况且，几乎所有持该观点的同志在论述此观点时，均没有充分引用材料，几乎都是原本照搬台湾学者李云汉著的《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中的观点，以至在论述该观点时的行文语言都十分相似。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亲日派分子在当时对宋哲元态度的影响是有限的，说它是宋哲元态度游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不尽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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