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熙宁二年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记得曾经有人写过最想生活的十个历史时期，宋仁宗柳永的时代赫然入选，现在虽然是西元1069年，神宗皇帝熙宁二年，无论是在位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仁宗，还是那个时代的柳永、包拯，都早已作古，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黑暗的王朝，而是中华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回到这个时代，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相信很多人都是很高兴来尝试的。况且这时代还有苏门学士，还有王安石、司马光……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高兴起来。我又不是故意回到古代的（而且据我所说，时光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身上只有几百元在这里相当于废纸的人民币，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因为我不吸烟，所以连打火机也没有）。既便我是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但是我所长的是秦汉史，本来历史的真相就淹没于时间当中，何况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一些大事件，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这个来发迹呀，这毕竟是太平之世。况且还有户籍制度，我这个三无人员如何立足，实在是一大难题。我甚至不能说我是从海外回来的，因为我除了知道地球是圆的外，对外国一无所知，几句话就会被问出毛病来。
现在唯一能让我安慰一点的事情，是我所处的地点，是开封的一个座庙里面。庙里的和尚看我晕倒在外，头发又很短，以为是游方的和尚，好心把我救醒过来。我既然不善说谎，又怕言多必失，干脆就装糊涂，做成把往事一概忘掉的样子，那些和尚半信半疑之间，也就不再打听我的来历。只是我既已醒来，身体也无大碍，就不好赖在这庙里，须得自谋生路了。
出来后在汴京到处乱逛，方知道不久前王安石刚被二十二岁的皇帝赵顼提升为参知政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就要在今年拉开序幕了。但是这等大事，与我这个未来人又何干，就算我想关心，也关心不到，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在这里活下去。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什么好去处，就信步而行。却到了那河边，那茶馆酒楼我是不敢去的，身上没钱，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只好在那桥上呆立。突然间想起稼轩的一首词，不禁随口吟出：“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h英雄泪！”这词于稼轩本是另有怀抱，我却是想到自己莫明其妙来到这九百多年前，有家不得归，也有一点才学不得施展，现在几乎会饿死在这个世界，却也免不了一些悲怆之意。
不料旁边却有人在击节赞叹，转身望去，却是个青年，儒生打扮。宋代服饰本来就很优雅，穿在这个人身上，更是相得益彰，真是人物风流。那个见我望他，便走了过来，揖礼道：“打扰兄台雅兴。”眼眼里却有一丝惊异。我这身打扮，僧不僧，俗不俗，在当时也可算是奇装异服了，而且刚才吟诗用的却是普通话，需知各朝各代，官话发音各有不同，我讲话他虽然听得懂，却不免觉得口音别扭。
古时的礼节我也不太懂得，见到他客气，也就依样答礼道：“见笑了。”
年青人显然对我颇有兴趣，见我回话，便出言相邀：“适才见兄台在此吟诗，雅量高致，在下冒昧相邀，可否上清茗楼一叙？”
我正愁没地方打秋风，哪里有不答应之理。只是还要假惺惺客气一番：“如此多有打扰。”这话一讲，付账的人就铁定是他了。
这个年轻人对我显然很有兴趣，他以为那首《水龙吟》是我作的，便要请乐坊的女子配曲高歌，我当时便拦住了。“在下的词，可使关东大汉执铁板唱之，不可使儿女子持红牙板而歌。”这句话本来是苏门的对白，我也没想那么多，既然占了稼轩的便宜，就不妨先借过了。
他听了我这番话，不由一怔，旋即哈哈大笑，直呼“妙哉，妙哉！”，拿着扇子一边击打桌子一边就高歌起来。
我倒想不到这个人也精通音律，这水龙吟由他唱出来，有几分慷慨，有几分落拓，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倔强，竟引得满楼的人倾耳相听。我当时也不料这一首词第二日就传遍了汴京的大街小巷，那些不得志的文人才子，很喜欢这词的意境，我一夜之间，竟然以文名噪声京师。
这个年轻人姓唐名棣，以我对历史的了解，当然知道他不过是个默默无名之辈。但是有才情却默默无名的，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青史能容纳的人，毕竟有限。唐棣家里是四川的大地主，祖父辈也做过官，他就在太学读书。我知道宋代政治开明，太学生议论之风，不下于东汉，这些人衣食无忧，前途光明，对这个社会多有抱负，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一天他邀我一叙，本来一是好奇，二是喜欢“我的”词，不料高谈阔论之下，因为我对前朝史实颇熟，而且议论中常有新奇的观点，竟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不治经典，他却大不以为然。谈及我的处境，他知道我忽遇大难，前事全然忘记，便知道我定然处境尴尬，临别时竟然送了一锭银子给我。
银子在宋代虽然不是主要交易货币，却也是很值钱的。我知道唐棣颇有任侠气质，也并不拒绝，坦然收下，便告辞了。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钱庄，把银子换成一包钱，置了一身衣服换上，然后问到附近的煤窑，又到茶馆打听了一个煤窑的价钱，就前去城外，想买下一个煤窑。那些百姓也并不抬价，这煤窑虽然是他们生活的来源，但是我出钱既多，买下后又许请他们做工，他们也就痛快的卖了。然后我设计了蜂窝煤的各式炉子，又找铁匠打造了做蜂窝煤的工具，又是请人来做煤卖煤。就这么忙了几天，那煤窑原来的主人叫石三，和我竟然同姓，我看他为人也很朴实，就让他负责帮我招呼那些琐事。
其实天气已然转冷，蜂窝煤的好处显而易见（并且买了那种做煤球的工具后，普通人家都可以自己做煤球），当时百姓也并不困苦，中等以上人家还用得起，这玩意很快就畅销起来。等到资金稍稍宽裕，我便叫铁匠打了一只北京炉子送去太学给唐棣。其后这种北京炉子也投入市场，不过价格稍高，却只有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了。
唐棣虽然不太看得起生意人，但是对我这种新奇的发明，却也很是赞叹。不到一个冬季，我就由一无所有变成一个小财主，也是唐棣所料想不到的。但是我所得意的却是这是自己来到古代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
第二节印刷术
虽然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富人，但是基本上我不是具备冒险精神的人物。我很清楚的知道这种煤炉的制造方法给我带来大利润的时间不会超过这个冬季。所以当我的身家达到几十万钱的时候，我在汴京周围置下了地产，并且登入户籍。在耶元1069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大宋的汴京户册里，多了一个不显眼的名字：石越。
我现在拥有数百亩的田产和大片的土地，在乡间也有自己的房子，并且有不少奴仆。虽然对于人人平等的观念我深表赞同，但是我并不拒绝享受被人服侍的感觉。而对于唐棣来说，这也意味着我走上了正道，他和他的太学生朋友开始和我频繁的交往。
做为回到古代的同志，我知道有几项工作是必作的：火柴和玻璃可以挣钱，炼铁和造枪可以强国……当然，还有印刷术可以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些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其细节，但是学历史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要尽量的博闻强记，所以大体的东西我还是知道了。为了避免忘记，我把这些都整理成小册子，我并不担心失去机密，这个世界没有人看得懂我的简体字。
这几天来到我家里和我交游的太学生们，并没有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除开唐棣外，一个叫苏巩，一个叫王石，虽有几分才情，却也不特别出色的人物，只是和唐棣都是一个类型的，慷慨任侠。这三个人都是蜀人，对王安石变法颇多议论。象他们这样有功名的人议论朝政，批评时局，在宋代来说是相当正常的事情，特别是还算开明的北宋。但是如今两党相争的时期，我也很担心他们的前途因此受到影响。而我一般却只谈些史事趣闻，我不想惹上大麻烦。
为了制造火柴，我开始派几个机伶的家丁去湖北荆门寻找磷矿，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现代叫钟祥的地方号称“中原磷都”，另外四川的什邡，有李冰陵园的地方，也有很好磷矿，我另找了几个人过那边去看看情况。
历史记载，北宋初年就出现了“发烛”，那是一种火柴的雏形，是用沾着琉璜的杉条磨擦起火。但是这种火柴并不方便，而我要制造，却是现代安全火柴。我知道将白磷隔绝空气加热到250℃制成红磷，再把红磷和细砂做成胶糊涂在火柴盒边上，火柴的药糊则用可燃物三琉化二锑、氧化剂氯酸钾及催化剂二氧化锰，调成胶糊沾在浸过石蜡的木棒上。使用时火柴头和盒边的红磷相摩擦，红磷局部变为白磷引起燃烧，这种火柴不仅无毒，而且必须在涂有红磷的特制火柴盒上摩擦才会着火。
但是理论的东西要变成实作是相当困难的，且不说我并不知道四川和湖南的磷矿是白磷还是红磷，仅仅对于开采和提炼的流程，我就完全不知。而现代火柴的药糊，我自己既不会做，也无法请教当时的人。我不能不深深感叹，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
但是好歹也要试试。只是想想那些回到古代的同志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火柴来卖，我却这么束手束脚，就不得不感叹人比人，气死人。
在等待那几个家丁的消息的同时，我在汴京城里雇了几个老琉璃工，我给他们的月薪不低，且答应让他们在我的庄园养老，他们也就很痛快的答应过来了。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试制出玻璃来。我并不指望做出多么高级的奢侈品，要知道吹玻璃是一门要求相当经验的技术，没有二十五年以上的经验，想要做出那种美奂美仑的玻璃艺术品，无异是开玩笑。我的要求很简单，做出透明的玻璃制品来，就是成功。当然，最重要的是镜子。
配方倒是很简单，一份生石灰，一份半纯碱，七份半石英石（在此鸣谢端木赐兄），温度达到八百度的时间，就可以出炉了。然后就是吹的艺术了。买来练铁的设备，然后把大体的事情一交待，就让那几个琉璃工去试制了。一边试炼一边记录，我也不指望这么快弄出来，但是出于好奇心，我也天天守在炉边，偶尔指点指点。
一个月的时间就忽忽过去了，炉里出来的什么玩意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出玻璃。那钱花得我也蛮心痛的。现在煤炉的市场我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利润少得可怜，难不成真要我在这大宋当个地主了此一生？
玻璃没生产出来，但是对环境的污染却不好忽视。这些细节方面的经验慢慢也总结不少，科学家要习惯失败，我决定要坚持投资，只是个人来讲，到那炉边去视察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技术上的事情，全部交给那几个琉璃工了。
很快就到了春节，熙宁三年的春节很是热闹，我在现代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春节。我也慢慢习惯做一个宋朝人了。偶尔把后世一些词人的佳作让歌女们来唱，一夜间就可以传遍东京，现在整个汴京都知道在京师的郊外有我这么一个隐士词人，据说连王安石也夸过我的词写得好。偶尔也有些文人慕名来访，我也就刻意结纳，不管新党旧党，全不得罪。
做为一个后世人，我是很知道的，如果得罪旧党我还无所谓，但是得罪新党，只怕我会死得很惨。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象我现在这样无权无势，就只有走终南捷径，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形象，这样我的名声一大，政客们就会对我比较客气，这也是我的自保之道。
因为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对于下人我也比较客气，并不使用暴力，也不刻薄，家丁和奴婢们很快也就很高兴有了一个不错的新主子。便是方圆数十里，石员外的名声也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春天，最要紧的事情却不是这些，而是我来到古代后，第二件大事终于成功了。
不回到古代不知道搞发明创造的艰难。本来以为有毕升的技术，不就是把活字变成铅字吗？但是做铅字的困难，另外新型铸字机、印刷机的发明，真的不是现代人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就算我生在几千年后，照样发明不了什么。
只不过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什么都可以不管，这件事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才不惜花重金请了一堆师傅来，我提出设想，他们就反复琢磨。到最后我把我知道的一鼓脑的说出来，就让他们玩去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还真是无穷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居然就捣鼓出一架水力印刷机和一架手摇铸字机。真是聪明呀……难怪宋代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发明。
再也没什么比这种新式印刷机的发明更让我激动的了，做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很明白先进的印刷术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以为中国的文明程度，这种印刷术一旦普及，就会使民智大开，只要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和平，民智大开的中国将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基础。
我立即请来了唐棣和他的朋友，在酒桌上很隆重的把印刷机和铸字机的主要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介绍给这些太学生，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印书坊，李三朴和赵树福就是印书坊的技术总监了。即便是唐棣也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把两个从事贱业的人介绍给他们，更不懂什么叫“技术总监”，他们或者以为我这是一种名士风流的行为来宽容，或者是以为我吃醉了。而李三朴和赵树福却只会憨厚的笑着，不知所措的和我们坐在一起。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感到荣耀，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发明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远远不是和几个士子同桌共饮可以相比的。
“汴京民智印书馆”在这个春天开张了。我妥善的保存好图纸，并且要求李三朴和赵树福监制更多的机器，我要把这些机器推广到全国，而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样万一我有不测，这项伟大的发明也不至于因此而失传。
鉴于当时的历史现状，我首批印刷出版的，是《春秋》诸传和《论语》，我得小心翼翼的出版着，害怕引起儒生们的反感而把我卷进政治的旋涡，让这个刚刚萌牙的力量就这样夭折了。除此之外，我也请太学生的朋友帮我去求一些本朝文人的著作来结集出版，一方面可以因此博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我只要印一本书，就可以让作者和他的门人朋友都对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支付版税，还可以因此而挣得一笔钱。
本朝的文士们多有不错的见解和论作，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因为流传不广，而导致影响不大。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很得儒生们的好感，而也不至于象出版报纸那样引起麻烦。当然，那些歌颂圣恩的文字，我更要选择性的出版，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很快，汴京民智印书馆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大量的印书坊几乎破产，因为我们印的书大批量印刷，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又相当的低廉，仅仅到了夏天，《春秋》和《论语》就满世界都是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读书，就买得起这两本书。而那些本朝名人的文字，让我获利颇丰，只是印量就不可能有《春秋》和《论语》这么大了。
之前因为我的清名早已传遍汴京，而我这种明显带有垄断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时候反而给我博到了令名，士大夫们因为书价的下降反而夸奖我并不是那种追求金钱的商人，穷苦的读书人因为买得起想要的书而高兴，很快有人就向皇帝推荐我，想让我去朝中做官。
在熙宁三年的夏天，在我们那个时空中被谥为神宗的年轻皇帝，给我下了一纸诏书。
第三节第一次诏见
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
“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谏，今日之论，盖追三代遗风，而愿皇帝成尧舜也。”
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史不绝书。）
“白衣御史”石越能给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多大的影响，即便我来自未来，也是不能预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却给了我生意上极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书馆的印书坊放在了郊区，有宋文风之盛，使得各种书籍的销量相当之大，而其利润更属可观。仅仅半年时间，我的印书坊就雇用了数千名印书工，几乎垄断了境内所有的印书业。印书馆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我在青州（济南）、京兆府（西安）、江宁（南京）、成都、鄂州（武汉）、杭州开了六个分局，并且首次向尚且活着的文人支付象征性的稿费（精致的物品加少量的钱），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
印书馆的业务也开始全面扩张，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蒙学读物，我也特意请人把坊间评书整理成小册子出版，结果果然颇爱欢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并通过太学的学生们，请来了一些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出版。对于《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这样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遗余力。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一般十几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册子只要几文，一般的印书坊根本无法和我竞争，等待他们的，要么改行，要么被吞并。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被我较文明的吞并，似乎并不反感。
当然我也很明白这里面其实有人是想来偷艺的，我却并不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用那些旧的行规进行限制，我并不想一直垄断印书业，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刺激，让有能力者偷学到我的技术，和我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们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采用新式印书技术和我竞争的印书坊，竟然在两年后才出现。
这其间我冒了一定的风险，轻轻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马屁——我把他1059年写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印了一万册免费赠出。我知道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贿的，而和他交游过密，只怕会招致旧党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么也说不过去，那就找他最痒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这个王相公也真是够书生气，做为了赞赏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写诗的扇子给我！简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太抠门了。
耶诞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书馆的工作。这个印书馆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所不能预测的，但是我知道在书籍价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时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
第四节学院
很多人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偏执狂，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熙宁四年，王安石已经是真正的权相了，反对党中敢为仗马之鸣的或贬或谪、或罢或逐，留在汴京的人已然不多。或者有人认为我可以向皇帝进言稳重的推行新法，一府一路的试点而行，学着我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而行，但是对于熟悉历史的我来说，却是深深明白这种进言适足以为自己招祸。连韩琦这样的丞相、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斗不过王安石，我又有什么本事来说服神宗呢？所谓的试点，其实王安石在其短暂的地方官任期中，已经做过一些试验了，没有先例可引，就不具备说服力，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熙宁四年，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这与远在京师的人们并无太多的关系，在消息传到京师的那个月，士子们中间最流行的话题，是汴京民智印书馆开始大规模发行由当今皇帝亲自作序并且做为礼物赠送属国与邻国国君的《资治通鉴》，也借由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司马光。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本来应当在下半年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传》再一次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课程，而诗赋取士则被废止。我不知道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发行《春秋三传》的影响，但是我参预了历史的进程，则是第一次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此鼓励下，我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大学——白水潭学院。这个名字如此的平凡，仅仅因为学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学院并未分系，只是学员们除了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得学习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五门课程中的任意三门。这些教材由我亲自编写，第一次把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引入了中国。坦率的说，除开地理和生物外，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学科，我的知识不超过高中的内容，而真正有条理连贯的，则仅仅是初中的内容罢了，其他的则全部附于书后，供那些有兴趣学习者去研究。我很小心的避开了天文学，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代研究天象，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
在最初，白水潭学院并未吸引到什么人来报名。当时的智识阶层无不以当官为唯一的出路，我这些“奇技淫巧”，顶多是做为一种证明自己博学的见闻来学习。但是我很聪明的率先低价发行了所有这些教科书，当那些读书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所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中国的技术在当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超越时代。然而却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归纳，并通过理论的研究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
我的几本教科书——
《数学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几个儒生写成的；这本书里表达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知识，给当时一些博学的人带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他们无法想象数千年算术知识，在我这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他们复杂得多，我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深几个层次……坦率的说，宋人并不固执，特别是宋代的读书人，对于和儒家经典并不冲突的自然学科，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来接纳这一切。
《物理初步》在这本书里我用无可置疑的权威阐述了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列于其后。当人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些定理来解释之时，他们的佩服马上就可以写到脸上。
《化学初步》则是最晦涩的一本书，因为我无法和人们真正解释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另几本书中树立起的权威形象让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我这里也是对的。这本书自出版后不断的修正，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版本坚持过两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第五节宴会
做为大宋国的名人，我却一直很小心的避免交游太广。但是汴京城里谁都知道白衣御史石越对于文化事业很支持，那些出身贫寒的儒生也经常是在我名下的印书局或者学院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以度过金榜题名之前的苦寒，而其中那些谈吐不俗、仗义任侠的，也经常会被我宴请，一起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慢慢得觉得自己真有了些学者风范了。只是我的宴会上，却很少会有朝中的大臣，顶多就是一些翰林学士，喜欢我见闻广博，又能填些不错的新词，颇爱和我交游。
熙宁四年的冬至，是我回到古代所过的第二个冬至。历史上曾经记载，王安石曾经在熙宁四年，也就是耶元1071年，让人把他儿子的策论刊布于市，皇帝读后很是欣赏，就把他儿子王芳提拔到身边。这件事，是史上一个著名的权谋。我当然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王芳的策论竟是通过的我民智印书馆出版的。
王芳的策论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想到这件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是让我哭笑不得。不过我既不敢，也无必要去得罪王安石。须知此时倘不是因为我过于年轻，我的声望只怕还要在王安石之上。无论新党旧党，都很佩服我的才学，同时因为我不做官，政治上不站边的做法，也让双方都想拉拢我。而在年轻的皇帝面前，我也是说得上话的人物了，因为我年轻，所以无酸腐气，很多时候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事情的本质，却从不正面顶撞皇帝。
皇帝想让我进朝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旧党也很希望我进朝廷，来平衡王安石的力量。但是我很明白虽然我有多出千多年的见识，可是玩权谋，我的天赋还不够，最起码一定玩不过王安石。我还是离政治一定的距离，对于民族的贡献会更大。
然而也因为这些复杂的关系，这一年的冬至，参加我的晚宴的，不仅仅有唐棣、苏巩、王石、袁枢、郭泰以及白水潭学院的一些教员学生，也还有诸如王芳这样的太子党以及翰林院的穷书生们。
歌女们唱着靡软的曲子，酒醉灯迷中人们高谈阔论，有人在联诗斗酒，有人在争议曲直……我在醉眼中看着这些大宋的精英，浑不知数十年后野蛮民族乘灭辽之余威，用闪电袭击的方式倾刻间就颠覆了这个看似柔弱的帝国，心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忽又想到，现在这个年头，倘若世间真有萧峰慕容的话，他们也应当出生了吧？
我正在自嘲着自己的胡思乱想之时，忽然看到西边末席的角落里，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喝着酒，虽然宋代的酒度数很低，但是如他这样，端坐席前，一口一碗，且能神色清明，却也让人不能不另眼相看。而那种热闹非凡中的孤寂，更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这时候我又注意到这个小伙子是用左手喝酒，他的右手，却始终按在一柄短刀之上。
莫非是个侠客？我暗自嘀咕。不过却知道这种事情总是虚妄。能进我这个宴会的，都是读书人无疑了，哪里会有什么侠客呀。
我朝我的管家石福悄悄的说了几句。
我选用家人一向更多信任忠厚老实的，石福是个很本份的中年人。他小心的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把他请进了内堂。年轻人眼神里闪过一瞬即逝的惊讶，却并不推迟，很大方的就跟了进去。
我请唐棣帮我招呼席中的客人，自己告了个罪，就往内堂走去。
进去后才发现内堂里竟然坐了两个人，除了那个身怀短刀的年轻人外，还有一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坐在一边。我不由向石福看了一眼，急得他汗都快出来了，但结结巴巴的却不敢分辩。那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说道：“子明公（我给自己取的字是子明）不必责怪令管家，是小生自己跑进来的。”
我挥挥手让石福退下，几个侍女立即上了茶，也全部退下了。端起茶喝了一口，我慢慢说道：“无妨，在下方才见到这位兄台气宇不凡，故请入内堂一叙。”
然后很郑重的向那个年轻人问道：“不敢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那个年轻人连忙回礼，朗声答道：“不敢，小弟姓段，名子介，字誉之，齐地人。”
段誉之？我几乎一口茶要呛出来。看到我如此吃惊，两人都很惊讶的看着我。
我连忙解释：“方才听到段兄的字，想起一个故人。”段誉和我是故人吗？也算是吧。呵呵……
削瘦的年轻人却不待我问，自己就介绍了：“在下姓李，名一侠，字无过，却是晋地人氏，和段兄隔了一座大山。”
我笑了笑，说道：“李兄取得好字。”本来不喜此人进来打扰，这时候却觉得他蛮有意思，做不速之客做得这么爽。不禁又问道：“李兄进得内来，想必有所教我？”
李一侠笑起来实在是一脸的坏笑，他嘻声说道：“不敢，初到汴京，早听说石子明的大名，因此混进宴会中，白吃白喝，完了再来见见高贤。”
这个家伙倒是个痛快人，“原来如此。”却又转过去问段子介：“段兄一向面生，莫非也是才来汴京？”
“正是，在下到汴京不久，之前在白水潭学院听讲，听到石兄宴客，特来见识见识白衣御史。”这个段子介说起话声音很清朗，让人感觉特别痛快。
“看二位都是性情中人，我就不掉文了。段兄可是会武艺的？”
二人齐声赞同，段子介说：“我自幼习武。”
李一侠在旁笑道：“可否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段子介并不谦让，三人一起出到院子里，他就开始舞刀了。说实话，看多了港台片的我觉得这些招式也是平常，反正没什么刺激可言。
一路刀法下来，李一侠大声叫好，我却不置一言。
段子介以为我眼光高，连忙要我指教。
我却反问他：“以段兄的武功，若在军中，是个什么水平？”
“不敢说上将之材，较之一般军卒，还要稍胜一筹。”段子介倒有点自信。
“是这样呀。”回到内堂重新坐好，我又问道：“二位可知道本朝铁匠是如何炼铁？”
这两人都是聪明之人，一听到我东扯西扯，就知道我心里必然在想什么事情。李一侠摇了摇了头，段子介则说“看过铁匠打兵器。”
沉默许久，我又问：“二位对于今日朝局，有何高见？”
这话我知道说出来就是孟浪，但是我真想知道这两人的见识与器度。
这些古代人反而没有我这个现代人这么多顾虑，略一思忖，段子介就开始娓娓而谈：“王相公主持新政，朝廷里党争之象已成。若平心而论，则相公之法，倒不无可采，熙宁二年颁布诸法以来，裁兵省支，想必国库亦当充实不少。保甲、均输、农田水利诸法皆是善政。只是青苗、免役法却为祸不浅。至于太学三舍法，只怕还不如白水潭学院。而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在下亦不以为然。”
王安石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主持对西夏防务，两年后取得对西夏战争的胜利，让皇帝很高兴，这个我是知道的。王安石和王韶当然关系特殊，他处处cha手，必然会引起无谓的猜忌，段子介的话倒不无道理。总的来说，段子介的评论倒也算客观。
而李一侠则完全是个奇才，“段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相公变法，归根结底，富国强兵四字而已。富国本无错，然而相公之法，则求富国近于敛财，致使民怨沸腾。昔汉文景之世，国家无苛繁之政，而民已富足，民既富足，则国亦富足，故武帝可以凭此征伐四方；而武帝之时，虽然桑弘羊诸人用尽心机，国库却始终不能比文景之世。何也？与民争利也。与民争利，国虽富，民不得富，民不得富，国终不得富。至于强兵，我大宋兵员虽多，然而全是消耗国库之徒，一朝国家有变，必不能战。且兵员集中于京师，京师有事，则国家崩溃不可救也。太祖皇帝定策，是为北上收复燕云，如今攻守易势，倘若有不改，有朝一日，必然为祸。昔日强汉之时，民皆习马持兵，国家仅养羽林八军而已，武帝仗之足以攻略四方，何也，国家有事，全民皆可为兵，谁人能敌？”
这些话说得段子介击掌赞叹，我也很是欣赏。接着这个话题，我继续说道：“昔日汉武帝能大破匈奴，其实盐铁专营亦是重要原因，其重要之处，不在于能为国家敛财，而是因为铁器官营，使得铁兵器得以大规模装备军队，汉军之武器装甲远较匈奴优良，以至于能以一当五……”
我这番话在今天来说，是读史的人都能知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些话马上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我向他们详细解释青铜兵器向铁兵器时代的转变，以及汉武时武器相对先进的情况……二人都听得频频点头，李一侠更是若有所思的模样。
第六节合作社
李一侠的确机智，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方才子明公提到炼铁，必与此事有关。”
“李兄所料不错。”我沉吟道，“我有个想法，或者可以让大宋的军卒个个都能手持百练钢刀，甚至是一种更先进的武器，凭这种武器，十万大军，足以横扫天下。”说到后来，语气都变得慷慨起来。
段子介和李一侠却深服我之能，知道我这样讲必有所恃，二人听到血脉都涨了起来，连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段子介忍不住欺身问道：“石兄有何良策？”
我凝视二人，半晌方道：“此事还需二位鼎力相助！”
二人恭声应道：“若有差遣，断不敢辞！”
我把玩着茶杯，笑道：“今宵酒酣，来日再议不迟。”三人相视大笑。
我知道我迟早要走这一步，任何回到古代的同志，无一例外的都要炼钢铁造火枪的。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火柴和玻璃还没有造出来，那些琉璃工人花掉了我可观的银子，虽然我不断鼓励他们，但是他们却似乎做了亏心事一样不敢见我。有鉴于此，我也不敢肯定我就一定能炼出好铁来。
另一方面，则是今年黄河决堤，虽然不是大患，却也为祸不浅，在这样的年头，我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打制兵器，否则随便给我一个什么罪名按上，麻烦都是不小的。我现在不愿意因为任何事损害到好不容易在皇帝那里建立的信任感。
冬至过后，皇帝在书房诏见，顺便询问一下我对安置灾民的看法。一番应对后，我发现皇帝对国库的钱粮真的很在意，也许在这个年轻的皇帝眼里，国库里钱粮的多少，每年的财政支余，真的是证明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的唯一指标。于是顺着这个话题，我开始向皇帝讲起藏富于民的道理。
我不敢确定年轻的皇帝之前是不是想到过这些，但是我当例举汉唐的例子进行说明时，我发现皇帝的眼睛在发光。这个年轻的皇帝，真的是个很有抱负的皇帝，他没有成功，是有点志大才疏了。怪不得他一上任，就问当时的宰相富弼等人强国之策，那些老人们让他二十年内不可言兵事，他马上就把他们给罢掉了，开始启用新人。王安石的抱负和皇帝的抱负，倒是相近的，这个皇帝一心只想做太祖皇帝的孝子贤孙，念念不忘的就是想恢复汉唐的疆域，打败辽国与夏国。
也因为如此，我知道皇帝的本性是急功近利的，要他学文景，他是学不来的。人家那是几代人几代人的忍辱负重，换来国力的强盛，他却连二十年也等不及。我并不指望他能够改变王安石财政改革中敛财的本质，仅仅是希望他能够在心里留下一个藏富于民的印象。
没想到皇帝却问我：“之前陈襄举荐你，他却上书陈青苗法之害，请废青苗法，你的看法如何？”
我到此时才知道举荐我的人是著名的陈襄，他在今年因为陈青苗法之弊而被贬出京师，这个我是知道的。抛开我对陈襄的钦佩不谈——他在举荐后竟然当没事发生一样，皇帝此时特意点明，必定有他的用意。
“臣此时方知是陈大人荐臣于陛下之前，青苗法利弊，非臣所宜言，然古人已有论述……”
皇帝大吃一惊，古人哪有什么青苗法呀，他很吃惊的看着我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递上，看得清了，却是民智印书馆最新印的《盐铁论》，我本来是想借这本书和皇帝讲讲炼铁的，没想到这时候做了道具。
皇帝哈哈大笑，“卿欺朕不读书吗？《盐铁论》中何曾言及青苗法？”
我故意大声回道：“臣不敢，《盐铁论》中的确没有说过青苗法，却说过官营盐铁于民生之害。”
但凡官营垄断的东西，质量往往粗糙，给百姓造成很多困扰，这种种弊病，是当年的文学贤良攻击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大理由，皇帝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这时候提出这个引子，是因为我知道新法的下一步，马上就是要由地方官去市集卖东西赚钱了。王安石对这种计划经济的喜爱，真是到了变态的地步，古往今来，没有做得这么过份的。
皇帝是聪明人，很快就是明白我的立场，但是却微笑不答。
我接着话题说道：“青苗法本是善法，然而一由官府主持，善法必成恶法，还请陛下明察。微臣以为，青苗法不必废除，也可以去其病而成其利。”
皇帝看我的眼光里都有点急切了，不过他还是矜持的保持着微笑。
“……臣以为，国家之弊，不在于岁入太少，而在于岁费太多。本朝文武官员兵丁士卒为历朝之最，且官员致仕后又有恩宠，月俸照常，而陛下又仁爱为怀，使得国家冗兵冗官虚耗国库。相公裁官精兵，实是良策。臣以为，如今之官吏，可减至二分之一，兵卒之数，一二十万足矣……”
皇帝吃惊的看着我这个比王安石还要激进的改革主张，打断了我说的话：“一二十万兵卒，国家秋防岂不荡然无存？”
我又向皇帝细细的解释着，我可能发明一种新的炼铁方法，并且向他描述了火枪的一些特点，希望皇帝给我一座铁山让我研究这些东西，至于费用可以由我自己负担，不耗国库一分钱，只是怕有嫌疑，希望皇帝能批准。另外我和皇帝讲到一种新的合作社体制，让地方的士绅三老族长公议，组成合作互济组织，由这些机构来推行青苗法，而一些被裁减的官员，可以让他们组成观风使，去这些合作社监督执行情况，并且和当地的父母官进行协调。我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方法，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推进到乡村，让帝国政府更有效率。
这一番解释，真是耗费时间。我上午进宫，和皇帝连饭都没有吃，一直谈到晚上。皇帝心思也较慎密，很多地方很问得很详细，我也不厌其烦的慢慢解释，力求皇帝能够明白这种方法的好处。其实中国古代本有这种合作互济社的雏形，宋代的常平仓就是一例，我的构想只不过是更加精密完善而已。
到晚上告退的时候，皇帝已基本接受我的意见了，但是他还是要我第二天上个详细的条陈。一方面是出于慎重，一方面他肯定要和大臣们商议，并且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把李一侠和段子介请来，开始详细这份奏折的写法。因为事先我并没有和他们通过，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构想时，也是相当的激动。
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一向是很累人的，不过这两人倒是真的有经世济用之材。很多地方能够提出不错的补充意见，就这样，由我构想，他们二人补充，段子介执笔，李一侠润色，若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马上就派人去询问学院里的学生，再仔细思忖下笔。一直写到第二天下午，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奏章才算写完。这篇奏章即是著名的《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其中详细阐述了合作互济社的构成、地位、作用与优点，并举出了许多的事例进行推理分析……可以说完全是不厌其烦，因为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推行青苗法，还涉及到把一大批级别较低的散官改为职事官的问题，所以行文之际，更加注意严谨。另外在札子中，我提出了把两分利减为一分利的主张。
当天晚上我即把这篇奏章递了进去，皇帝看了，赞赏一番，赏了锦袍玉带给我。我又请旨公开发行这篇奏章，也被恩准。
《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很快以最快的速度印了出来，因为我这里的针对冗官的地方主要是向阶层较低且无职权白领俸米的散官们开刀，所以预料中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小。旧党对青苗法非议最多，而我这种措施被司马光赞为“老成谋国之言”，而三朝老臣韩琦也多有夸奖，可以说是受到旧党的一致支持。（旧党们非常重视“祖宗家法”，我的札子在他们眼里，虽然有一些改革，却和之前常平仓的本意更加相近，在旧党眼里，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比较不利的是，这些话很伤王安石的脸面，他对我也开始有防范之意，只是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赞扬这一篇对策是“良策”，因为我在奏折里也是称赞青苗法本身是不错的政策，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结果本来我以为会受王安石强烈反对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在朝野受到一致的好评。而我的声望此时如日中天，士绅们都称赞我有经国之材，百姓们高兴他们可以和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不是面对那有理说不清的官家……《合作社札子》的单行本很快被大卖，甚至传到了辽国和西夏，辽主看了这个对策，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凡有眼光的，都知道这份对策可以有效的缓和大宋国内的矛盾，保证青苗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只是他们却想不到，这份对策有其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标志中国有史以来，帝国政府第一次开始把行政之手伸到了乡村，虽然是自治性质的东西，却已经有了半官方的色彩。一次相当重要的变革，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了。
第七节钢铁
年轻的皇帝很高兴的看到青苗法的争议渐渐平息，虽然新党和旧党争议依然存在，但是旧党和新党中有一些杰出者都注意到，有些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手段去执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惜的是政治的智慧是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就算有我这个推动者，也不可能。历史有其巨大惯性，这是个人的力量很难扭转的，特别是好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都只是一些身处中低阶层的官员。因为身居高位者，对争论陷入太深了，很难跳出来客观的看待事情，便是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有大智慧且人格无碍的政治家，也无法抛弃政治上深深的成见，盖因他们都是旋涡最深处的人。
我再一次很坚定的拒绝了皇帝给我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位置说白了就是宰相，但是我现在不适合做宰相，我还不想和王安石正面交锋。我现在的政治策略，就是紧紧的依靠皇帝和下层士子，我用大隐隐于朝的方式来赢得舆论的赞誉，用不断献策且免于朝廷纷争的方式来赢得皇帝的欣赏，用学院和学识来赢得下层士子的支持。我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策略下，必将不断的巩固。
皇帝很快批准了处于湖北境内的几座铁山给我，为了避嫌，我主动要求皇帝派工部的官员协助我。这一次我动用各种力量，雇佣了三千多名优秀的铁匠，随我一起前往湖北。湖北的铁矿至少在我之前的感觉中，是没什么名气的，我的想法还是在四川建立一个钢铁基地。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打算只能到此为止，一切等成功再说，毕竟湖北也算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往湖北的铁矿，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黑金。然后我就把铁匠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人叫来，向他们交待我的构想。
首先当然是要烧制耐火砖，然后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选炉址，再就是向他们解释着我理解中的铁炉，一个六人高的竖炉，用耐火砖砌成，椭圆型，十围粗左右，烟囱高耸入云。旁边炉子稍小，谓之平炉，中间用耐火砖砌成砖格以为蓄热室，烟囱处用生铁做了引风机，和竖炉平炉一样，皆用水车鼓风。平炉铸槽边又有水塔，做一工具控制水的快慢，以冷却铁水。在炉边又有旋梯，可以靠近观火。
我又细细说了炼铁与炼钢的一些事情，有人听到生铁可以直接炼成钢，当时就有不信之色。只是慑于我的威名，又是奉了旨的，也不敢反对。就只好按着我说的去思忖，有些铁匠也小心翼翼的提出一些经验之谈，我本来没什么实际经验了，也就鼓励他们去试。因为是皇帝钦准的，我同时让铁匠建了五座高炉，慢慢总结经验。
另外又叫一些人，去尝试把泥碳烧成焦碳。
虽然人力不愁，但是耐火砖的烧制，水车的制造都需要时间，当时我甚至想到如果水车制不成功，就用畜力鼓风了，不过这玩意倒没我想的复杂，这些巧匠们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第一个月的五个高炉，最后竟然塌掉了四座，还有一座也不如人意，烧出来的那都不能叫生铁。几个铁匠顿时有了怀疑，不过李一侠和段子介倒是比我还能坚持信念，他们还没来得及见我，就被劝回去了。于是那些有点名望的铁匠就被聚到一起，开了个会，提出了许多细节上的修改意见。我因为有做玻璃的经验，倒是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这些失败。只要求他们尽力去试是了。
这些日子累的倒是段子介与李一侠，他们的雄心壮志，全在于此，真是比我还用心yongli。我就每天喝酒，写写东西，筹划着另一件大事。相比起来，那个工部的叫杜子建的小官，倒还比我热心些。
总算老天爷对我不薄，或者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在炼铁方面本身就有不错的基础，至少这个时代若论技术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熙宁五年的三月份，第一炉生铁出炉了，一炉就炼出了三、四吨。然后在平炉用焦碳分开一炼，竟然就炼出钢来了。
（鸣谢酒徒……技术细节来自于酒徒的大作《明》）
就那一刻，欢呼声震彻大山，段子介和李一侠，还有那个杜子建，都高兴的跪到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酒，段子介更是不停用刀砍着地，放声高歌。
当天晚上，我宣布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好好休息，狂欢一夜。
其实以当时的历史需要而言，中国所需要的铁是有限的，在历史上，每一年政府都要人为放矿工们的假，因为供远远过于求了。另外中国富铁矿较少，限制了中国在铁器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是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将创造一个钢铁与火器的时代，所以铁器的批量生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钢的成色不一，还有改良的余地。所以仅仅在休息一天之后，我就要求铁匠们继续努力。做为了鼓励，我下令给铁匠们修建相当的舒适的房间，改善他们的伙食，并且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且许诺我将给他们的后代免费的教育。
这一切刺激着铁匠们不断的努力。我又要求他们去设计车床和钢管……这一次没有铁匠会怀疑我了，虽然这种工作的挑战性真还不是一般的强，但是迟早有一天会设计出来吧。不过现在还只能靠铁匠们用人工和简易的工具打造各种钢制工具。
到了熙宁五年五月份，也就是我离开汴京半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京师，只不过此时的我，还带了一大堆钢制的农具、兵器。
汴京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唐棣、苏巩和石福尽心尽力的帮我打点一切内外事务，有一件事情让石福尤其不快并且似乎对我有所抱怨，那就是终于出现一家和我竞争的印书坊，掌事的曾经在我的印书馆做了一年半，是一个叫赵青芹的小伙子，据说他家里也是个有钱的富商，对于这种商业间谍，我倒是很欣赏，至少他做为一个富家子弟能肯吃这个苦，就是让人欣赏的。赵记印书馆开张以来，抢去了我们不少份额，石福更在和李三朴、赵树福商议，怎么样挤垮对手呢。只是唐棣和苏巩对这种行为并不支持，所以才要等到我回来再做决策。
我否决了恶意竞争的可能性，我告诉李三朴和赵树福，和对手竞争，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降低成本，一是提高质量。我是不会降低工人的开支，或者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的；但是我们的对手就一定不会恪守八小时工作法，所以要在成本上竞争，只有鼓励新的发明。我告诉他们，任何工人都有可以提出任何技术上的改进措施，只要行之有效，我都会给以重赏，我将成为专门的技术组，那些出色的人可以到技术组去工作，工资比工人高百分之三十。另外对于袁枢和郭泰，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长期在印书馆供职，我已经要求他们从编辑、太学生中推荐新人，我要求我们印的书，在各方面都要强于对手。
短暂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带着钢制产品去见皇帝复命了。
因为那天并无朝会，我也希望可以低调，所以这次接见我，在场的只有皇帝和王安石两人。在侍卫们的监视下，我让人一一呈上钢制的农具和当时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然后让皇帝和王安石亲自试一下。这种农具比我们此时使用的农具真不知要轻多少又要耐用多少，没一会，皇帝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王安石也忍不住很高兴。接下来就是精心打制的刀具，拿了一把普通的刀过来，一刀就给斩断了，皇帝噌的站了起来，嘴巴张得老大，王安石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也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了。然后又侍卫把大理进贡来的宝刀呈上来，让两个侍卫大力互斫，结果不多久大理刀就出现了缺口。这种钢刀的质量，当世无匹。
当我详细的向皇帝和王安石解释着生铁产量，炼钢方法，并告诉他们这些都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连皇帝也意识到，这件事对帝国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帝国有数以万计的官属铁匠，这些人一起动工，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把帝国军队武装到牙齿。本来有宋的兵器之费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我这种生产方法，使得兵器费用反而会有所下降。
我看着皇帝的眼神，就已经很明白我本人现在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了。特别我是一个文人，并且明确表示我希望由朝廷来控制所有大规模的铁山和铁炉之后，皇帝对我更无一丝疑虑。
这时候我向皇帝上了一个条陈，说明我对钢铁生产及管理的看法。这个被称为《上皇帝言朝廷钢铁及钢铁制品生产及管理条例书》的札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帝国钢铁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在言事书中，我建议由朝廷成立专门的钢铁专营署，为工部诸曹之一。由工部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处建立五到六个大规模钢铁生产基地。把黑金山的铁匠分往各个基地，负责技术指导。但是钢铁生产基地，朝廷派兵驻扎，以外五十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凡向外国泄露生产机密者，即行处死。非工部主管官员，不得过问技术事宜。否则将受重惩。钢铁产品分为民用制品和军用制品，鼓励境内的商人向各基地订购农用制品，国家制定指导价，最高不得超过指导价位。军用制品则由兵部向工部订购。生产基地所得利润，百分之三十上交国库，百分之二十支付工人和官员工资，百分之五十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各个生产基地皆独立核算，其利润将成为国家考核管理官员的重要指标，而工人与官员工资，亦由其利润决定，数在百分之二十以内。另外奏请皇帝每两年向各个生产基地派三到四位御史轮换，负责监督官员之贪渎行为，并且对生产基地进行财务审计。另外又要求在每个钢铁基地成立钢铁制品技术开发司，把优秀的铁匠们集中起来，一起专门对产品进行研制和改进。最后则是有关于工人的福利待遇，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免费夜校，子女免费上学，科考不受歧视等等。
同时我亦提到对钢铁销售的管理，首先就是要求皇帝下令禁止私人向外国出售任何钢铁制品，违者处死。向外国的民用钢铁制品销售，由朝廷建立“管制钢铁制品专卖署”来统一销售。另外我又要求皇帝允许向私人销售武器，但是亦由专卖署来统一销售，每个购买者都必须详细登记在案，并在所购兵器刻上名字，若有遗失，须向专卖署申报记录，一人遗失四件兵器以上，专卖署将请地方官府调查，并通知各处禁止向此人出售兵器。
言事书中更涉及到许多的细节，我向皇帝估算了钢铁制品可能给帝国带来的利润，并提出了更鲜明的财政预算的构想等等。
这份并不算很完美的建议书，又给皇帝和王安石很大的冲击。他们还没有从前一次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却想到更深远的问题。对于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首先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给铁匠们如此好的待遇，然后又置疑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利润上缴国库，然后就对要新成立这么多机构感到不可思议……我不得不耐心的向他们解释，反复强调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好处，不断的说“仁者爱人”，又要细细的说明每一个新成立机构的好处，另外又要说百分之三十上缴国库是长远的打算，以及御史监督的必要性等等……
皇帝和王安石不知道，我是在为大宋建立一个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慢慢的打基础，从最边缘的事情做起，从最新出现的事物做起，先不去触动旧的整个体制，却可以慢慢的削弱它们，并让人们慢慢对新的制度习以为常，然后再取代它们。
第八节狙击新法（一）
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
这个月内，我的家人信使不断的往来地方与中央，收集资料。学院和太学的学生们也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不少人开始抨击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对付白水潭学院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自负到变态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为敌而封闭白水潭学院。
我说服了司马光等人放弃联名上书的提议，而改由各个大臣分别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个朋党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轻的皇帝对新法并无一定的政见，他倒是邓小平理论的支持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正是因为旧臣们让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给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会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王安石的权位虽重，却也完全倚重于皇帝的权威，他受到旧党的攻击、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责，全天下皆不信任他，只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么也没有。
而我的出现，特别是我的表现，让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个选择。我也已经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对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国库所添之数也有限，我只要几个月，就有望让国库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让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实施，朝野皆无反对之声……如此等等，可以说，皇帝对我的信任还在王安石之上。毕竟我让他看到了结果，王安石还在让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见。几天后，在接到数以百计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后，皇帝终于召见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动询问我对新法的意见，特别免役法和市易法。
于是我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一一向皇帝例举，指出免役法的实质，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得国家可以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的无偿劳动力。而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级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额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市场上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更无再生产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质，就是抢劫贫民之口粮以充实国库。这中间我例举了大量的例子，并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据，很诚恳的希望皇帝能够废除免役法，至少要进行改革。免役实施两年来，已经害死太多的人了。
对于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与豪商勾结，使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并且行商被征重税，更会让商业破产。市易法最终损害的，是小商和下层百姓的利益。这又是一种向下层盘剥来充实国库的劣法。同时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释着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并且以钢铁事业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钱，则能买更多的钢铁制品，国库就会有更多的收入；而反过来，更多的钢铁制品流入市场，就使得百姓们能更加容易的挣到钱，从而百姓就更有钱。他们又有能力买更多的东西，国家就又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和利益……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同时我又向皇帝提出适度的商业税可以繁荣商业，并以管仲相齐为例，指出商业可以使国民皆富。我适时的向皇帝解释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出小商贩对于国家的意义，并且分析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并且第一次向皇帝提出了海外市场的概念，指出由中华向蛮夷倾销某些产品，可以让国库充盈而不必加重百姓的负担，这种方法较之王安石大言不惭的说不加税让国库充盈的作法要可行得多。
又因为皇帝对于商业可能损害农业这一种传统担扰，我更做出了解释。对于迷信政府干预经济可以解决一切的皇帝，我指出只要政府制定一种经济政策，限定谷价的变动，并且在谷贱之时大量收购，在谷贵之时出售，以平衡物价保护农业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无论好坏，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证，从武帝时的平准，到王莽时的干预经济，这些理论我和皇帝从早晨一直谈到深夜。皇帝对于我这个“天下奇才”已经是相当的信服了。
第九节狙击新法（二）
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duizhun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了。这是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岂有不利用之理？
因为王韶在西夏边境创办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市易法的危害还没有显示出来，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会引发一场朝会中的大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若是我的政见获胜，则必然让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辞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则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无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况且这个年轻皇帝的信任，绝对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应。而只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给了我这个宰相衔，并特许我不必参预朝会，虽然祖制所无，但是眼下根本没有人来得及阻止这一道闪电任命。而事后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这个任命视为一种恩宠来解释，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衔做为一种恩宠赐给元老大臣。
所以当王安石进宫之后，我已经是大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地点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免役法对百姓的祸害有多深；王安石对此根本无法解释，到最后他竟然赖起皮来，说这种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知道这种辩论手段他也曾玩过，没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气的追问：“相公谓不能保其无此，然某请问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卖屋交役钱，相公可能实证？”顺便还给他带了顶帽子，“某亦敢问相公，之前百姓卖屋纳税，是仁宗皇帝时呢，还是太祖皇帝时？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评他：“相公为宰相，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谓不能保其无此，此非宰相之过耶？”
这时节王安石知道不能在这问题上纠缠了，便反客为主，开始质问我：“免役法使国库岁入二三百万贯，倘无此法，国库空虚，若万一国家有事，又当如何？”我朗声回道：“前者钢铁制造之业，可使国库岁入三百万贯有余，可抵此数。又若百姓能安居乐业，则商业更加发达，而国家从中厘税，收入当在不下数百万贯，然非眼光长远者不能谋此。”
我又补充说：“臣非请废免役法，乃请修改免役法。臣以为，可以复熙宁之前旧制，五等人家，数年一轮，以服国家之役，若百姓财有余力，则可以主动交钱免役，由官家请人代服此役，若贫家无力支付，则一凭旧制。并且适减役期。如此则有免役法之利而无免役法之害。”
我的这种做法，对地主士绅是很有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合法的通过交一定的钱来免除差役，而一般的人家，则可以数年内集中数月的差役，不需要去交钱。另外我希望皇帝减少他们服差役的时间。这个自愿的原则下，官府小吏就不会有借口来翻手为云了。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免役法，因为其精神和王安石的政策完全不同了，所谓的修改，不过是给王安石下台罢了。而这样做，虽然保留了王安石的颜面，却让他的改革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一下子要减少国库一大笔收入，为了给喜欢国库满满的皇帝一种安慰，我又告诉皇帝，凡是想出钱免除差役的，必定是有钱人，不想出钱的，则是穷人无疑。所以之前的五等人家不同差役的政策虽然仍可以继承，但是也可以有一定的修改，那就是凡是出钱免差役，我们可以把钱翻一倍。想不做事，就多出钱吧，反正这些地主们也有钱。
这样的话虽然收入少了，国库也有得嫌呀，至于有钱人多交点钱，就当纳个人所得税好了。我带点恶意的想着。并且我告诉皇帝，将来倘若老百姓中有钱的人多了，国库收入的免役钱就会更多，在一个良性循环下，不一定比现在收的少。
我不太能理解王安石此时的心情，不过我知道王安石肯定会提出辞呈的。王安石本质上倒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的财经政策有点差劲罢了，属于那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他当然有私心，但是有私心和有坏心，还是两码事的。一个人身处高位，为自己的权位和儿子谋划，是人之常情。只要他能把握这个度，不要太过份就行，王安石并没有过这个度。
而对于市易法，我又做了一番阐述，这些议论对于王安石来说，也是很新奇的吧。在免役法争论失败的情况下，他已无心再战，我顺便又下一城，市易法被彻底废除。就在王安石可能已经打定主意要辞职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政见的情况下，我对本意想要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的保马法，却不得不临时大表欣赏，并且用很赞赏的语气在皇帝面前夸奖他去年的任子法。
王安石在很多时候也算是公私分明的，至少他能和司马光保持不错的私交而在政见上如同水火就可见一斑。我这样做的用意也是想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并没什么私心，至少对他个人来讲并无恶意。并且希望能维持他的政治声誉，让他继续在宰相的位置上呆下去。这个人是不会甘于寂寞的，很快他就会想通我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然后他还会再接再励，完成他的改革事业。
当然这样做也有一个头痛的地方，就是两法如果废除，哪怕是“修改”，许多的政治投机分子就会嗅出味道了，一定会开始攻击王安石，而王安石怎么样应对我就不能事先猜到了。是干脆不想干，还是以牙还牙，把这些人贬责再一次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想想这些，我就真的头痛。也许这要取决于皇帝对他的态度吧。只是聪明连王安石，一定也知道皇帝对他的信任不如往昔的，这次对我的人事任命过程就完完全全暴露出了不信任的意思呀。
第十节清议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王安石还是答应了修改免役法和废除市易法两条。在这个小场合里答应，因为我不参与朝议，那么王安石的政治声誉还是很好的保存了。虽然做为旧党的大臣心里很明白怎么回事，但在政治上，心照不宣和公开宣示，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不过我看王安石答应这两条时，颇有点忍辱负重的味道。也许他心里在想：“为了大宋的大业，就做一点让步吧。”而在我心里，则在感叹，都是为了华夏的事业，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而要如此勾心斗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我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仅仅出于责任感，我也无法坐视历史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防止王安石朝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特别我对历史上王安石曾经搞过的特务控制舆论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觉回到解决前”了。所以趁热打铁，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议法》，清议法中，我提出：凡诏书旨意可分为三级，第三级为第低级，即皇帝面向全国百姓颁布的诏令以及各级官员的任免考核情况，每道诏令一旦通过，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给两家民办印书馆，向天下公开发行；第二级为朝廷决定的大事，需要知会七品以上官员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给一家指定的印书馆印制，由礼部向天下有功名的士大夫发行，并在三年后向天下公开发行；第一级为军机大事，不必公开发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后，再向天下公开发行。另外在清议法中，提出创办每周一期的《枢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学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员，皆可向《枢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论、对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开发表，但是《旬刊》只限于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员中发行，严禁普通百姓传阅，违者课以重金之罚。若传向外国，则剥夺功名，处以刑责。又请创办《皇宋月刊》，由礼部主办，每月一期向天下发行，专门解释礼仪制度、国家政策，以争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持，使民心顺应天心。又奏请皇帝，儒生每逢辩论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场所辩论朝政得失。我对此的解释是防止这些儒生们私下里议论朝政，反而容易扰乱人心，不若给他们一个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朝廷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制。
这个《清议法》并没有提出保障言论自由权与出版结社自由权，这些东西便是提出来，也会被否决。针对宋代皇帝对文人特别开明的传统，我这个《清议法》实际上给了士大夫们一些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宋的开明也是有限度的，有功名的儒生谈论朝政一般不会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向朝政上书谈论朝政，就算你说得对，有司也会说你“非所宜言”，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毁掉了。除非运气好，碰到一个好皇帝，而且没有权相当道。
《清议法》所保障的，是一种有限的政务公开，让朝廷的决策，受到士大夫的牵制，从而保证文化精英治国的法理正当性，虽然这不是一种民主主义，却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促进政治更加开明的方法。《清议法》并没有保证皇帝不被议论的权力，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保证，谏官们就是专门骂皇帝的，我并没必要开这个倒车。中国的皇帝可以不被大臣骂，是在满清开始的，满清把谏官变成了御史，只能骂百官不能骂皇帝，但是宋代的谏官们，却还保持着他们的本来职责。
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一个大坝上捅一个口子。什么时大坝全部冲垮，则应当由民众自己来决定，当坝内的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民众的政治意识慢慢的觉醒之时，他们就会籍着这个早就开好的口子，把大坝给冲垮。民主永远不是被赐予的，而只能是争取得来的，这是我所相信的一个原则。
而实际上，既便我想捅开这道口子，也是异常的艰难。皇帝和王安石对此都不能理解，他们不明白这个《清议法》的意义何在，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增加噪声，他们太习惯于只有一个声音的天下，便是这党争，就让人很不耐烦了，我还要让天下的士子来参加议论。特别在王安石看来，我这根本是想给旧党支持者更多的发言权。我当然不能向他们去解释什么民主什么自由，只是委婉的说，现在士子们特别喜欢议论朝政，若是钳制，则陛下不免于防民之口之讥，若是放任自流，则朝廷体面无存。不如由朝廷用适当的方法来引导，所谓堵不如疏，这也是疏导言论的一个对策。又，以上各种诏令和旬刊月刊，皆应收取费用，国家有功名的士子及官员数以十万计，即便不是人人都买，国库每年亦可由此创收五十万贯以上。又朝廷向天下公示诏令，亦可助天下百姓理解皇帝的圣明，显示朝廷的诚意，可以让百姓更加服膺陛下之英明，也可以防止下层奸吏欺上瞒下，诓骗百姓。
王安石始终认为这个清议法是给旧党加油的，所以他是决不可能支持的。而皇帝也在疑虑当中，虽然每年能给国库创收不是不让他动心，（当然未必有五十万贯那么多，我多少有点夸大其辞。）但是这个新法的必要性他还在摇摆不定。最后决定在朝会中讨论再议。
当天我回到住所之后，来道贺兼打听消息的人是络绎不绝，我一晚没睡，早就累得不行了，干脆闭门谢客，躺下来呼呼大睡。这是回到宋代以来最累的一天呀……
到了掌灯时分，李一侠闯进了我的卧室，毫不留情的把我叫醒了。奶奶的，这个瘦子真是太过份，我差点破口大骂，不过他倒是机伶，抢在我骂之前开口：“子明公，司马大人来访。”
“什么司马大人？司马懿还是司马昭？”我很不甘心的爬起来。
李一侠一脸坏笑的看着我，慢慢的说：“非也非也，来者司马光大人也。”
切，司马光了不起呀？我又不是没见过司马光。肚子里骂着，但是还是让丫环服侍着穿好衣服，到客厅迎接。
司马光倒是很客气，见我出来，连忙见视：“打扰石大人。”
知道打扰还来？我心里真的很愤愤不平，我最恨别人把我从睡梦中闹醒了。脸上却堆着虚伪的笑容：“哪里哪里，让大人久候了。”
双方告了座，分宾主坐下。我也知道他的来意，就开门见山，把那边的事大略说了一下，并且告诉他皇帝可能在朝会中要讨论《清议法》，司马光是个精明人，他马上就明白这个《清议法》是我为旧党争取来的一个政治筹码。虽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然后我也向司马光暗示，王安石接受了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结局，已经是一种政治妥协，要他们不为已甚。又赞了几句王相公很懂得为国家顾全大局之类的假话。司马光也就明白，这是我政治上的一种表态，我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和王安石决战。司马光对这个结局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新旧党争以来，旧党所赢得第一役，我此已然隐隐成为旧党的领军人物。
和司马光又谈了一会别的历史典故什么的……借着清人的一些考证，还指出了资鉴中的一些错误，让司马光佩服了一会。文彦博又来了……
好不容易这些名臣们全都散掉，我又没有睡意了，只好坐在椅子上发呆。婢女家丁们也不敢来打扰，整个客厅里静得要可怕。
我想了许多事，我现在富甲天下，又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是名义上的宰相，每天不耐烦见的人竟然都是以前做梦都想见一见的王安石、司马光之流，来到古代不过数年，人生际遇于此，真是让人嗟叹呀……只是每天里没有一本看得习惯的书，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说普通话，没有电灯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也还真不是一般的郁闷。若是忙个不停，想着自己事业有成，能够使国家民族向一个较好的方向发展，心里还有一种充实感；但是抛开这些大的理想，做为个人来讲，真的是害怕静悄悄，虽然我现在从外表上看来，几乎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汴京人了，但是我内心的深处，却还是一个现代人。我也有文化上的寂寞感，有心理上的孤独……
苦笑着摇了摇头，似乎要挥开这些胡思乱想，我招了招手，让婢女把歌伎们叫上来，我需要热闹一点的环境，这样想多了，我会得抑郁症的。
宋朝的士大夫家养歌伎是一种很流行的风雅事，歌女们的声音软靡优美，让人陶醉，而长袖舞更让人眼光缭乱……我似乎要沉迷在这美妙的歌舞当中，忘记尘世间的纷扰了……
第十一节可爱的玻璃
当我沉迷在那些可爱的女孩们的优美舞姿当中之时，李一侠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再一次闯了进来。“无过兄，又有什么大事吗？”我懒洋洋的问道，这家伙的表字还真是别扭。
“有个叫孙守荣的老人想见子明公。”李一侠眼神里尽是笑意。
“孙守荣？”我苦苦思索着这个人名，突然灵光一闪，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玻璃，我的玻璃！”我想起这个人是我委托看管玻璃研制的头头，“快请他进来。”
不多久，石福引着一个怯生生的老人走进客厅，他似乎是躲在墙角里，很恭敬的长揖，叫了声：“给老爷请安。”
我让石福给他看了坐，让婢女上茶。那老人慌得不敢坐，我强要他坐了，他才又小心翼翼的坐了椅子的一角，那婢女给他上茶时，我看他都有点受宠若惊得全身微颤。
李一侠有点惊异的看着这一切，任他有多出色，也看不出我心里的一声叹息。这些善良的人们，想想这些，我的豪情又充溢胸间，我一定要让这些善良的老人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长者找我，可是有事赐教？”我待他喝了一口茶，才温和的问道。
孙守荣连忙站了起来，回道：“回老爷话，老爷说的玻璃，我们烧出来了。因为老爷之前说过，只要玻璃烧出来，不管什么时间，都要立即回禀老爷，故此小的不敢怠慢。”
我强抑着兴奋之情，轻声说道：“你坐下慢慢说。那玻璃在哪里？”
“是，”虽然答着，他却并不坐下，只接着说：“我让人抬了过来，就在外面。”
我连忙转身叫石福，石福早已答应着，让人把玻璃抬了进来。
我一看，却是一块平的玻璃毛坯，还有加工的余地。饶是如此，我那些婢女们眼里却已尽是惊异之色了，只李一侠显然之前知道，这时候却很平静。
我细细的看着这面玻璃，想着这些年投进去的金钱，又想着发明创造的艰难，真是百感交集。只要这毛坯能造出来，用不多久，真正的玻璃制品也就可以出来了，我的钱会越来越多，要怎么样使用，当更加慎重，我在心里暗暗提醒着自己。
当下我让人打赏了孙守荣，又告诉他，以后他在我庄园之外盖一间房子，我给他养老。他的家人赏十亩良田，若不想种田也由他。并外我又叫石福记着，我要给我家里的家丁长工，各个坊里的工人的子女办义学，我出钱请先生，给孩子们管中饭，让他们的子女全部来读书。
那老人感动得老泪都出来了，就是我家里的奴婢家丁们，也很高兴。我又叫孙守荣回去告诉他的伙计们，我明天会去看玻璃制造的过程，每个人都有打赏。
当下有几个家丁很主动的送着孙守荣回去。我叫人做了几样小菜，热了一壶老酒，和李一侠小酌。
李一侠显然不明白这玻璃为何让我这么看重，屁股没坐稳就开始发问了：“子明公，这玻璃又有何事值得如此看重？”
“无过兄有所不知，这玻璃成本低廉，售价却高，更有诸般妙用，若制成成品，利润可观，弟有意在全国办义学，让天下贫寒子弟，皆可免费读书识字，奈何力有不逮。若有这玻璃的利润，虽然不至于可以全国办义学，但建千所义学，毫无困难。”我微笑答道。
李一侠根本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打算，他有点激动的说道：“若真能如此，实乃上古以来未有之善政也。”这个时候，他甚至连佩服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却多想一层，说道：“办义学虽是善事，私人行之，却多有不妥之处。故此事仍需以朝廷名义行之，我只出钱，让陛下以内府名义兴办，则可免遭非议。君慎勿与外人言。”
李一侠想想果然不错，便道：“学生知道。”
稍停了一会，他又说：“学生回去拟个条陈，以免日后仓促。”
我笑道：“不忙，玻璃制品还没出来，无过兄也太急了。”
转了话题，又问他：“子誉兄可有信来？”
李一侠笑道：“方才子明公说学生急，现在学生又看子明公急了。子誉兄方往蜀地，一切妥当，也当在明年开春了……”
两人相视大笑。
第二天带了李一侠和石福去看玻璃制造，却见那炉的构造有点象我炼铁的高炉了，我只嘱咐着孙守荣把这个工艺流程详细记下来，我又几个出力最多的工人一起，交待了一些吹玻璃的构想，让他们想法做成各种东西。他们显见也有不少经验，一一答应着。这些人都知道我是有宰相衔的人，见我如此平易，都很感动，赏赐又很丰厚，一个个更是高兴得过年似的。他们不知道我心里还不好意思呢，这么好的发明，就给他们这么点赏赐。
我就等着他们把批量制造玻璃器具的工艺熟练了，就开始投资创办玻璃坊了。那天回来，我做梦都梦到自己在数钱……
接下来的日子真是难得的清闲呀，每日里在庄园里饮酒高会，偶尔接待一下工部钢铁专营署专门来求教的官员，杜子建是难得来了，他忙得要死，每里要派官员分往各处，催促监督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这种大事，他万不敢办砸了。相当初不过是进士及第，在工部做个不入流的小官，现在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干得好，工部尚书都有希望，倘若差使竟然办砸了，虽然大宋不杀大臣，可丢官弃职是免不了的了。
我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慢慢的写一些以后纲要性的文件，为自己梳理一个清晰的思路出来。唐棣、苏巩、王石在明年三月要参加明经科的科考，除了偶尔来见见我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太学里背五经，便连我那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也有一些有资格参加明年考试的人，所以听说最近几个辩论日，辩论的多是儒家经义，我也只好苦笑摇头，总不能我说不让他们说辩论这些吧？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幸好现在离明年三月还有一段时间，倒不是个个人都这么刻苦，家里有钱的少爷们往往对新学更有兴趣，有他们的存在，学院暂时还没有变成书院。
也有一个让我意外的消息，听说沈括在我的学院主持过几次讲座。做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之名，如雷贯耳，史载从1067年开始，也就是就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了，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和他有过什么往来。前一段时间因为对郊祠的礼仪做了一些修改，为朝廷省了一大笔开销，对国库比较敏感的皇帝很开心的给他做了个提举司天监，现在已经开始主持汴河水利工程了，这可以是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沈括有过许多的创举。我猜想学院请他来讲座，正是看中他的地理水利和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因为在历史上，沈括是王安石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做过权三司使，是王安石财政方面的重要助手，我顾虑着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和王安石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并且很可能是旧党眼里的亲新党份子或者干脆就是新党，所以我在之前根本也没有想过要主动结交这个站在中国古代科学顶峰上的人物。毕竟我已经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举一动都有许多让人讨厌的顾虑。
没想到他居然愿意到白水潭学院来讲座，真是出人意料，对此我还是蛮高兴的。也许我真应当见一见他，毕竟他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科技的金字塔尖，对于一些新技术的理解与运用，他一定较其他人远胜，倘若他能够站到我这边来支持我，那么于公于私，都是相当有利的。而且基于我对朝廷的了解，我知道现在为止，沈括还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我也很有希望在王安石之前拉拢这个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不过暂时我还没有主动拜会他的想法，我想这需要一个安排。另外，我也有我要事先考虑的事情，在历史上，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五年八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欧阳修逝世，因为欧阳修在生前受到王安石的排挤，而如同陈襄一样，欧阳修是一个很有人脉的大佬，所以他的逝世，无疑会让一些旧党在心里对王安石更加讨厌；祖宗之法，南人不为相，王安石南人也，地域上的偏见本已不堪，这种成见会越种越深吧。（另外就是朝廷会向欧阳修的《五代史》，这个业务皇帝多半会照顾我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王韶在八月份将打一个胜仗，对于战争胜利有着饥渴感的年轻皇帝，这个胜仗很可能会使他恢复对王安石的信任，从而加重王安石的政治法码，让王安石扭转目前的不利情势，或者如历史上的进程一样，他会在八月份推行方田均税法。
这些事情我都需要考虑，旧党取得了对王安石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却不是依赖旧党所维护的政治传统取得的，这无疑会分化旧党内部的力量。须知祖宗家法对于北宋政治的影响较之后世英伦习惯法对法官的影响还要深，几乎是大部分士大夫和皇帝眼中治国的天然条例，根本容不得置疑，这是有宋一百余年来政治传统造成的，即便是之后会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在开始时也要借祖宗之法行事，而庆历新政更是在“祖宗之法”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因为王安石的破坏和我的出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认识到祖宗之法是可以改变的，在历史上，就有一些虽然反对新法却也支持改革的人物，如苏轼就是典型；这一部分开明的保守派，是我需要团结的对象。而另一部分抱残守缺的死脑筋则是被迫绑到我的战车上，在两个改革者中选一个，他们肯定选较委婉的我而不是王安石，特别是在我取得了对王安石政治斗争的胜利之时，他们会更加依赖于我，从而让我得以掩饰我改革的本来面目。但是我却无法阻止这些极端保守派想要趁势追击王安石的想法，特别在欧阳修逝世的刺激下，有个别人跳出来找个借口攻击王安石，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无疑会使本来可以缓和的政局再次激化起来。
另一方面，王安石受此挫折之后，会不会利用王韶打胜仗的机会大举反攻，把那些极端保守派好好修理一顿以消心中怨气，也很难说。如果他果然如此，只会使政治斗争更加激化，那就不是我所乐见的局面了。而对于他可能推出的方田均税法，我也是很烦恼，如果听他施行，那么丈量土地的工程从此时开始一直到贾似道南宋灭国，大宋的对土地的丈量都不会完成，老百姓别想有安稳日子过。但是不实行吧，一来的确土地兼并严重是，二来把王安石逼到墙角，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第十二节沈括
表面上悠闲的我，因为过早的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烦恼，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那该死的方田均税法。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清议法》已经颁布，我才暂时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然而等到我看到那道诏书的时候，却发现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我想的那么美好，便如这《清议法》，首先三十到五十年后解密军机大事这一条就取消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皇帝和大臣们没兴趣让天下知道；这个倒还罢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拟议中的《枢密院旬刊》变成了《月刊》，而《皇宋月刊》变成了旬刊。至于让儒生到指定场所辩论朝政，更是没影没踪了。看着这个被从中间砍断的《清议法》，我才知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意识的人们来说，提倡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诏令中，有一些句子暗示朝廷虽不提倡但也不追责儒生议论朝政，我想这可能也政治斗争的一种妥协吧。说真的，我还很怀疑发行这两本杂志和诏书，还是皇帝和王安石想挣钱，才做出妥协的。
本来我想在大坝上捅个眼，没想到这个眼又被堵上大半，只剩个沙漏了。也罢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安慰着自己说，这总是聊胜于无。
正在那会做声不得的时候，石福来报，沈括大人来访。
我连忙到客厅相见，却见厅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脸微胖，长得也算眉清目秀。这人就是沈括？我嘀咕着上前，寒喧起来。
两人客套了几句，就分宾主坐下，我就问他来意，原来他是读了书院的几本教科书，一直想见我，没想到我却去了湖北炼铁，又听到炼钢有成……总而言之，就是他很佩服，就想来见见我。
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
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后，他的人生将会改变，特别是在他主动拜访我之后，我已经决意把他收到我账下。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来得及站队，至少没有陷入政治太深，他应当很明白我的政见较之王安石的政见孰高孰下……
当我决心要把沈括收归账下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一片开朗——在之前，我虽然自觉的参预历史的进程，努力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仅仅可以主动改变大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改变一些个人的命运……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一群人，当新党当权时，他们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当旧党当权时，他们同样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这些人，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反对新法，是反对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样与新法敛财的本质，所以当新党当政时，自以为是的当权者听不见任何的意见而视他们为旧党；当旧党执政时，对于新法风声鹤唳的旧党敏感的反对着一切新法，拒绝任何改变，从而把他们视为意志不坚定者。这些人是历史的寂寞者，却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当中真正的精英，务实而理性，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够灵活，但是对于政策的理解却相当的灵活。从某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真正的精英长期被打压而居于政治金字塔的中下层，才导致了北宋最终的覆灭。
这些人现在被视为旧党而遭受新党的打击，我相信凭我目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些人应当是旧党中坚定支持我的一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在政见上更加合契。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都不在京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更巧妙的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京师来，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他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并实现我的意图。
当我想通这一节之后，我甚至觉得方田均税法都不那么让我烦恼了，如果王安石要闹，就让他去闹吧。我在方田均税法没有显示出它的危害时加以阻止，不仅会加剧我和新党的矛盾，而且也不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方田均税法的危害，甚至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书生，可能还会认为方田均税法是良法，我的反对，反而会让我丧失掉这一部分原本支持我的儒生对我的信任感。
我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坏意的微笑，婢女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猜测她们的主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几个侍女远远的跟在我身后，望着我轻快的走出大厅，在院子里大喊：“石福，备马车。”
当时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很舒适。不过我觉得那会让我变得软靡，也会让我慢慢的习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一般不会乘坐这种玩意，我宁可骑着个驴子四处游玩……当然我并没有骑驴的机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马车，结果就导致我家的轿夫是最轻闲的，而马夫则是最累的。
我的马夫叫石安，名字是我起的。虽然我并不想给他起名字，但是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任何人如果伤害你的车夫，都是一件不智的事情。
做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马车没有轿车舒适，不过如果赶车的是个老手，那么马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如果要加急赶路的话，虽然颠颇，却也别有一种风味。
石安的动作很快，我才走出大院，他和他的马车就停在我前面等候了。我提起衣襟上了车，两个小厮跟上来坐到石安的身后，我轻轻吩附一句：“去汴梁城。”
刚听到石安恭声应答：“是，老爷。”马车便挥鞭绝尘而去……
第十三节汴京风物
马车跑得一阵，我吩咐石福把速度放慢下来，缓缓而行，我掀开窗帘观赏外面的风景。从道边的疏林中，隐隐能看见几间茅舍，远处的草桥静静的躺在细细的流水之上，几叶扁舟泊在河边的老树下之下，又有几个脚夫赶着一车煤球向汴京城走去……
这种画中风情，让人陶醉。倘不是因身处国家权力之旁，倘不是因为早已预知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的结局，单看这景象，谁忍心去打破这诗意般的宁静？但是帝国的喧嚣声渐渐入耳，这个注定是大改革的时代，是不能再允许社会如此平静下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感叹，身边渐渐传出来喧哗的声音，路上行人愈来愈多，有人骑着毛驴悠闲的漫步，有人坐在轿子上享受有钱人的特权，也有人欢声笑语，也有人愁眉不展，骑马的，挑担的，人们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汴京城。
一个小厮兴奋的指着远处依稀可见的一些建筑，对我说：“老爷，你看，那是咱家的印书坊……”我微笑着回应他，眼光所及，却发现一个骑在驴背的书生正拿着一本新书在读。
我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大，但是总有一些如细细的毛毛雨，无声无息的沁入这片土地吧？
不知不觉之间，马车已经入城，汴河上粮船云集，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由纤夫牵拉，或是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地卸货。名为虹桥的大木拱桥上，人们熙熙攘攘，一路行去，就进入了城楼以内的街道，可以看见两边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书店、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又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一点的商店门楼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
回想起初到这个世界的情景，暗暗里也感叹着人生的际遇……
我让石福把马车停到汴河边的一座酒楼旁，下得车来，抬眼望去，只见市招上三个大字：“群英会”。我嘿声失笑，快步走了进去，两个厮连忙紧紧跟上。
早有酒保上来招呼着，我信步上楼，要了几碟小菜，一壶热酒，浅斟独饮，两个小厮却让他们另外叫了酒菜在旁桌吃着。
这个酒楼位置却是极好，临窗往去，正可见汴河景致，河的那一头只有稀稀的建筑隐在树林当中，于闹市中见雅静，颇具情调。
当我对窗浅斟，自得其乐之时，几个年轻人争辩的声音突然传来，循声望去，是在酒楼的另一侧靠窗处，几个戴着方巾，儒生打扮的年轻人在大声争论着什么……我倾耳听来，却依稀只听得几句“青苗……钢铁……边事”，原来是在议论时政。
我正微微摇头，把自己的心绪从那边收过来，却听到一阵脚步声，一个葛衣老头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上得楼来，看那打扮，不是说书的就是卖唱的，自到宋朝以来，从未有暇听过这些民间的曲艺，不料今日有此眼福，我不禁好奇的转向这爷孙俩。
却听那老人告了个罪，说过几句场面话，听得明白了，竟是说评书，那老头说几句书，那女孩儿或唱几声，或拉个小曲儿……说的故事却是当朝石相公的。
我正纳闷着呢，什么“石相公”呀？我怎么不认识呀？细细听了几句，那却是我的一些事情，不禁嘿然失笑。原来不知有哪个好事的书生把我落难寺中，虹桥吟诗，做煤炉印书籍，受天子恩诏，开书院写新书等等故事编成评书给这些艺人来讲，想我突然崛起，从出名到身居高位受皇帝重视不过忽忽数年，的确会有不少百姓对我的事情感到好奇，这评书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市场……
只是难为这写评书的把我的事情打听得这般清楚，连我那两个小厮都张大嘴巴听着，一边眨巴眨巴着眼睛望着我，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
我本来不以为意，倘在现代，做这样的炒作我也蛮喜欢，那评书说得对我也无甚恶意，我听到那青苗诸法，写的人也多方宣扬我的功劳……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了一种小心谨慎的毛病，我想到这评书倘若被朝中痛恨我的人听到，参我一本，倒也是个大麻烦，但是便我知道人家要借此参我，我也无可奈何，我能禁止这些人说吗？呵呵……想到无奈处，我也只好给自己劝上一杯了。
我正在这厢烦恼，却不料那边有人大呼：“那老头，你胡说什么……”
那老人听到一愣，我也一愣，以我所知，这老人倒并无胡说。看过去，说话的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书生，腰间佩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独饮，此时见他双目睁圆，怒声喝斥，多半也是借了点酒意在发作。
那老汉见是个书生，怕是有功名的人物，连忙遥遥道了个安，然后很恭敬的回答：“老汉不敢胡说，这些事迹汴京城里人人皆知……”
“什么汴京城里人人皆知，汴京城的人又怎知青苗法便是善政，又怎知合作社便是善政？”似乎触及什么心事，那书生的声音都有点嘶哑。
那老人见他不如此，便不敢争辩。我那两个小厮正要按捺不住，不料先前桌上的那几个书生却先站了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穿着黑色圆领窄袖长袍的年轻人走近几步，施了一礼，问道：“这位兄台请了，方才听见兄台如是说，则兄台想必不是汴京人物？”
那佩剑书生想是趁着酒意，也不还礼，傲然答道：“不错，我是福州人士。”
那几个书生见他无礼，无不勃然大怒，正要群起而攻之，却被那黑衣青年止住，只听黑衣书生缓缓问道：“听兄台方才言道，王相公之青苗及石相公之合作法都多有不便？”
事已致此，那佩剑书生也知道自己言多有失，在酒楼指责执政，诽议朝政，这要传出，一世功名岂不全毁了？但是事已至此，倘要回头，更是万难，干脆博得一时之痛快。他朗声说道：“岂止不便，竟是扰民。”
那黑衣书生也真是沉得住气，依然缓缓相问：“敢问其详？”
佩剑书生答道：“执政坐于庙堂之上，谈道论政，皆不顾黎民实际。先是王相公行青苗法，百姓愚昧，只知借贷不知要还，更有官吏强迫小民贷之者，一季之后，利取二分，百姓由是困苦。而官家相逼，不敢不还。汴京人士或是不知，各路百姓却未有不哭者。其后石相公以合作社改良，息为二分降为一分，且百姓无官吏之威逼，不至于被迫借贷，致是初有常平仓之原意，若不出京师，原也不知道此事之弊，是故朝中诸臣，交口称赞，无有言不便者。便是地方长官，倘不达下情，亦不能尽知其中之弊。以三老族长士绅办合作社，百姓虽免官吏之逼，却不能免于富家之害。青苗之利，朝廷定为一分，有奸豪之徒，便定为二分三分，散官本是富家，枉顾王命，与之狼狈为奸，坐而分利。若有小民诉之县官，则县官多有竞相推诿者，以为散官亦王命也。石相公之合作社，能保得住上等之家不受官欺，却保不住下等之家不受民欺。前者王相公之法，朝野尚有言不便者，今日石相公之法，更无言不便者，则受欺压之百姓永远出头之日矣。”说到后来，可能触动愁肠，竟致语调凄惨。
那黑衣书生显然不知道有这些情节，默然良久，方叹道：“虽如此，却非石相公之过，奸人豪室欺压贫家，几时曾免？”
那佩剑书生愤然说道：“身怀经世济国之才，却不能涤尽人间不平，枉为男子身也。”
黑衣书生听他如此说法，不禁击掌赞叹，其他诸人也纷纷释了之前的敌意，只是这酒楼上经此一闹，却显得有点郁闷。一个书生显然想调节气氛，大声说道：“肉食者谋之，我辈但管喝酒……来，这位兄台，我先敬你一杯。”
那个说书的小女孩也很识趣，轻调胡琴，便漫声唱起来，却是一首《满江红》，当时也以为是“石相公”的佳作，却不知竟是我抄稼轩的。那词倒也能合这些书生们的心境，几个书生听了几句，便跟着低声哼起来：“……诗酒社，江山笔。松菊径，云烟屐。怕一觞一咏，风流弦绝。我梦横江孤鹤去，觉来却与君相别。记功名万里要吾身，佳眠食。”
那一刻，便连我都醉了……
第十四节五杰（一）
本意只是想到汴京散散心的我，在经历酒楼的争执后，才发现，政治已经是我永远也抛不开的东西，我已经改变了历史，负责任的做法就是继续推进这种改变，总有一天，大宋会变成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我很欣赏那个佩剑的年轻人，但是他对我却未必有什么好印象。这倒是几年来头一次需要担心有人不愿意甚至是讨厌认识我。我吩咐一个小厮替那几个年轻人把酒钱给结了，就悄悄的起身下楼了。另一个小厮会拿着我的名帖等在这里，把几个年轻人请到我的府上去。
回到自己的庄园时，李一侠早就在那里等我了，还有个年轻人和他在一起。
我正猜想这会是学院里的哪个青年才俊被李无过兄这么看重的时候，这年轻人的自我介绍实在把我吓了一跳——秦观秦少游！
并不是秦少游的名字把我唬着了，王安石司马光我都见过了，也没怎么的，一个苏门学士，我有什么好吃惊的，迟早会见着的。但是问题是，秦少游这时候出现在京师，出现在我面前，很明白的告诉我，历史的轨道完全改变了，蝴蝶效应比想象的更强烈……这个时候的秦少游，按道理应当在高邮家里读书才对的。我并不知道，其实蝴蝶效应早已出现，司马光本来应当给贬到西京洛阳去了的，但是此时他却还在东京。仅仅因为我对秦少游的经历比对司马光的经历更熟悉一些，所以到此时我才注意到蝴蝶效应的存在。
当秦少游出现在我面前之后，秦少游很可能也不再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了，因为这个时候为止，秦少游同志还没有见过苏轼同志。我印象中，秦少游没有什么吏治之才，至少我是没有这种印象的，所以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和李一侠会扯上关系，而被李一侠巴巴的拉来见我，要知道这时候，我倒是真的很忙，李一侠没有道理不知道的。
虽然我和秦少游年纪相当，但是秦少游在我面前还是略显拘谨，毕竟以我这样的年纪，取得如此的声望与地位，都只能说是一个异数，而秦少游显然是第一次出门游学，能够见到我这样的“重要人物”，他想不拘谨都难。不过总算是后世出了名的才子，应对进退，还是相当的得体。
本来我以为秦少游是才子词人，我的诗词也有相当的名气，他来讲我，十之八九是谈诗词的。不料他递给我的，不是诗词，也不是他拿的赋，而是一篇策论！
我狐疑的问道：“秦公子可是高邮人氏？”
秦观有点惊讶的看了我一眼，清声回答：“正是。”却不便问我如何得知。
确定这个秦观也是高邮人后，我心里就知道这人多半就是历史上那个秦观了，否则也不至有这般巧法。便不再言语，细细看起策论来。秦观略略有点紧张，装作不经意的偷瞄了我几眼，似乎想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我对他文章的看法。我心里暗笑：毕竟不比出名之后，少年之人，难免于此。不过转念一想，我怎么想得这么老气横秋呀，我比秦观也大不了一两岁。想到此节，不禁失笑。
我这一笑不打紧，李一侠和秦观却面面相觑，不知文中有何好笑之处。我也不好解释，只装作读文章的样子，继续看下去……这策论说的却是对西夏用兵的策略，文章见解泛泛，多是空谈，倒是文章做得蛮精彩。我本曾听说过北宋专有一干人，平生最喜豪言壮语，特别是爱好轻言兵事，自以为谋堪孙武，勇冠李广，实际上却免不了丧师辱国，虽然能与国尽忠，却也害得国家不浅。我们的皇帝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其实也是向西夏和辽国用兵，和这些人说起来倒是一个心思，否则这些人之后也不会这么得意，让国家一再受辱，便是如沈括这样一等一的人物，也不能免此。看来秦少游也是同一个毛病。
轻轻掩上这篇策论，我温和的问道：“秦公子一向读什么书？”
秦观谦逊几句，略举了几篇书名，除开五经之外，便是一些兵书韬略之类。虽然知道秦少游一介书生，实非可以托以军国大事的人物，但是我想他还年轻，倘能在精干之人身边学得数年，必能有所长进，况且那种洋洋洒洒数万字，说出来全是废话的本事，我也真的缺乏，而政治上这样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外交部发言人不就是做这事的吗？当然正儿八经的外交人才，现在我还只看中沈括，秦少游还做不得，只是这人天生聪明，加以磨练，他就不会是历史上那个婉美秀丽的淮海居士那么简单。
心思转了几转，我就打定主意要把秦少游收于帐下了。历史上的记载，这个人是豪迈中带着几分秀气的男子，我应当相信他的潜质的。
于是我随口夸了他几句，说他的文采不错，又摘了几个佳句出来，品评一番，气氛渐渐变得轻松起来。似乎漫不经心间，我问道：“以秦公子之才，摘取功名如探囊取物，不过数年，必定名满天下。只不知近日有何打算？”
其实以他现在的文章，想登进士第，几乎没有可能性。这种文章要是主考也能取中，我看大宋这进士也不用考了。不过之后他倒是迟早会考上的。我虽然知道他来见我，想必是要我提携，但是若功名心太盛，只想着“成名要趁早”，那我就不能把他放在身边，赶早把他推荐出去，算是先布一个棋子在外面。至于我身边留的人才，都须是有大抱负的人物，也只有有大抱负的人，才能长远呆在我身边，和我共创大业。
秦观却是聪明人，见我如此相问，连忙站起来，很认真的回答：“男儿大丈夫，自当博取功名。然世间之功名，有大功名，有小功名；大功名者，青史留芳，永垂不朽；小功名者，贵不过一节度使矣。学生不才，愿随相公左右，为我大宋立不世之功名。”
我倒料不到他会如此回答，便向李一侠瞄了一眼，多半他看中了秦观，多少谈了一些抱负理想，让秦观这个有志青年热血上涌，否则以区区秦观之才识，怎能知道我的抱负？
李一侠是个闻弦歌而知雅意的人物，知道我在怀疑他，却也不分辩，只在一旁大声鼓噪喝彩：“子游兄有如此胸怀，小弟佩服。来，当为此句浮一太白。”
早有伶俐的侍女把酒送上来，我见李一侠已经是看中了秦观，便也不再多试，接过酒杯，三人一饮而尽，相顾大笑……
既然是自己人了，就变得没有那么谨慎，我吩附家人在花园里摆了几碟小菜，温了一壶好酒，几个人坐在一起开始聊天说地，天南地北无所不及。秦观对于白水潭学院的新学也很有兴趣，便频频相问，我也耐心的回答；李一侠就说一些大臣们的趣事，时事的隐患，秦观对此显然闻所未闻，一时轻笑一时嗟叹；然后又说些诗词音律，正谈到尽兴之处，石福递来几张门贴。
我接过门贴一看，却是四个陌生的名字，想是“英雄会”酒楼的那几位仁兄，不过我记得明白，加上那佩剑书生，一起应当共有六人，来的却只有四人……
我一边吩附石福把他们请了进来，一边对李、秦二人笑道：“我给你们引见几位青年俊杰。”三人一同走向客厅相迎。
到了客厅，发现那四个年青人早在那里候着了，我看那个佩剑的书生和那个黑衣的书生都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我本意是看中这两位，别的人想是怕事，走了就走了，我也用不着那种人物，这俩位要是不敢来，可叫我失望了。
那几个书生见我们三个出来，只看到秦观和李一侠对我的姿态，便知道我便是石越了。那黑衣书生看见我，眼角跳了一下，我猜他多半是看见我曾经呆在那酒楼了。我故意很淡然的走上前去，那几个书生连忙见礼。那个黑衣的为首，叫司马梦求，字纯父；和他一起的一个叫吴从龙，字子云；另一个长得蛮黑，叫曹友闻，字允叔，都是汴京人士。这三人上来见礼时不卑不亢，颇有风度。
那佩剑书生却站在一边，冷眼看着那三人上来一一见礼完毕，他却只略一抱拳为礼，朗声说道：“在下吴安国，草字镇卿，福州人士。遵命来此，却不知相公有何事赐教？”显是对我怨气未消。
司马梦求三人担心的偷看我的脸色，这吴安国的话说得太无礼，我要生起气来，只怕他没什么好果子吃。我不动声色的招呼他们几个坐下，李一侠这边还好，秦观脸上却有不平之色了。他不知原因，自然觉得吴安国太过份，而李一侠却知道我必有所谋。
我既不发作，吴安国似乎也觉得自己有点生硬，便也跟着三人坐下了。只是坐的那姿式，实在是把“勉强”二字写在了脸上。
秦观冷眼瞧着吴安国的坐姿，终于忍无可忍，禁不住出言相讥：“恕学生愚钝，竟不知原来相公府上的坐椅上都是有针的。”
李一侠怎么不知道他的心意，见他这样说，便一唱一和起来，他装作很惊讶的样子问：“少游兄何出此言？”
秦少游向吴安国那边呶呶嘴，说道：“此间有位仁兄若不是怕坐位上有针，奈何如此坐法？”
第十五节五杰（二）
吴安国见秦观出言相讥，不禁勃然大怒，当时就涨红了脸站起来，朝我抱拳说道：“吴某自知得罪了相公，相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在下无不悉听尊便。何必摆下这鸿门宴，叫几个轻薄子来百般捉弄？须知士可杀不可辱。”
秦观和李一侠听他说出如此重话，就不再作声，只看我的态度行事。我却依然不动声色，把目光向司马梦求、吴从龙、曹友闻脸上一一扫去。这三人也当真没让我失望，目光既不畏缩也不强硬，我看到的尽是从容平静。
“即如此……”我厉声喝道：“来人，把这厮给我绑了，明日送给开封府依律处置。”
立时就有家丁上来，把吴安国给绑了，他却并不反抗，只是眼中尽是倔犟。我看着众人，李一侠眨巴眨巴眼睛，静悄悄的静观其变；秦观脸上却有几分得意之色；司马梦求眼中似有微微笑意；吴从龙却略有畏缩之色；只曹友闻却脸也涨红了，抢上一步，长揖到地，对我说道：“还请相公开恩，吴安国一介狂生，实是无意冒犯，请相公念在他并无恶意的份上，宽恕他一次。”
“曹允叔，你实在无说客之才。”我淡淡应道。
曹友闻听我这么一说，心中着急，更加口不择言起来：“天下皆知相公是当世奇才，天子重臣，学生以为倘和这么一个狂生计较，会有损相公清誉。”
我用眼角瞟了他一眼，问道：“难道我听他四处非议朝廷重臣，就于我清誉有益了吗？”
“这……这……”
那吴安国却在一边说道：“多谢曹兄仗义，你不必求他。我亦无大罪，顶多革去功名，从此啸傲山林罢了。”
“你就不可惜你那经世济国之才吗？”我淡淡的问道，却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时也，命也，运也……又有什么好说的。”吴安国愤然答道。
“看来你是心里定是不服？”我慢里斯条的吃了口茶。
吴安国哼了一声，却昂首不答。
“那好，我来问你，你说合作社使得富家欺压贫家，可有实据？”
到了这时节，吴安国也更没什么好怕的，他愤然回道：“若无实事，岂敢乱说？”
“你倒说给我听听，若有虚假，罪加一等。”
“福建路建州城以西十三里有李子树村，那里青苗收的就是二分税；泉州更有收到三分税的，百姓困苦，有举家逃亡者，有卖儿卖女者，有委身为奴者，宪司、仓司明知此事，却不愿过问。这事大人只要遣人往福建路走一遭，便知端详。”
“除此二地之外呢？”
“我从福州赶来东京，一路晓行夜宿，焉有时间查访？但是福建路不过弹丸之地，便有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其余各路，焉能免此？”
我暗暗松了口气，原来这家伙不过是从福建路一两个极端的例子想当然的推论……但此时的我，自然也不会知道，吴安国所说的，未必只是一两个极端的例子。
听到这里，如李一侠、秦观都听明白了。秦观心思敏捷，听出其中玄机，就向吴安国问道：“足下是福州人士，敢问足下，似阁下所说富家借合作社欺压贫家之事，福州可曾有过？”
那吴安国本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只不过是颇具同情心，因游历时见到不平之事而无法为之申冤，一腔怨愤郁集心中，无可发泄，才会口出激愤之言。这时听到秦观发问，顿时明白自己是有点有偏概全了。既觉自己理亏，他也就缄口不言了。
那司马梦求却在旁边笑道：“镇卿不必丧气，石相公不过试试吾辈胆色，岂有容不得人说话的石相公？”
我沈着脸说道：“只怕司马纯父这话说得太满了。”
除开李一侠，众人都觉得他这话说得有点满，见我发作，便更不敢做声。
司马梦求却依然是不紧不慢，笑呵呵的说道：“石相公力主《朝野清议法》，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倘若吴镇卿在酒楼几句狂妄之语便能让石相动雷霆之怒，这《朝野清议法》又如何谈起？”
那吴安国才到汴京，《朝野清议法》上奏未久，他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一脸迷茫的看着我们。而曹友闻和吴从龙却是恍然大悟，连秦观都感到有点惭愧。
我见他说破，也不再演戏，笑赞道：“司马纯父真是智谋之士。”又吩咐人给吴安国松了绑，这家伙和拗相公一个脾气，虽然心里知道自己不太对，但是道起歉来，也真是别扭。于是又少不了引得秦观讽刺几句，这吴安国和秦观，一开始就落下了这互相抬杠讥讽的毛病。
李一侠瞧气氛缓和下来，便吩咐着下人去准备宴席，我向他们介绍了李一侠和秦观。那司马梦求是个机智深沉的人，精明干练，因为家室颇殷，他也有点大家少爷的性格，不爱科考，却喜欢四处游历，指点江山；吴安国虽然不够圆滑，却是个有胆色真性情的伟男子，平生喜言兵事吏治，颇有点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李一侠笑言，若段子介在一起，与此君正是天生一对；曹友闻虽然拙于言辞，却是个至诚君子，且颇有胆色；唯有吴从龙，胆色稍逊，但是于各朝礼仪典章，却是相当熟悉，而且还是个神射手。我心中暗忖，多半正是因为他胆色稍逊，才有这么好的弓弩功夫。
当下我便有招揽之意，然而却不知这几人志趣如何。李一侠岂不知我的心思？见我那番做作，就知道我想招这几人到自己府中，于是在席中便问及明春科考之事。而我则在言辞中微露招致之意。
那司马梦求是个精明人，闻弦歌而知雅意，当下便说道：“功名余事，何足挂齿，学生之志乃在救济天下苍生。”
吴安国却坦然言道：“我比不得纯父兄志存高远，万里迢迢从福建赶来东京，不为功名，更为何事？然而博取功名，亦不过是为兼济天下尔。”
李一侠拊掌大笑，又问曹友闻：“曹兄明春，必能为天子门生。”
曹友闻呐呐回道：“我经义不纯，有负无过兄雅望。”
众人哈哈大笑，却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吴从龙知道下一个肯定问到他，就主动说道：“我的想法和镇卿是一般。”
我听他们说完，口里说笑，心中却暗暗纳闷：吴安国和吴从龙都是挺出色的人物，既然有意科考，为何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看样子每朝每代，总有不少人材被埋没。不过既碰上了我，定能让他们大放异彩。
我夸了他们几句，然后话锋一转，问道：“在酒楼之时，听到纯父和诸位在谈论时政，石某不才，愿闻高见。”我看曹友闻是个质朴之人，问话之时，眼睛便是望着他。
果然，不等他人答话，曹友闻便开口了：“浅薄轻狂之论，不敢污相公清听。乃是纯父兄在称赞钢铁之政可为大宋强盛之基，而今上锐意进取，西北边事已起，如今陛下即委王韶主持军务，必有大胜还报，然而以大宋之情，则难免有先胜后败之辱，虽有钢铁兵器之利，而无统兵之良将，
第十六节武学（一）
那边司马梦求侃侃而论，李一侠不住的额首赞赏。我在心里也暗暗钦佩这家伙的确有些见识，虽然不能说和历史完全相符，但是却也相当的精确了。当天我就把他们留在府上，做彻夜之谈。无非说一些新学的心得，对未来政治的构想之类。因为不方便把我的构思全盘托出，所以我刻意提到玻璃，又故意提到义学的构想……让这些人赞叹不已。
在第二天启明星刚出来的时候，我走出院子，望着那颗星星对司马梦求、吴安国、曹友闻、吴从龙说道：“如今国家，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重重，正孟子所谓‘死于安乐’之时，幸有明天子在上，我欲佐辅君王，为大宋立万世太平之基，赢得身前生后之名，他日名题凌烟阁之上。然一人力孤，欲得天下英雄相助。今见诸位皆我大宋豪杰之士，我欲得诸位之助，却不知诸君是否不弃余之德薄？”
司马梦求诸人和我一晚倾谈，早有倾盖如故之感，此时更是热血沸腾。一齐抱拳答道：“既蒙相公不弃，学生不敢惜此贱躯。”
我一日之间得五个青年才俊相助，心里畅快之极，吩咐婢女：“去把我书房那个绿色的石盒取来。”
那边早有答应，不多时便有婢女将石盒取至。我掀开盖子，里面却有五块玉佩，上面各刻古诗一首。我笑道：“这五面玉佩是我在坊间购得，今日诸君正好五人，岂非冥冥中自有天意？就将玉佩赠与诸君，勉之勉之。”
当下取出玉佩，郑重相赠。那司马梦求的玉佩上，刻的小诗是“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是李太白的《永王东巡歌》；吴安国的玉佩刻的却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竟是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名篇；曹友闻的玉佩上仅刻了一句“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却是岑参的名句；那吴从龙所得的玉佩是一首《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最后一块玉佩赠给秦观，众人却见上面刻了几句唐诗——“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
这本是唐人的一首长诗中的几句，秦观接过玉佩，便忍不住吟了下去：“……岂不服艰险，只思清国雠。山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众人皆是饱学的书生，听他念的慷慨，不禁为之动容，几个人便一起背道：“……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
当读完“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之时，便是连我，也心情澎湃不已。众人都在想象着日后建功立业，几历艰险，而终于能流芳青史……正在这心情激漾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皇帝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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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离宫里很远，当我赶到宫中之时，天已大亮。我想到皇帝这么早要见我，想必大事相商，莫非是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了？我一路上细细思量该如何应对皇帝的询问，却总是顾虑良多，苦无良策，暗暗懊恼没有和李一侠事先商量对答之策。
不料皇帝却似乎并无大事的样子，我这边紧张兮兮的，他却在那里练字。见我到了，皇帝微笑道：“朕想叫爱卿给朕办件差使，子明不许推诿。”
我暗暗叫苦，皇帝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先给我把后路封死，再让我办事？我正要想法子推辞，却听皇帝说道：“执政欲立武学，朕听闻子明办的白水潭学院颇有名望，这件事交给石卿，朕当可以放心。”
我一听是武学，原本想要推辞的话硬生生的让我卡在了嘴边。我原来忽略了这个细节，毕竟我不可能记得历史上发生过每一件，但是皇帝一提，我马上想起来，的确是在神宗的某一年，有“置武学”的记载，而且皇帝也经常看那些军士比武的。这个和皇帝念念不忘恢复汉唐故土，力图进取的思想是有直接关联的。想必他虽然不至于怀疑到王安石的忠心，却不愿意让朝中有权位的大臣对军队有太多的影响力，就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理。毕竟我曾给对他提过的新式军队，给皇帝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但是我还是装做为难的样子……皇帝以为我又要推辞，又说道：“子明，朕知道卿专欲谦退，然此事你不得推辞，倘无子明主持，谁能帮朕建立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
我知道讨价还价的时候来了，便故作迟疑的说道：“非臣不为陛下分忧，然置武学乃国之大事，臣以为当以谨慎为先。陛下有命，微臣不敢辞，然愿陛下许臣回府拟一条陈，细细分说，再由陛下定夺。以免误国家大事。”
皇帝见我答应，便笑道：“这是老成之言。明日一早，你再来见朕。”
当下君臣便说了些闲话，皇帝问我：“子明尚无妻室？”
我一听，脑袋就大了起来，终于来了，连忙回道：“陛下知臣自熙宁二年落难汴京，之前的事情几乎全部不记得，家里父母可曾安好，是否曾有妻儿，臣无时无刻不在挂念。臣之经历，所谓‘再世为人’是也。故功名利禄，于臣皆如浮云。唯思不能报陛下知遇之恩也。今者臣不知父母何人何处，是为不孝；国家外有强夷虎视而不能为陛下分忧，是为不忠；倘若曾有妻儿，若背结发之盟，则是不义；有子女不能养，是为不仁。今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焉敢言及妻室。”说到伤心之处，想起在另一个世界的父母亲人，不禁潸然泪下。
皇帝见我伤心，也感叹了一会。安慰道：“子明不要过于伤心。朕以为子明实天降奇才以为朕之臂膀。虽则父母双亲不知去向，子欲养而亲不在，良可悲也，然亦须知天安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岂可不成家立业，延续石氏香火？朝中大臣勋戚，无论哪家的千金，子明倘若有意，便由朕给你作主。”
我见皇帝如此说，也有点感动，哽咽道：“陛下对臣如此，臣无以为报。唯愿殚心竭智，佐辅陛下成为一代明君。千秋万岁之后，莫论汉祖唐宗，便是尧舜，亦不能及陛下之声威之万一。”
皇帝见我竟说出这样的狂言，连忙说道：“朕岂敢胜过尧舜……子明莫要乱说。”
我自知失言，也不敢分辩。我那种比法，是秦始皇的自谓，若为奸小所趁，麻烦就大了。连忙谢了罪，却听皇帝在那边说道：“既然双亲不在，子明的婚事，就由朕给你做主。”
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便告退回家，去商议武学条例。
议立武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使，因为别说我对现代军事院校的体制知之甚少，就算知道，也不可能照搬。既然置办武学的事情交给了我，我所创立的武学，和皇帝想像中的，一定会有不少差别吧，怎么样让这些东西和宋代的军事现实结合起来，以有效的提高宋代的军事水平，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而皇帝却只给我了一天的时间。因为在他眼里，武学不过是用来给武科考试预备人才的，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军事院校。
回到府中，曹友闻和吴从龙早已告辞，只李一侠、司马梦求在弈棋，吴安国、秦观却在观战，一人帮一边，手舞足蹈的，口中也不停交锋，比下棋的人还投入些。见我回府，众人便弃了围棋，随我到书房中坐下。
李一侠问道：“子明公，皇上有何旨意？”
我看似淡然的说道：“皇上让我主持武学。”
此话一出，司马梦求还好，吴安国和秦观早就站了起来，死死的盯着我，兴奋得手足无措。
司马梦求取笑道：“镇卿、子游，置武学已如此，倘若让君等上阵，又当如何？”
吴安国和秦观这才发现自己失态，连忙红着脸坐下。
李一侠又问：“子明公有何计较？”
“我的意思，既然皇上让我主持武学，那我就要创立一个全新的武学制度，让这武学为我大宋造就无数知兵善战的将校。”
司马梦求却冷静：“石相虽然雄心壮志，以天下为己任，然而武学一事，事涉忌讳，还当谨慎从事。皇上欲兴武学，显见今上之志不在小。倘能成功，则可以为皇上分忧；然若有不慎，为奸人所趁，则只怕有不测之祸。”
李一侠也说道：“不错，纯父的意思学生很赞成，子明公不可失之大意。”
我微笑颔首，“无过兄和纯父所虑不错，我正要你们几位帮我参赞，拿出一个条陈来，明日好回禀皇上。”
第十七节武学（二）
当下我便和这几个人讲叙我大概的构想：“今我大宋有二十三路辖府、州、军、监二百八十七，县有一千一百三十五，我辈议立武学，若事事求全，务求武学如儒学一般分布到一千一百三十五县，则非国家之利，实国家之害。况且本朝崇文抑武，风气日滋，倘若以武学与儒学等齐，必受朝野非议，事反而不可行。所以我想若立武学，则除东京、西京之外，仅及二十三路，以免扰动国家。于东京、西京分别置东京讲武学院、西京精忠学院，其下则二十三路各设一武学，为明上下之别，各路武学仅以‘学校’名之，而二十三路武学学校之名，我欲奏请皇上以大宋建国以来功勋卓著的大臣名讳或封号赐名之……”
我看了看李一侠和司马梦求，二人眼中皆有赞同之意，秦少游和吴安国则有倾慕之色了。
“……凡两京学院，武生当在一千人以下，而各路武学，更当在三百人以内……”
“石相，这生员只怕太少……”秦少游一听到这学生招得太少，心里便急了，连忙置疑。便是吴安国，也有附和之意。
我笑道：“少游，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各处武学倘人数过多，以今日本朝重文轻武之习气，则难免于鱼龙混杂，且易遭非议。总之本朝之例，则武臣不能胜过文臣，这各路三百人，只怕还有人不答应呢。”
“不错，石相所虑极是，学生更以为，本朝兵员五十余万，实则有不少空饷及老弱残兵，这两京加各路武学则可有生员近九千名，执政断难答应。这中间还须得稍作更张才是……”说话的却是司马梦求。
我看到他比我还谨慎，倒是吃了一惊，只听他继续说道：“学生以为，莫若两京武学学员，由各路武学生员科考而来，则庶可免执政之非难。倘若执政还是反对，更可以将两京学院生员数减至六百，各路生员数减至二百。”
眼睛溜溜转悠一会儿，李一侠补充道：“纯父所言极是，须知太学定额亦不过九百，倘若武在文上，必招致清议，可依王相之三舍法，各路学校三年卒业，方可以考两京之学院，两京学院亦须三年卒业，方可以由朝廷授以武职。”
这下吴安国就急了：“如此，则朝廷武举又当如何？”他对武举显然有浓厚的兴趣。
“既然要办，就办得漂亮一点……”我沉吟道，“我当向皇上进言，废除武举。”
四人吃惊的望着我，以为我疯掉了。
“只需能说服皇上废除武举，则生员之数，执政无法非议。文臣反不反对，尚还难料，但是武臣断不会反对……”
这一下既便是司马梦求和李一侠都认为我有点神经不正常，我要废除武举，武臣反而不会反对，反对的反而可能会是文臣？
我笑道：“武臣武臣，当今朝廷能有几个武臣？不知事理的要明哲保身，有见识的不会反对，守着私利的也明白，我这个法子，其实较之武举，更合他们心意……我怕就怕有人拿祖宗之法来压我。”
见他们不解，我细细说道：“……方才无过兄与纯父所议，点醒了我，各路学校，为别于王相之三舍法，不如分别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通俗易懂，三年级之后，方可卒业。能通过科考者，可进两京学院，若不能通过科考，只要能卒业，就可由朝廷授武职，为厢军校尉。若能进两京学院卒业，则可以由朝廷授武职，以充禁军校尉。又，凡欲入各路学校，皆须通过考试，每年一次，由枢密院主持。”
“今三年之内，两京学院无法从各路学校取人，则自此三年之内，两京学院之生员由武举及军中比试、推荐录用，如是，则可以给世人一个印象，凡进两京学院者，皆是能带兵能打仗的健儿……”
“若依子明公的说法，则此辈卒业后，难居卑位。”李一侠有点担心。“而若其卒业后，品秩相差太远，必起纷争，此非良策。”
“李兄所虑不错，学生以为，军中所取之人，品秩不宜太高。”司马梦求对此深表赞同。
吴安国却有另外的担心，“今日大宋之弊，在于将骄卒怠，虽然皇上主持御试，奖励骁勇，然百年之弊，非一朝可除。所办武学生员，若从军中招致，只恐流弊丛生，若不从军中招致，又恐难免于物议。学生以为，大人与其请皇上废除武举，不如请皇上于禁军之外，效法汉武帝，组建羽林八军，平时捍卫帝京，战时可为精锐。而这羽林八军之将官校尉，全由武学卒业者中选拔充任。”
“镇卿说的虽然不错，但嫌操之过急。”我心里不是不同意他的想法，但是这时候时机还不成熟，组建一只新军，不是说做就能做的。
这样，几人议论条除，反复推敲，终于把武学的条陈拟好，最后由秦少游执笔，写了一份札子。第二天我就赶去面圣了。
我看着皇帝细细的读着那份《置武学札子》，心里暗暗思虑札子中的条陈是不是恰当，这份札子的所列的内容，可能远远超出皇帝的预期了。
我在札子中提出由两京讲武学院、精忠学院为金字塔塔尖，二十三路讲武学校为基层的武学模式，两京讲武、精忠学院各六百生员定额计一千二百人，二十三路讲武学校各二百人计四千六百人，总计五千八百人的军事学校规模，应当说并不过份。而卒业优秀率我规定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三年之后，每年可以有四百八十名优秀军官从两京讲武、精忠学院毕业充入军队，以一只十万人的军队而论，每二百人就可以得到一个优秀军官，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种优秀的科班军官会越来越多，加上普通卒业生，以及普通战士军功的升迁，完全可以保证军官供给。而凡是未能通过的优秀考试的，在平时则到一只特殊的部队“校尉军”服役，他们享受相应的军官待遇，但是那只部队全部由军官组成，随时可以充入部队。因为人数并不算多，国家财政也负担得起。
而二十三路讲武学校中，能够升入两京讲武、精忠学院的，每年不到百分之二十七。其余的卒业生全部调到“校尉军”服役，但依然享受相应的军官待遇，随时都有铨补地方武职的可能。
而同时我强烈要求废除武举，因为百分之四十的优秀率这一条足以取得武举的效果，这样子也可以断绝武人除军功、武学以外的仕进之路，让他们不得不进入讲武学校谋求出路。同时两京与各路武学，均由枢密院负责，最初几年由两京讲武、精忠学院通过优秀考试的学员，可以暂时到各路讲武学校任教导官。
至于武学所应教授的内容，却基本上由司马纯父、吴安国、吴从龙拟定的。无非是兵法军阵、军纪操守、操典演练之类，不过考核方法比较惨酷罢了。我本来就对打架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倘是火枪队，我还可以从电视上给一点意见，但是这个古代这么古老的打仗方法，我是一窍不通的。我根本不知安个营也可以有无数的讲究，连个厕所的位置都要规定。我很聪明的闭上嘴，特别是当他们说要把散手当成训练科目的时候……虽然无知，但是我还是知道散手练起来不是玩的。我能提的建议，就是举行一些实兵演习、负重操练之类。为了避免暴露我的无知，我每提一个建议都要小心翼翼。
我当时心里暗暗发誓，等到有了火枪，我一定要大露一把，让你们明白我石越也是个“军事天才”！
而此下最要紧的是皇帝的态度，因为札子我要求写得详细一点，几乎把秦观手都给写断了，看的人虽然不可能有写的人那么累，但也够皇帝看的了。更何况我提到废武举、创立“校尉军”这样的大举措，他还得想一想呢。
终于等到年轻的皇帝看完了奏扎，我见他轻轻的把奏扎合上，苍白的脸上泛上一丝红晕，低着头似乎又想了些什么，才开口问道：“子明，想不到你精通兵法，大宋开国以来，未曾有如此详细的奏扎，且文笔秀气中有着刚强，刚烈中还有妩媚……莫非有闺中人相助？”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奏扎中不仅仅是条例析论，更有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我知道秦少游同学的文笔好，没想到连一篇讲武学的奏札中，都能让皇帝看出“妩媚”来，真是不可救药的才子。
我赶回道：“皇上，臣不敢相瞒，这兵法操典之例，是臣新近收的幕僚司马梦求、吴从龙的建议，这奏折，则是出自高邮才子秦观之手。微臣是文人，并不懂兵法。”我故意滤掉李一侠和吴安国，李一侠是个宰相长史的料，暂时我离不开他；吴安国性子拗，现在推出来，肯定有麻烦。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不经过枢密院是不可能的了。
皇帝见我红脸，不禁好笑，说道：“所谓物以类聚，原来子明身边还有这等奇材异士。”
“这几人都是年轻的士子，也颇有报效陛下之志，只是这些人不喜欢科考，臣便有怜才之意，正好收入府中，原就想有机会再推荐给陛下。”
“既如此，明日你把这三人带来，废武举和置校尉军，皆是大事，正好和枢密院计议。”
我知道皇帝要试试他们的才华了，连忙答应着，又替他们谢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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