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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清蒋士铨《临川梦。隐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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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给苏轼的感觉，此时可以用“深不可测”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对于李敦敏提到的《论语正义》，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当的尊重，完全是用平等的态度听石越等人介绍着《论语正义》的内容，并且不时的提出一些质疑，众人把酒论文，直到天色全晚才依依惜别。
熙宁三年正月初三在土市子陈州酒楼与石越的偶遇，由此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说道：“……江山代有才人出，此子一出，学生亦当避其锋芒，给他出人头地的机会。然则学生虽有意在皇上面前举荐此子，唯恐受阻于执政矣。”苏轼中进士那年是欧阳修任主考官，因此他在欧阳修面前自称为学生，算是变相的执弟子礼，因为宋朝严禁自称为“门生”。而这个执政，自然是指王安石。他自知自己几次上书，政见与王安石不合，这时候石越仅以词名著称，如果冒然举荐，倘若王安石心怀芥蒂，反而对石越不利了。
在石越这一方面，由于石越是第一次见到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未免多了几分兴奋之意。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路手舞足蹈，兴奋不已，便是话也格外多起来。
桑充国对他刚刚提到的“议会”显得颇有兴趣，不断的向他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唐棣等人也是颇有兴趣，石越免不得又要一一解释。
“子明，以小弟看来，这个议会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议会成员全部是地方乡绅，他们未必便不会和官府一起上下其手，鱼肉乡里呢。”桑充国了解得越详细，疑惑就越多了。
柴贵谊也忍不住插嘴道：“我也觉得这个议会虽然看起来有种种好处，但要靠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心中总觉得有很大的漏洞。”
“不错，士绅和官府狼狈为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若有议会，他们反倒可以用民意的借口来对抗官长了。”唐棣也有疑虑的地方。
石越本来觉得自己从三代之治说到民主议会制度，完全是个天才的猜想，心里自有几分洋洋得意。却不料就是这些个最好的朋友间，尚且不能完全说服他们。借了几分酒意，石越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们的疑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用三级会议的形式嘛……况且，还有报纸的舆论监督呢。”
“三级会议？是什么？”桑充国奇道。
“什么是报纸？”
石越一下子冷汗就出来了，酒意全无。瞧瞧自己说了些什么呀？但话已经说出来了，如果不说清楚，在这些好友面前，肯定不能过关。只好斟酢着说道：“这个三级会议，就是议会的组成由普通的农户、地方士绅名流、各行业代表等等，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劣绅和官府一手遮天了。”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农者虽是国家之本，但是一般小民大字不识，在议会上无论说理还是什么，肯定说不过读过书的乡绅，而且乡绅大部分是族长族老，谁又敢和族长冲撞？”柴贵谊的见识倒让石越吃了一惊。
本来所谓的民主议会制如果不是教育普及率达到一定水准、人们又拥有自由的传统，要实行起来就相当的困难。宋代的家族制度虽然较唐代之前已大有不如，但是地方上依然是一种家族的传统，民主议会岂是说行就行的？让一个农民和他的族长族老在议会上对立，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石越本来以为法国的三级会议可以成为一个参考，虽然心里也知道执行起来千难万难，可是万万想不到连柴贵谊这样对自己颇为服气的人也很难说服。
不过还没等到石越回答，李敦敏先开口了：“景中兄所言不差，但那是往坏的一面去想了。我们在《论语正义》中说过，孔圣所谓的礼，其要义便是一个‘和’字，依我看，这议会的要义，仍然应当在一个‘和’字上。如子明兄所言，则议会之作用，是监督地方官横行不法，欺下瞒上；督促地方官在政绩上有所作为，防止庸庸碌碌之辈窃居高位。其实质不过是一扩大了的监察院，就算仅仅是士绅组成议会，只要能保证议会不被打击报复，终不成一县之士绅，个个良心丧尽，就没有人敢说真话的。便是那坏人居多，这几个好人亦可以向上一级议会和官府申诉嘛……”
众人听李敦敏说的也不无道理，也就都点头称是。其实苏轼之所以没有问难到这一层，也就是因为苏轼挺相信士绅们的良知，倒不似桑充国等人对士绅们的良心颇有怀疑——但无论如何，从小学习着“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是不可能相信一个县中的士绅都可能是坏蛋的。所以李敦敏一说，他们马上就信服了。石越心里虽然大喊“未必，未必”，却不愿意继续深论下去了。毕竟民主议会制度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不是说单独拿出来放在任何地方可以行得通的，说得越多，只怕毛病越多。这些事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想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啊？
当下只浅浅的说道：“修文说得不错，何况还有报纸呢，就算有人坏了良心，他们毕竟还不敢无视这天下的公理，只要有报纸敢说真话，那些贪官终难逃王法。”于是细细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一遍，众人无不拍手称赞。
桑充国是众人中间兴趣最大的一个，“依子明兄所言，我倒觉得这报纸比议会更有用处。如此看来，子明买下这印书坊，竟是另有深意的。”
石越决然想不到自己因为偶然的灵感，借三代之治大发民主议会制的议论，又引出了和桑充国等人的一番对话，在后来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回到家里之后，他就把这件事给淡忘掉了，毕竟谈论什么民主议会，现在都是纸上谈兵的事情。这清谈高议，在石越看来，远远比不上做实事。成功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所以第二天他就把精力全部投入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发当中去了。让他有点意外的，是桑充国竟然挺主动的来帮他的忙。
从泥活字到木活字，其中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何况石越还能给出许多的参考意见。而转轮排字架的设计更是能够大大提高排版的效率，让那些活字印刷坊的工人赞赏不已。仅仅二十天左右的功夫，木活字印刷机等设备很快就捣鼓出来了。桑充国第一次参预到一件新技术的发明之中，显得非常的热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印书坊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少东家能干、和气，这些设备能够这么快制造出来，和桑充国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也是分不开的。
但是石越在意的并不是这些，在他看来，木活字印刷仍然是一种简陋的技术。既然技术上暂时无法有飞跃式的提高，那就应当通过更先进的管理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在石越的设想中，应当是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大型印书坊，有些人专门制造活字，有些人专门排版，有些人专门较字，有些人专门印刷，有些人专门装订成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资，完全按流水线作业。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二十万字的书二十天内就可以印刷出品。考虑到当时的书籍市场并未完全开发，许多人出书都是自己出钱雕版印刷，这样一座印书坊的利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上，也不在于桑家是否会赞成，且不说桑充国的影响力，单单是这件事上的利润，石越就觉得自己有把握说服桑俞楚。在石越整个大的计划中，印刷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他是势在必行。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现实，几百个工人集中在一起，专门为一个商人做事，这种事情官府会不会许可就是一个未知之数了。
把这件事拿去和桑俞楚说时，桑俞楚笑道：“贤侄多虑了，官府虽有顾忌，但是那些工人毕竟不是我桑家的奴仆，几百人也算不得什么。生意做得大，自然要使唤的人也多。到时候各处官府送点孝敬钱就是了。这个不是问题。本来我担心的倒是熟练的师傅的问题，如你这么说，却是我过虑了，每人做一件事，便是生手，很快就熟练起来了。我也省得和印刷坊行会打交道了，那些人规矩多得很。”
石越并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既然事情说妥，他便不再多问，而是放心的交给桑俞楚去办。以桑俞楚的精明，自然知道找一个够精明的掌柜来帮他管理印书坊。其实木活字印刷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刻活字，按石越的建议，则是由桑氏印书坊定下一个标准尺寸，然后分发到各个雕版印书坊那里，向他们订货，每家各订数百字若干，他们自己则只须要请几个师傅以备不虞。这种方法让整个印书坊的成本大幅下降，被桑俞楚称赞不已。
但是石越在古代的第一本著述《论语正义》是没有办法交由这个全新的印书坊出品了，因为雕版工人的努力，在二月上旬，也就是抢在春闱之前，《论语正义》正式出版，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店之中。在石越的坚持下，唐棣等五人的名字也排在石越之后，作为作者印在了封面上。这个封面是桑梓儿亲自设计的，一页纸上，说不尽的淡雅古朴。这套书从内容到质量，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想起之前的约定，为了表示尊重，石越亲自把书送到了苏轼府上。
尽管此时已是春闱之前，苏轼已经接到任命，他和吕惠卿等人同为此次省试的考官，开封府又事务烦忙。但是苏轼还是忍不住要抢先看一看这本《论语正义》……
齐集在开封准备参加省试的贡生们，抱着不同的心情，或自己掏钱独买，或者几个人合买，都想要看看石越等人的《论语正义》究竟是怎么个样子……
垂垂老矣的欧阳修因为苏轼的推荐，早就等着这《论语正义》的出版，书店刚一上架，他家的书僮便买了回去……
皇帝的内侍拿了一大摞新买的书恭恭敬敬的摆在了御书房的书案上，年方二十二岁的赵顼随口问道：“这中间有什么些书？”“启禀皇上，那些参加省试的举子们都在买一本叫《论语正义》的书，奴才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不过听说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写的。”内侍知道只有新奇的事情才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噢，知道了。”年轻的皇帝把目光投向那本厚厚的《论语正义》，并没有拿起来去看。虽然很有好奇心，但是他太累了，这个帝国交到他手里，已经积弊群生，好不容易选中王安石，想一扫百年的沉疴，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就引来无数的反对，而王安石确实有他不讲道理的地方，三朝元老韩琦上书，告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种种不是之处，地方官吏竟然荒唐得在城市和作坊里发放青苗钱，这不是变成了由政府不措手段强制放高利贷吗？几个臣子在自己面前辩论，王安石气急败坏之下，竟然说什么“就算在城市和作坊里发放青苗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真的是太不像话了，青苗钱实际上是防备农夫播种时没有钱而由政府提供的低息货款，这个道理不辩自明，他居然如此强辞夺理。说他几句，他就称病不朝，这个“拗相公”真让人头疼得很。想自己当上皇帝以来，一心想着恢复汉唐的故土，做一个有为的君主，可为什么这朝政竟是只有无数的烦心事呢？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写的书吗？改天叫侍讲给朕说说吧。皇帝心里想道。
司马光疲惫地回到家里，重重的叹了口气。新法新法，搞得国家一塌糊涂，青苗法和均输法，全是些敛财的把戏。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这个王介甫也真是多事。五十多岁的他仍然显得很威严，但是心里的一种倦意却时不时的袭来，不行，我要坚持住，我不能坐视大宋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皇帝想让自己做枢密副使，又有什么用呢？自己并不懂军事，做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自己反而可以参赞朝政，不让那些新党为所欲为，皇帝是个英主，只不过是年轻了一点，做臣下的只要坚持原则，多劝一劝皇帝，事情还有希望。这个枢密副使的任命我已经推辞了七八次了，宣圣旨的人都不耐烦了吧，不过自己一定要坚持住，这样皇帝就会了解我司马光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反对青苗法……想从圣人的教训中吸取力量的司马光把目光停留在书桌上的一本新书上，那是书僮帮他买回来的吧。《论语正义》？这本书的封皮做得很有气质，司马光微笑着翻开第一页，才看完两篇前言，目光就再也移不开了……
王安礼拿着一本《论语正义》走进正在称病不朝的王安石的书房，他和这个哥哥政见并不相合，性格也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尊敬这个兄长的学问，这样的一本好书，一定要问一问兄长的意见才行。况且自己因为兄长为宰相而必须回避，不可以大用，但是这样的才学之士，是绝不应当遗之于野的。听说这六个作者都不过二十来岁，自己这个宰相哥哥可是最喜欢有才学的少年人的呀。
此时王安国正和爱子王?一人一本《老子》，互相辩难着……王安石自登相位以来，难得享受这一种天伦之乐呀。看到王安礼进来，王?连忙起身说道：“二叔。”王安礼挥了挥手中还散发着阵阵墨水清香的《论语正义》，笑呵呵的说道：“大哥、贤侄，我发现了几个不世出的贤才呀！异数呀，真的是异数……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儒生，能写出如此文章！”
王安石知道王安礼一向老成持重，轻易不愿意夸奖别人。自己的宝贝儿子，从小就才华出众，谓之“神童”，十三岁上听陕西的士卒谈起洮河一带的形势，便说：“此地大宋不抚而有之，若沦于敌手，则敌强不可制矣。”还没有行成人礼，就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策论，凡是知道王家这个儿子的，无不交口称赞，但是自己这个弟弟却是从来不愿意夸奖一句的，反而不断的提醒自己，小心把儿子给“捧杀”了。今天是什么人，竟然让这个老成人这样的称赞？好奇心顿起的王安石接过王安礼手中的《论语正义》，才翻得几页，才看到倡议标点符号的那一篇前言，便忍不住赞叹道：“此良法矣……我当奏明皇上，请行之于世。”话说出口来，想到自己正在“称病”，连忙噤口，继续飞快的翻看。他有一目数行之能，不多时便看了一小半，书中种种，既有作者旁征博引，又屡有新奇的见解，且每个道理都解释得相当的周详，若是不能下定论，则数论并存，把各种理由都详列出来，让读者自己选择，这其中的心思缜密，让人不能不叹服。王安石掩卷长叹道：“真真是奇才矣……此书一出，天下讲《论语》的书都要废了。这几个作者果真只有二十多岁？”
王安礼微笑道：“我听那些举子议论道，这中间的作者，除开一个石越和桑充国，其余全是今春春闱的考生。六个人全部不过二十多岁。”
王?在旁听到自己父亲和叔叔如此夸奖几个年轻人写的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天性争强好胜的脾气，从来也没见过比他强的年轻人。自己家里，父亲王安石、二叔王安礼、三叔王安国，哪一个不饱学之士，可就是他们，在经义辩难之时，往往也会被自己问倒呢。此时听到王安礼掉起石越，不禁说道：“石越？就是那个石九变？‘莫问湘江桥下水，此生羞作无情死’的石越石子明？”王?说的时候嘴角微翘，略带嘲讽之意，其实石越的词流传不在少数，他却偏偏取这一句咏儿女情长的来说，也实在是小气了一点。（作者注：此处所引之词句，与之前引“男儿心似铁、纵死亦千钧”，皆是作者几首小词中的句子，读者幸勿见怪。）
王安礼岂不知道自己这个侄子的性格，他也不说破，依然温和的笑道：“正是此人。石越石子明，最近开封府里最出名的人物之一呀。”
“愚兄也听说过此子，本以为不过一才子佳士，不料有这等才学。?儿，这本书你要好好看看，当世若论《孟子》、《老子》，为父自有一点过人之处，但是若说这《论语》，只怕这石越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了。”王安石其实颇有爱才之心，每恨这朝廷中的士大夫脑袋古板，自己常常没有什么干才相助，因此爱用些年轻人。这时候看到这石越等人的《论语正义》，从文章看来，实在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心里不禁有了招揽之意。
王?听到父亲这样说，便不敢不听，当下不太服气的答应一声：“是。”
……
《论语正义》初版刊行了三千册，当时桑俞楚和唐甘南计议，已经做了亏本的打算，不料一发行，立即好评如潮，一时间洛阳纸贵，三千册没几天就销售一空，外地的书商找上门来订货，开封府的书店又不停的来催，桑氏印书馆活字印书还没开始，雕版《论语正义》就先忙得不可开交了。那个新任的掌柜是桑俞楚一个得力的助手，也是桑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叫桑致财，三十多岁的男子，几络老鼠须，精明的小眼珠，真是人如其名，趁着这机会，他拼命结交各地的书商，为桑氏印书馆拉业务。石越呕心沥血的一部《论语正义》，被他当成了构建良好生意网络的大礼物。
而慕名来桑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桑家的门坎，石越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一接到名帖，他就赶快躲起来，让唐棣等人去“接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的同声夸奖，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石越等人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春寒料峭的二月，一方面朝局动荡不安，在对青苗法的猛烈攻击中，王安石称病，几个新党的坚定分子坚持等着王安石上班才肯给各地的报告下批文，皇帝在压力之中终于做出让步，正式表态继续坚定的推行新法；王安石一回到政事堂，就毫不客气的中止了对他的好友司马光枢密副使的任命，他对年轻的皇帝说道：“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若让他做枢密副使，是给朝廷中反对新法的人树一面旗帜，让他们全部聚在司马光的旗下。”但是他却没有想过，即便是把司马光贬出朝廷，这面反对新法的旗帜就会倒掉吗？另一方面，三年一度的抡才大典，礼部的省试在料峭微风中开始，数千的举子将在这个月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荣是辱，全在此时。而石越《论语正义》的洛阳纸贵，在当时来说，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大多数人们仅仅将之当成一段二月的佳话，只有极少数的杰出之士，才能看出《论语正义》对将来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也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二月，唐甘南离开了寒冷的汴京，远赴温暖的江南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
唐棣是第一次参加省试，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抡才大典”，是各路的取解试不能够比拟的。便是一向豪迈的唐棣，进了考场也不禁变得拘谨起来。
礼部的考场非常之大，每个考生各有一桌一屉，桌子之间隔开一尺以上，并有木板相隔，每个人完全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之内考试。首先发下来的考卷是特制的宣纸，宽一尺二寸，长一丈零八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二尺二寸，考生将在此填自己的姓名、籍贯、祖宗三代的情况，写好之后便加以密封，不能让人知道是谁的卷子，谓之“糊名制”。似唐棣这样出身于商人之家的，写这部分就显得底气不足，而如石越这样忘记了自己许多记忆的人，除非有人做保，否则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参加考试。第二部分六尺八寸，是考生写策论的地方，必须用楷书做答，否则难免前途不妙。因为这一部的答题在交上去之后，会有专门的人另行抄写一遍交给考官判卷，防止考官认出笔迹来循私。若是字迹让那些抄写的人不认识，倒霉的终究是考生自己，那可是申诉无门的事情。第三部分一尺八寸，将有九个以上的考官在这里写评语盖上自己的印章。
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是随便拟定的，据说是合天人之变，不过唐棣显然不在乎这些。连考四场，举子们都得住在贡院里，哪有心思想这些呀。这地方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快点写完为妙。好在石越之前特意和他们几个说了一些要点，这出什么题目没有人能料得到，不过石越说的那几个要点听起来却是不错的。唐棣一边写一边想着石越说过的话：“无论如何要突出变法的中心，或为变法叫好；或者引经据典，指出变法实则是法先王，总之证明变法是于经典中有依据的；或者指出变法必有挫折，当知难而上，表明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却需要注意，行文亦不可太直白，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为变法而写。”就为了这个曲折之意，他和李敦敏、柴氏兄弟在家里写了多少论文，几个人细细推敲过多少遍呀？
石子明所说的这些章程，有些唐棣明白，有些唐棣不明白。像为新法叫好，他是明白的，不过他本来不屑为之，这新法纵然是好的，执行起来也不好，这一点唐棣所深知，让他写这种违心之论，实在不痛快。不过石子明说若采用那个什么“议会制”其实也是变法，汉代的儒生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立法，其实也是一种变法，变法本身未必有错，有错的是新法推行不当，倒说得也不无道理……所以唐棣决定写一篇说明“法先王”必要性的策论，那个议会制，不就是“法先王之意”而来的吗？至于为什么行文不能太直白了，他就不太懂了，不过石子明说的，多半不会有错吧。
这主旨定下来，这些天做过这许多讨论，写过许多范文，算是没有白费。况且还有一部《论语》自己是理解从未有过的深刻。区区几篇论文，实在难不倒唐棣。几场考下来，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出了考场，长吁了一口气，连忙去找李敦敏、柴氏兄弟，却发现他们正兴高采烈的到处找他呢。看这神态，显见是考得不错的。
几个人会了头，正想着一起回去，却见陈元凤和一个人嘻笑着走了过来，仔细看时，那个人也是认识的，原来是曾经一起会过文的叶祖洽。二人看起来心情都挺不错，过来打过招呼，叶祖洽含笑说道：“唐兄，《论语正义》洛阳纸贵，科场想必也是春风得意了？真是好季节呀。改日相约一起去踏春如何？”这个叶祖洽是最灵珑的性格，他显见唐棣等人风头甚健，看起来前途无量，自然而然便有结纳之心。
唐棣对叶祖洽倒没什么恶感，只是想到石越之前交待尚有事要处置，便不敢答应，正待婉拒，却听到陈元凤酸溜溜的说道：“《论语正义》印刷装帧都是上上之品，虽未能尽道孔圣之意，却也颇有可采之处，将来诸兄必定赖此名留青史。”
唐棣本来觉得自己和陈元凤交情甚好，不曾料得他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便是陌生人，也不好当面说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赞扬，暗里却说不尽的不以为然之意的话语。他心头不禁有气，正要顶过去，不料柴贵谊先就忍不住了，冷笑道：“《论语正义》固然不足道，不过小弟听陈兄之意，却是自己能尽道孔圣之意，而《论语正义》颇有不足采之处，改日里还要请教陈兄的高明之见。”
李敦敏心里也很不舒服，却不愿意因此小事得罪叶祖洽，便冲唐棣说道：“毅夫，我等还有一点俗事，不如先行告辞，改日再来请教陈兄的高见吧。”他心里起了芥蒂，便不再称陈元凤的表字。
当下众人便告辞而去，把叶祖洽给丢在那里做声不得，心里暗怪陈元凤失礼，但是以他的脾气，却是无论如何不肯当面得罪人的。何况此时陈元凤脸色不佳，正在那啐骂：“小人得志！”他叶祖洽又不傻，哪里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呀？
※※※
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最近心情甚好，自己被王安石赏识以来，王安石屡屡在皇帝面前推荐自己。自己官阶虽然不过七品，但是这却是个经筵美职，经常能见得皇帝，并在皇帝面前发表议论。凭自己的才学，也颇受年轻好学的皇帝的赏识。能做到省试的考官之一，显然皇帝已经认可自己的才学了，否则这个差事轮不到自己。前几天曾布那边又来消息，说自己内定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这个官职听起来不怎么样，权力却重要，所有条例司制定的政策，自己都有覆核之权，而最重要的，则是这意味着自己进了新党的核心圈子。眼见自己一步一步接近大宋最高权力的所在地，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呀。
省试的阅卷已经结束，这些举子中有不少人还是挺有见识的，懂得夸赞新法。偏偏旧党有人不太知好歹，有一份策论做得花团锦簇，把皇帝吹成尧舜再生，新法那更是不世之良法，这样的文笔佳绝政治正确的文章，怎么可以不放在第一呢，他居然想把这篇文章放到三甲以后……为这个几乎和他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迫得主考官苏轼和李大临把这篇策论放在了第二。状元最后是由皇帝上钦定，这个叫什么叶祖洽的文章，皇帝绝无理由不欣赏，到时候这个人取了状元，自己就算有知人之明了。
吕惠卿想着这些事情，心情真是格外的愉悦。省试主考的差使还没有交，不过崇政殿说书的本职工作还需要做，这是殿试前最后一次向皇帝讲课了，以后自己再要在皇帝面前谈论学问，就会有另外一个更显赫的身份了。吕惠卿洋洋得意的微笑着，神情却显得很恭敬。他在心里又暗暗回想了一遍今天打算讲的《礼记》的一些要点……
“皇上驾到……”太监拖长声音的唱礼打断了吕惠卿的记忆，他连忙恭恭敬敬的站着迎接。崇政殿说书，官职虽微，实际上却是皇帝的老师，王安石甚至提出过要恢复古制，让臣子们坐着给皇帝讲课，但是没有人响应，虽然理论上他是对的，但最后连他自己都不敢坐，依然是站着讲课，皇帝坐着听。不过为了体现尊师重道，臣子们进了这里给皇帝讲课，就可以不要跪迎跪送。
年青的皇帝刚刚解决一次政治危机，心情显然也还不错。他进来坐好后，便冲吕惠卿说道：“吕卿，这次就给朕说说《论语正义》吧。”
吕惠卿本来可以拒绝，可是那不显得自己无知吗？他正需要皇帝的赏识呢。幸好他也看过这本正在风行的《论语正义》——王安石都夸赞的书，他哪里敢不看？他可是王安石的好学生呀。他一边把《礼记》抛到九霄云外，一边连忙回忆《论语正义》的内容。亏得吕惠卿是个高智商的人物，最竟然把《论语正义》的内容说得八九不离十。
皇帝饶有兴趣的听着，直到他讲得差不多时方问道：“吕卿，你以为这《论语正义》是否尽如圣人本意？”
吕惠卿略一思忖，微笑道：“皇上，圣人之道如无边无际的宇宙，岂是我辈所能尽知。不过这《论语正义》亦有其过人之处，其中种种阐明，都得自圆其说。以臣之愚昧，不敢言其尽得圣人之意，也不敢谓其不可取。不过比之董子，则差相仿佛。”他不敢把话说满，但听皇帝口中有欣赏之意，便拿这本书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相比，算是一个折中。
“听说这《论语正义》是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子所作？”
吕惠卿笑道：“臣不认识这几个作者，不过传闻如此。有一个石越石子明，小词写得极好。”
皇帝并不知道《论语正义》的作者有石越，他不过听内侍说起，便有点印象，加上有几个侍讲也时不时在他面前提到《论语正义》，今天心情不错，便叫吕惠卿讲上一讲。此时听到“石越”这个名字，便想起的确有这个词人，宫里的乐队也曾唱过他的长短句的。不禁笑道：“可是号称石九变的石越？想不到有此才学。”
报错举报书签--------------------------------------------------------------------------------又问起其他几个作者，吕惠卿便一一说起。忽又想起一件事，他想讨皇帝高兴，也没深思就说了出来：“这几个作者，除开石越和桑充国之外，另四人皆是参加今春省试的举子，而且其才学果然也不错，揭名之后，臣见这四人皆得殿试，名单早已呈了上来，皇上届时可以留意。”
“哦？真有此事？此事也足以称为一段佳话了。”皇帝心情甚是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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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在春风得意之中的吕惠卿在皇帝面前做了个顺水人情送给唐棣等人，而唐棣他们的心情此刻也相当不错，一边享受着进入殿试的兴奋，一边呆在桑宅帮石越写另一部更为惊世骇俗的著论。
这一段时间来拜访桑府的人更加多了，而且身份也高了许多，苏轼毕竟是主考官之一，还要避嫌，因此只邀石越上他府上谈论过几次。而如曾布、王安礼等人就没什么顾忌的，这等人物上门，把桑俞楚唬得不行，他家到他这一代为止，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知府。石越却当没事人一样，只照着普通朋友一样的接待，那曾布和王安礼毕竟不是俗人，对此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觉得石越此人果然不是凡品。
石越深知曾布和王安礼都是与新法关系相当密切的人物，一个是王安石最坚定的支持者，新法的干将；别一个则是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他早就知道变法必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处于他的境况，都会希望自己能够给王安石一点意见，帮助王安石摆脱变法失败的宿命。因此在和曾布、王安礼的交流之中，旁侧斜击的了解新党核心层的真实想法，是石越最用心的事情。
而曾布因为石越在《论语正义》中表现出的大胆与革新的思想面貌——虽然言必称三代古圣，但是其新的思想与内容是任何有识之士都能感觉到的。曾布私下里就对王安石说：“这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实。”所以对于石越，他是抱着一种争取的态度来的，他希望帮助王安石招揽这个人才。在石越面前，曾布毫不忌讳的大谈王安石的抱负与才学，几乎把新法的大致设想合盘托出，希望凭此折服石越。
在桑府后花园的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边作陪。
“石公子《论语正义》见解非同一般，在下冒昧，敢问足下以为方今天下大势如何？”酒过三巡，曾布不免要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小心的回答着。
“噢，那么以石公子之见，励精图治当以何为急务呢？”
“在下浅见，以为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官、吏治。自当以此三者为急。”
“石公子所见未远，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自然是王安石的论调，“夫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理财之人，则财政之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并不想争论，只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道：“曾大人，吏治的问题亦可依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国家自有成法，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不以为然。
“然而在下却听说，要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有贤臣，如若地方官长与各司主管不贤，虽良法不能行。”
“不错，这一个问题其实石公子与王相所见相差无几，石兄可知王相用什么法子解决的吗？”曾布故意问道。
石越苦笑问道：“这个在下倒是不知。”
“王相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风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里微微一叹，“靠四十个人就可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口里却勉强笑道：“果然是高见。”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石越和曾布相交未深，他决然不以肺腑相托的。
唐棣却是有侠义心肠的人，他在旁边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本意……”
“毅夫，不过以偏概全。”石越见他还要说下去，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喝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还有监察御史……”
“王相的才学，可与孟子相俦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横飞，大夸了一通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学问，当然也不算吹牛，说到精彩之处，也能让唐棣、李敦敏等人赞叹不已，只是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
其后曾布又和石越做过几次长谈，虽然在私交方面来说，曾布对石越佩服之意越来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终于只能貌合神离。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种种建议，曾布虽然表叹，却无不表示王安石以相当简单的手法“解决”掉了，面这个对王安石崇拜到骨子里去了的人，石越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石越故意装做不经意的说到自古以来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依时势的不同而不同，有时须猛有时须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边赞同，一边却丝毫没想到是在说他们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说到朝中旧党的阻力，应当想办法调和关系，才能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则马上说要用“征诛”之术去四凶，新法方得大行于世，又自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旧党不足道也，对于妥协，根本没有想过。
石越心里虽然大不以然，却终于不敢强辩，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稳，此时要么附和王安石，要么就表示中立，否则的话难免终身受到打压，再无出头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对，新党便是找个什么借口致他于死地也并非难事，毕竟他是没有功名的人。
此时眼见曾布这样的新法核心，无论你怎么敲醒，却绝无半点自省之意。你说新党内要小心有奸人，他们马上就认为有奸臣意图污蔑他们，是找借口攻击新法；你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吧，他们就说这是“流俗”，实在不足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你说士大夫反对新法吧，他们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知道曾布将来会是保甲法的倡议人之一，就试探着对他说保甲法有可能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保甲法要求农夫经常组织训练，本来农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时还要做的点别的事才能补贴家用，何况有时候还要应募役之征，并不是到农时，要组织起来训练，就会让农夫们非常不方便了，何况还要担心小吏们趁机给农民找麻烦以勒索财物，还要考虑到农时繁忙的季节农民根本没有时间等等情况。石越说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却只不以为然的笑道：“子明过虑了，这等事情，只要立法周详，其利远大于弊，断不可因噎废食的。”看他的样子，是绝无多少认真考虑的意思的。
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石越对新党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新党不足以依靠，旧党更不用说……虽然一腔热血，想要改变历史的转轮，但是此时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
石越偶尔也会想到，曾布们可能是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们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们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因此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终于不敢冒这个险……须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场是只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错，终身皆有污点。倘若自己成为新党的一员而无法改变王安石，那么自己想要反出新党，不仅旧党难以相信自己，而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对付起自己来肯定格外的不遗余力。这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实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与王安礼的交游更是坚定了石越的决定。因为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便是石越都有点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许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记得自己曾读书，说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话说到“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这样的份上，摆明了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一点警惕的意思都没有，这样的性格又岂是别人劝得话进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为试探性的话题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装出一种淡然的样子。读历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学家曾经把大约是古中国春秋战国一段时间称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现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基的，而自轴心时代之后，就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伦理社会。而在古代中国，伦理更是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无疑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相对于才学，道德上的声誉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其实就是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才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所以皇帝才会一再超拔他。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不论如何，在当时，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
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这么快就传到了皇帝的耳里。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般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完全超出他的想象。这场殿试在集英殿举行，参加的准进士、准明经多达八百二十九人。而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演变成了新党与旧党的一次交锋，但是最大的获益者，反而是当时根本什么都称不上的石越。
叶祖洽在策论中大谈“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之类的马屁话，吕惠卿非常欣赏，排在第一位，其他如唐棣、李敦敏、柴贵谊、柴贵友、陈元凤这些在策论中都多多少少说了变法或新法的好话的人，则一律选在最前面。另一个旧党的考官则毫不客气的把这些人全部放到最后面。两个人的名单整个的就是一个颠倒的。虽然殿试的名单由李大临和苏轼拟好，以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各人的位置都有变更。但是在皇帝听宰相陈升之当面读了叶祖洽的策论之后，果然如吕惠卿所料，仍然把叶祖洽点了状元。
这名次一宣布，叶祖洽自然洋洋得意，兴奋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唐棣等人在心里暗骂“马屁精”，陈元凤虽与叶祖洽关系挺好，却也是嫉妒万分。当时考个状元的光彩，完全是后世不能想象的，当时的人甚至认为，就算是收复燕云，凯师而回，也不会比状元及第更加光彩。
不料叶祖洽还没来得及谢恩呢，就听有人大声说道：“皇上，臣以为以叶祖洽为第一不妥。”
众人循声望去，却是苏轼。当时把叶祖洽恨得咬牙切齿，陈元凤等许多人都是幸灾乐祸，唐棣等人却是暗暗担心。这当面反对皇帝点的状元，实在是极罕见的事情。
皇帝略略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不能当着这么多准进士的面显得自己不愿意听谏言。当下强抑不快，问道：“苏卿有何异议？”
“祖洽策论诋毁祖宗，媚事陛下，以他为魁首，朝廷今后何以教化天下？”苏轼说完，又递上一篇策论，说道：“臣以为这一篇策论可为第一。”
皇帝听到也觉得有理，看了看苏轼递上来的策论，顺手交给王安石，问道：“王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早就嫌苏轼太多事，老和自己做怪，略略看了一眼，上前说道：“苏轼自然才高八斗，但是所学未免不正，此次荐上官均第一不如意，便有此失礼之言，陛下岂可听信？臣以为叶祖洽进士第一，并无不妥。”
苏轼听到这话，几乎气死，正要辩驳，皇帝摆了摆手，说道：“不必多说，便定叶祖洽第一，赐进士及第。”转又问道：“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何在？”
众人正羡慕叶祖洽被钦点状元呢，猛听皇帝居然亲自问唐棣等四人，一下子上千道羡慕的眼光刷刷的射向唐棣等人。这四人绝对想不到皇帝会亲自问起自己，慌了个手足无措。勉强学着之前礼部官员教会的礼节，上前叩首跪安。
“诸卿，《论语正义》可是诸卿所著？”皇帝倒也直爽，直奔主题。众人这才知道原因是皇帝欣赏《论语正义》而来的，陈元凤又是后悔又是嫉妒，如果目光可杀人，只怕唐棣等人已死了无数次。
唐棣等四人对望了一眼，万想不到皇帝开口就问这个，因四人一向以唐棣为首，便由唐棣上前答道：“回禀陛下，臣等具名而已，真正的著者实为石越一人。臣等不敢贪功。”
皇帝一听，倒有点吃惊，这《论语正义》几个人合著，已经让人不可思议，此时说是一个人写的，更加惊世骇俗了。当下便追问其中原委。
李敦敏答对最是机敏的，便由他把前事一一说明，不多时便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皇帝与王安石等人虽然吃惊，却也不能不信，殿中的士子们虽不敢交头接耳，但是心里也是非常的吃惊。一时间这数百进士的风头，竟全被一个场外的石越给抢走了。直到叶祖洽等人代表新进进士们谢恩、游街完毕，人们所谈论最多的，还是《论语正义》实际上是由石越一个人写的这件事。
※※※
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皇帝的时候，袖子里已经揣好了一份奏章，是推荐石越赴博学鸿儒科试的。曾布和王安礼对石越的评价都不错，王安石也有一份爱才之意，而从他的好友唐棣等人的省试、殿试策论来看，对于变法，也是支持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曾布说石越对于新法一直不置可否，但是看看他好友的态度，应当可以想见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了。
皇帝赵顼今天心情还不错，王安石一进来，他就递过几个本章给他，王安石接过来一看，原来都是荐石越试博学鸿儒，请朝廷开特科的。王安石当下就有几分不悦，因为按理这种奏章应当由中书省先看，做好记录再送给皇帝的，再一看署名，几份奏章分别是陈襄、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因为这几个人都兼有馆阁之衔，所以直接给皇帝递本子，也不算有错。但是这种小事都要避开中书，显见得这些人和自己主持的中书省有多大的隔阂了。
王安石还没来得及说话，皇帝已经兴冲冲的开口了：“这个石越不过二十多岁，有这等才学，实在是罕见。苏轼说他身世可悯，可是见解与气质，皆是人所不能及。既然依例这个石越不能参加科举，那就为他开个特科吧。王卿以为如何呢？”皇帝说这番话，显是苏轼把石越的身世都和他说了。
王安石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的不痛快，不过司马光虽然和自己政见不合，他心里还是知道自己这个老友是挺有知人之明的，既然连老友也举荐这个石越，自己本意也是想举荐的，那也没必要反对吧。只是他骄傲的个性让他耻居人后，当下淡淡说道：“臣无异议。”不过袖子里那份表章，他已经决定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此时君臣二人还有更要的事情要谈，三月份在进士科上新党和旧党的明争暗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忠实的反映了朝政的现实。以御史中丞吕公著为首，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批台谏官员屡次上书，极言新法之失，其中颇有言辞激烈之处。虽然王安石现在只是参知政事，副宰相，但是实际上政事堂的事务已经以他为主，而新法更是他主持的，这次弹劾根本就是针对他王安石而来。只是御史中丞骂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惯例，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只能交给皇帝处理了。
自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以来，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去年王安石便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了，没想到没几天，这反对的声音又来了，看样子不把御史台给控制住，始终是不行的。王安石暗自想道。这样一批一批御史的贬，好说不好听呀。不过御史的任命权，始终在皇帝手中……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想石越了。
※※※
当宣诏的使者来到桑府的时候，把桑家上上下下都吓了一跳，虽然苏轼事先知会了石越一声，但是石越却当做没听见，根本没往心里去的样子。此时使者真的来了，连忙草草在院子里设了香案，跪听接旨。
听到宣诏使者好不容易念完那一段骈四骊六的东西，石越若不是事先听苏轼说过，绝不会听懂这诏书是让自己去试博学鸿儒特科的。真不明白那几个写诏书的人这么麻烦做什么？
使者念完之后，便等着石越领旨谢恩，然后自己好讨喜钱。不料等了半天，石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把一直盯着天空的眼神向地下看去，石越早就不见了。当时使者就知道不对了，上个月司马光不接诏，害得那个宣诏的仁兄跑了九次，现在这一位看样子又是不打算接诏了。使者无可奈何的左盯盯右看看，看到桑俞楚年纪最大，便冲他说道：“这位，快去叫石公子出来领旨吧。咱家好回去邀差。”
桑俞楚也不知道石越打的什么主意，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心里一计较，朝管家桑来福使了个眼色，来福便拿了一贯钱过来，桑俞楚悄悄塞到使者手里。那宣诏使者拿手一捏，知道有一贯左右呢，说话便客气了几分。只说道：“就盼石公子别让咱家为难。”其实石越就算不奉诏，他也奈何不得。
没多久石越出来了，他走过来把手里一片折纸递给使者，跪下说道：“草民石越，劫后余生，无父无母，不祥之身，实在无意于功名，还请使者转告皇上，请皇上恕臣不恭之罪。”因说到自己的伤心之处，免不得就有几分哽咽。
使者也不敢为难，只说道：“如此咱家便回去邀旨，只是以石公子的大才，只怕还会有恩旨下的。”说罢便告辞而去。
才把使者送出大门，唐棣劈头就问道：“子明，博学鸿儒科呀？多少人求之不得，若举此科，便直接入馆阁，为何竟要拒绝呢？”当时当官的人，对于升官升得快慢，并不很在乎，而凡是能登台阁，升禁从的，官场上便引以为荣。这是北宋一代的政治现实，而一般试特科的，如贤良方正、博学鸿儒之类，一旦通过，就肯定有馆阁的美差等着，这些职位只领工资不要做事，而且经常可以见到皇帝，参赞机要，如果外放，至少也是一郡太守。真是前途无量的地方，石越竟然一口拒绝。难怪便是唐棣这样的人也有点想不通。
石越也不好解释自己的想法，只叹了口气，说道：“功名余事，富贵等闲，我竟是把这些事都看淡了。”
李敦敏本来是以为石越是效法古人，欲迎还拒，故意推辞，但是这时候见石越说话神情间有一种淡淡的落拓与伤心，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以为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心里就寻思着怎生想个法子替石越开解开解，得让他振作起来才行呀。
过得两天，眼见天气渐渐回暖，地上的小草开始变绿，树枝抽出新芽，鸟类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春天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这也是那些文人墨客呼朋唤友，携妓踏青，聚酒高会的好季节。唐棣几个人一起商议，便决定去城东北的五丈河边上踏青，石越一直忙东忙西，其实连开封城也不过是走了潘楼街到大相国寺这一段，最远就是去了几次城西的开封府，因此也想着出去走走，六个人租了三辆马车，带了几个书僮和几坛酒菜，浩浩荡荡往从东边新曹门出城去了。
出得城来了，石越便迫不及待的跳下马车，畅快的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才开始打量周围的情景。这条通往曹州的官道上，从汴京城里出来踏青的人们，倒似乎比那来往于曹州与开封的人还要多一些，大抵上富裕的人家都坐马车——不过此时都下得车来，在马车前面慢慢步行；也有倜傥的少年骑着白马按绺谈笑而过的；普通的人家则有坐牛车的，也有骑驴背书附庸风雅的酸儒——看着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石越不禁好笑，不明白在那驴背上怎么能看得进书！不过始终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的占多数，这些人都是成群结队，其中也有穷书生一边谈论诗文，赋一些“春暖花开”的句子从身边呼啸而过的；也有市井小民谈些里巷笑闻、奇闻秩事，其乐盈盈的……便一向呆在家里不能出门的女孩子，这个时候也可以趁机出游——当然，倒有一大半是借着烧香敬佛的名义来享受这春天的惬意。富家女子便坐着小车，也有少数坐轿子的——当时的风俗，男性一般不坐轿，只有女性才坐——这些女孩子都偷偷的掀开窗帘的一角，打量着外面的春天，若被人无意中看见，便羞涩得连忙放下车窗的帘子，自己躲在车里面满脸通红；反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没有这许多顾忌，虽然她们并不和陌生男子说话，却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在春风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女孩子，既可以坐在车里缓缓而行，又可以毫不在意的掀开车窗的帘子，大胆的享受那轻轻拂面的春风。这些女孩子便是歌妓——她们有些是自己去烧香礼佛，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来生；有些则是和年青的少年一起出来，享受短短的人生。
当石越把眼光放到这些歌妓身上之时，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酒楼里泪眼盈盈的楚云儿，真是有许久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石越有点淡淡的牵挂，那个温柔解人，脸上永远挂着淡淡的笑容的女子……想到这里，石越不禁微微叹息了一下。
李敦敏却以为石越还是在感怀身世，便笑道对石越说道：“子明，四季轮回变换，草木乃无情之物，尚不为严冬所折，只待春日一到，便重焕生机。况兄之大才，岂不明顺天知命之理？若为身世而自弃，郁郁不欢，窃以为非智者所为。”
柴贵友也笑着劝慰道：“修文说得甚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以轻易自弃也。凡事皆须往达观上想。”
石越见自己一句叹息就引来这许多话题，起先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可后来见众人神情关切，却也不禁感动，心里又有几分惭愧，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关心自己的人。口中嚅嚅，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却未免又要误会。柴贵谊连忙跳出来转移话题，无非是品评一路上所见的人物，又和桑充国由路上看到的美女谈到历史上的美女，天南地北一顿猛侃。
不多久便到了五丈河边上，石越吃惊的发现河边亭榭楼阁，重重叠叠，不知道有多少……众人都不是开封府人，都不知就里，找人问时，才明白那些庄园都是朝廷的勋贵、宦官的别墅，连绵一二十里，尽被这些人给占了。
桑充国感叹道：“富者广厦千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寄人篱下，世间不公若此。”
唐棣笑道：“长卿不必感怀，子明曾言，理想世界当是居者有其屋，我辈若能同心协力，辅佐圣王贤相，三代之治，未必不可以复现。”他这一番话，一面是科举得意，未免意气风发，一面还是有勉励石越之意。
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都不禁点头称是。当下找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边煮酒，一边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想法脱口而出，却又怕到时候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只能暗自苦笑，拼命把这个谎圆下去。不料关心自己的人还真不少，当天晚上回到桑府，桑俞楚递给他一封信，却是苏轼写来的。石越拆开来一看，信中写道：
“子明钧鉴：
……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博学鸿儒之试，惟愿终老于泉林。轼愚，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又岂可以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此愚所不解者也。又，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由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行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原来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苦笑着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的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石越听到桑俞楚言语中那淡淡的关心，也不再多说什么。自从现代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的更多。在现代，除开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么？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没来由的感到一阵温暖，他开始从感情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石越一边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边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哥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调皮的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想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哥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不如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六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狯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发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一看，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风尘三侠中的李靖，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博学鸿儒科的征诏，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说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阁下，还不定怎样，说人家沽名钓誉。”另有一些人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做为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的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撤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一段时期。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一时间，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也许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你会受到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去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是只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了碧月轩，找到了楚云儿。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仿佛心情一下子就恢复了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默默的调了调琴，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待到天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的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新党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则是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博学鸿儒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作者按：《尚书》又称《书经》或《书》，在某种意义，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典册集，据说保存了上古三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些政治资料，历来是中国的重要经典，儒家更是奉之为“五经”之一。因为秦始皇焚书，又历楚汉战乱，几乎失传，到了西汉初年，才由政府派专人到一些仅存的《尚书》专家那里，由那些老先们背诵，专人抄写，整理成文，后来被立为五经之一，因为是用西汉的文字写成的，所以叫《今文尚书》，《今文尚书》一直流传下来，都是西汉整理的版本。而所谓《古文尚书》，是西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在他自家的墙壁里发现的，因为用更古老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孔安国版本，也是真的，因为《今文尚书》是整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还不如《古文》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古文尚书》后来失传了，到了东晋才有人又献上一部《古文尚书》，这一版却是假的了。东晋以来流传下来的，自然都是假的《古文尚书》。这是经学界有名的一桩公案。——这一段介绍请不要计入收费字数中。〕
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主要内容，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另外还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开《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这本书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当时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便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石越费尽心思弄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一则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二则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三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一出来，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出来，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反正是东晋人献的，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到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又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甚至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讲证据，重实事。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道：“这还不明白？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不免装了一贯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桑府，苦口婆心的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其志甚坚”，也就无可奈何，只是万难死心。而石越则拿出了正在写的几本书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给吸引过去了。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点头，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任何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必修课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圣人之事，何得谓之奇技淫巧？今者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虽然觉得石越未免有点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苏轼有这等见解，其实并不奇怪，今人因为偏见，往往以为古代的儒生连算术都不会，其实中国古代，便是到明清八股横行的时代，许多的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就大有不同了。
让苏轼如此夸赞石越的几本书，被后世称为“石学”，也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本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的浅薄，其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有些现代人出于傲慢与偏见，以为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没有用于战争——但实际上，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国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全部把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虽然这几本书的意义非常凡响，但是对于石越来说，却是只能苦笑的事情。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文科生，《算术初步》还好一点，至少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还不错，许多理论记得很清楚，至少也有初中水平；可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他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分子式？那不是开玩笑？全书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两万多字写完，估计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地理初步》提出地圆说，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实际上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不相信，那是那难免的了——估计结果就是被人当成《山海经》第二；《生物初步》没有说物种起源——他不想引起太大的麻烦，只是说了化石的作用，又说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虽然生物是石越学得最好的，但是也是最难写的，全是顾虑；《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最好写的一部书。
“石学七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为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本书还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你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一直只有一些精英阶层用来做学问用。
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诏他；而最坏的说法是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发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诏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而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所以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对此石越只能苦笑；《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我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算了，当笑话听吧……《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本书是导致“石学七书”又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公文、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阿拉伯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诏，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无关。
只是石越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完全不理会诏书对他这个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一般朝廷也没有征诏过二十多岁的“博学鸿儒”。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倒是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是什么原因不愿接诏？”皇帝更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博学鸿儒科不以为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皇帝有点不快了，博学鸿儒你不做，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
不管怎么样，石越三拒博学鸿儒科的征诏，让他名噪天下。有些人就不免要为此皱眉毛了，认为他是故意如此以博虚名。而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毫不在乎的样子。“石学七书”出版后，他的日子就渐渐过得悠闲了，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官，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开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和苏轼、王安礼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七月份除开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而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几个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想想家里接钦使都接过三次了，有几个商人见过这个世面？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里轻松却是必然的。何况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想想石越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呀，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是最知情识趣的人，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那自然一切大开方便之门了。唐甘南详细问了桑氏印书馆的情形，正和他商议是不是要在杭州开个分店呢。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考虑了一会，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把彩色套印是怎么回事给说了一下。
桑俞楚点头称是。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方法，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
“小侄还有一事想和伯父商议。”石越开始谈起自己计划中一个大动作。
桑俞楚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说道：“但说无妨。”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微笑着看了桑俞楚一眼。
桑俞楚略略有点惊讶，不过这神色一闪而过。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桑俞楚沉吟了一会，才说道：“凡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倒没有想到这许多，因此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才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我等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
桑俞楚摇了摇头，微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听他担心这个，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月禀。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自理，书本笔墨皆请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清，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便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是要在这里办书院，本就很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那块地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个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先生的食宿与礼金皆于白家出。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一定下来，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买。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当时就有点纳闷了：“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人问了，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那用了功夫的，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农村的就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此时因为要快点盖房子，也来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杂学”，这怎么样烧红砖的学问也不就闷在肚子里不说了，不过土法烧水泥的方法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水泥有一段时间紧俏时，不少人家自己烧，不料到此时派上了用场。用水泥做粘合剂、用来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来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砌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房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便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摆明了禀承朝廷执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到底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碰上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之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略带愁容。
他和苏轼算是颇有交情了，见了面也不客套，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说一遍，完后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司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亦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附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而出：“司马光罢知西京留守，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问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罢知永兴军呀？”
石越自知失言，只好圆谎：“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小弟一时失言了。”
苏轼本来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也忐忑不安，便有点想通过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心想你苏轼的命运我本来是知道，但是现在只怕早就变了，我拿什么给你算准去？可脸上也只能强笑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听了，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因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谊，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亦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然而国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笑道：“小弟谨记了。”
苏轼又说道：“王介甫置审官院，分东、西，一主文一主武，以分枢密院之权，前几日有紧急军情，说夏夷大举犯塞，韩绛请赴边境总领军事，其意欲留王介甫在朝中矣，果然其后王介甫亦请御敌，终以韩绛赴西北。此真国家多事之秋矣。我苏轼一人荣辱，原不足道，就怕执政误了国家。”说罢连连叹气，石越只管安慰。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楚云儿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陪着他。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算来算去，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吧？我要听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也蛮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的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的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却听楚云儿早已漫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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