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鸿要的就是王翠翘的话。自己毕竟是对实际情况缺乏掌握，所谓倭寇之害，成因为何，势力多大，却都要从王翠翘嘴里问。因此道：“姐姐说的是，我毕竟远在京师，对于海上的事并不熟悉。还请姐姐多为我分说一二，以解疑惑。”
王翠翘此时却故意笑道：“那也可。只是如今姐姐我说的口干舌躁，又当如何？”
严鸿微微一笑，起身为王翠翘又续了碗茶，双手捧给王翠翘道：“就由小弟为姐姐倒茶侍奉。”
王翠翘接过茶水，饮了一口道：“好个没架子的鸿弟，男儿虽多，肯放的下身段来伺候女人的，却不多见。能找你做相公也是个福气，若是你把姐姐伺候的好啊，姐姐就把绿珠赏了你做小。”她这半开玩笑半认真，也是为了拿丫鬟笼络住这个所谓的干弟弟，别让他打自己的主意。
严鸿却正色道：“姐姐，兄弟我坦诚相待，已说过多次。绿珠姑娘固然是千里难寻的佳人，可她的款款芳心，却另有所属，我安能仗势夺爱？兄弟我虽然贪财好色，有些方面倒想做个正人。姐姐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小弟。真把我弄成那煞星，大家脸上难看，姐夫也讨不了好。”
王翠翘听严鸿这样说，终于是彻底信了他的真心，于是起身道：“如此，却是姐姐的不是，这里向鸿弟赔罪。今后，你我姐弟推心置腹，同担大事。”说罢，盈盈拜了下去。
严鸿赶紧扶住：“姐姐，仔细莫伤了我的小甥儿。姐姐认清兄弟这真心真面，那也是兄弟的幸事。”说罢也拜了一拜。
姐弟俩这一拜，才是真正做到再也心无芥蒂。王翠翘也不隐瞒，便将海上情形为严鸿分说端详。
王翠翘所说的这些，与陆炳当初在锦衣卫衙门里和严鸿说的，倒也相去不远。所谓倭寇，实则十倭九汉，倭人往往不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几大倭寇势力里面，老板和主力打工仔都是中国人，真正的日本人担任的是业务骨干。
而这些中国人，之所以好好的天朝上国人不当，却要去当倭寇，连老船主汪直都到平户那去立国，主要就是因为大明的海禁。禁止私人出海为商，违者视为通番汉奸，加以惩治。
大明朝的海外贸易，实行的是朝贡贸易模式，即海外藩国向大明称臣，给大明进贡，然后大明回赐财物。进贡使团允许携带货物，也被允许借机做点小生意。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大宗钱物往来了。这种厚往薄来的模式，在后世人眼中或许看起来很傻，因为大明回赐物品价值远高于进贡物品价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从经济帐上看，大明绝对是吃亏。
但是如果计算一下政治帐，却就不是这么回事。大明朝通过这种模式确立了宗藩地位，万国为藩属，大明为共主。既然你要做老大，就自然不能和小弟斤斤计较，你一方面自称老大，一方面却要和小弟计较你进贡多少我给你多少，还能要点脸不？又不是后世某灯塔希望国，总恨不得占小弟的便宜，大明还没那么无耻。
因此大明这种政治贸易，得到的是无形的潜在政治利益。平时赐些财物，一旦开战，也能通过老大身份命令藩属国出兵帮忙。当然随着局面的变化，大小佛郎机人的强势到来，大明帝国的长期不作为，这种宗主地位如今已经摇摇欲坠，不复往昔威风。东洋西洋一群过去被三宝太监收服的国家，现在已经在欧洲人的帆船枪炮下动摇反复。但总体上说，明朝官家绝非脑残，朝贡贸易也并非如后世人想象中的一无是处。
但是，以上说的是国家之间的交易，算政治不算经济账。另一方面，在民间的贸易方面，大明帝国则是完全的海禁，对于出海经商的，一律视为犯罪，加以缉捕甚至格杀。这事儿就有些过分了。
如果说朱元璋时代，由于战争刚刚结束，满目创痍百废待兴，需要大批的百姓耕种土地恢复生产，因此不许百姓下海贸易，防止大家都去从商逐利，影响更根本的农业生产，这个倒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到了嘉靖时代，原本是国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抽绿的时候，还坚持这种闭关锁国规定，那就实在是大大不该。这不但减少了原本可能有的大笔贸易进项，而且让沿海那些老百姓，为了追逐海商之利，不惜成群结队，武装出海，乃至组织船队，与官兵展开正面的战争。
而既然已经武装杀官了，那么顺带着烧杀抢掠下，便也成为一些人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部分日本浪人的加入，使得这些团体的力量更为强大，终于成为大面积的倭患。
在大明朝嘉靖年间，一方面说是倭寇的猖獗使得朝廷采取更为严厉的禁海令，可同时越严厉的禁海令，又会促使越多的海商勾结倭寇，或者本身变成倭寇，可以说形成了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
那么，朝中衮衮诸公真的对这种情况不了解？其实也不然。东西两洋的货物从来在市场上没断绝过，而宁波、杭州等地港口处，出海贸易船只来往穿梭不断，只要不是瞎子都看的见，那为什么却又还禁止民间贸易？
实际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主张禁海的一派官员，有“太祖爷法令”作为金字招牌，在那个封建时代，先天具有绝对优势。谁要跟他们辩驳，这就是个绕不去的坑。偏生坚持这种观点的，往往都是些又臭又硬不要命的清流，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第二方面，朝中长期以来的党争，使得要想在这方面突破陈规进行改革，难度相当大。毕竟，恪守旧制相对来说是安全得多的做法，而要去突破这条红线，稍有不慎，就面临着被敌党抓住尾巴的危险。因此，朝中各派系相互牵制，谁都不敢去先出头，谁都等着给先出头的人收尸，于是自然这么纠结着保守下去了。
如果说上面两方面主要涉及朝廷，像徐海、王翠翘这样的江湖人士并不太清楚的话，那么第三点，则是王翠翘深有体会的。而这一点，恰好严鸿相对了解不多。
那就是，那些沿海的大商人已经自成体系。在禁海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断绝了中小人家自行合法出海经商的可能，另一方面国家也不会再严格的收取海外贸易税款。这就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地头蛇，反而创造了更好的牟利机会。
他们依仗着户大人多，勾结倭寇和洋人，巧取豪夺，靠近似明目张胆的走私，为自己赚取了海量的财富。由于他们本身实力雄厚，小股的官兵往往难以招惹他们，大批官兵进剿时，他们又可以依靠安插和收买的眼线，即时避开。因此就算是十投五亏，然而一盈百利，赚的满盆满钵。
依靠财富，他们一方面打造自己的走私军团，同时又靠财富在朝廷中扶植代理人，或是干脆让自家人读书出仕，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这种情况下，“非法”的环境有利于他们的捞取，自然就没人主张开放海禁。毕竟海禁一开，就要面临全面的合法竞争，而且中央的官僚和内地的富豪们也可能蜂拥而来，那么这些商人的垄断利益反而可能随着“合法化”而遭到限制。
汪直也好，徐海也好，陈东、叶麻也好，与这些江南巨商，都是既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又有相互竞争，相互侵害的关系。
尤其汪直自己有庞大商队，在大洋上肆无忌惮，在这些不敢完全和朝廷撕破脸的商人看来，真是羡慕嫉妒恨。但商人们也不惮于经常拿出银子，参股汪直的买卖，或者干脆派出自己的几艘船加入汪直的船队。
而徐海等倭寇海盗，他们既可能抢劫商船，或者登岸烧杀损害商人利益，但有时又接受商人雇佣，帮助其护送远航，收取保护费或者干股。甚至，还被他们邀请来截杀竞争对手，对抗缉捕的官兵，或者登陆烧杀，吸引官兵注意力，以方便他们的商船趁机出航。
而东南乃至朝廷的大员们，同时也和这些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总之，在嘉靖年间，中华帝国的万里海疆上，官、商、盗、寇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纠葛在一起，解也解不开。
因此也就难怪，朝廷的多次进剿，虽然打了不少胜仗，败仗却打得更多。除了明军本身的腐败之外，官兵内部都有和海盗勾结的，报案的商人也可能就是倭寇的同伙。这种情况下能保万无一失才不正常呢。
而倭患不绝的根本，也不再于倭寇兵力有多少，与朝廷官兵的兵力相比哪个多。事实上沿海有的是千千万万贫困走投无路的民众，无论是朝廷还是倭寇、海商，只要竖起旗帜，都能有足够的兵力可供招募。只要海禁一天存在，那么多杀几个徐海，也不过换上张海、李海来继承这亦商亦盗的旗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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