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敦在宁波还结识了普陀山寺庙的一位老和尚，他们成了朋友，经常一起喝茶论道。福敦的茶文化终于有了质的进步，他弄清楚了英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红茶是由红茶树上的叶子制成的，绿叶是由绿茶树上的叶子制成的
他终于明白，红茶和绿茶都是一棵树上结的叶子。老和尚还教会了他茶道——井水与河水泡茶的区别。
1851年，他终于亲自用种子培育出了茶苗，这让他欣喜若狂。于是，通过比尔租地，他培育了近两万株茶苗，用船分三次载到加尔各答。
为什么运到加尔各答？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认为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更接近中国气候。
但是，这两万株茶苗种下去，最终成活的只有八十株。
中国神树，只有中国人才能种活。
不久，他又招聘到8名中国人，这些人不仅会种茶，还会制茶。这些中国人非常高兴，因为足够多的收入，让他们远涉重洋来到异国。
他们倾尽自己的才智，精心养护茶苗，让他们茁壮成长，他们不断总结经验，让这些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神树’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将第一批茶树长大后结下的果实作为种子，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广泛栽种，他们在茶树产茶之后，耐心细致地教会当地人制茶。
总之，他们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富有国际主义精神，把中国茶树成功地引种到印度的土地上，并成功地教会当地人制出上等的红茶和绿茶。
星火可以燎原。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司，曾经以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大赚白银，现在，他们手中又握有了更加重要的杀器——茶叶。
英国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正在打破 中国的茶叶垄断。除了福敦之外，那八名中国人“功不可灭”。当然，他们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是中国的罪人。
汉口茶叶的出口量，由于他们的“贡献”，从过去占整个中国销量的百分之八十，渐渐下降，到1890年，就只占百分之十。
英国政府对这种不太光彩的事尽量低调，福敦这位有功于英国的“植物学家“，并没有被授予国家勋章之类，甚至可以说，他遭到封杀，只是他不缺钱用。
1880年，福敦死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在喜玛拉雅山南麓，那无边无际的茶树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
从1851年开始，通过反复的试种，1856年才算落地生根，经过短短二十几年，英国人就可以从印度运回他们需要的茶叶了。
这是一件巨大的商业盗窃案。英国人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愧疚，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伟大的胜利。
被福敦和八个中国人葬送的中国茶业，从1880年开始发酵，不过，这时的中国人尚不太知情。
等到大家都知道了，东印度公司已茁壮成长。他们不仅可以供应英国的茶叶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二，而且他们还计划，制造出包装更加精美的绿茶向中国倾销。
1881年，汉口的英国茶商并没有减少，反而开设了更多的茶行，这些茶行出售纸装的，罐装的，包装非常精美的绿茶，花茶。这些由东印度公司生产的绿茶，让所有的华商惊讶得合不上嘴。
我说：“我的故事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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