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是一位台湾新闻工作者，台湾女小说家。本名李瑞月，台湾省云林县人，1945出生，1964年3月开始专业写作，6月成为《皇冠出版社》基本作家，1978年进入新闻界服务。曾任台湾《自由时报》记者，台湾《云林评论》发行人兼总编，台湾《联合报》主编，台湾《中国时报》主笔。2005年2月自《中国时报》退休。
季季出版小说代表作《属于十七岁的》、《异乡之死》、《拾玉镯》、《谁是最后的玫瑰》、《我的故事》、《涩果》、散文集《夜歌》、《摄氏20—25度》。与张子静合作传纪文学作品《我的姐姐张爱玲》。
季季与张爱玲一生的友谊是不是就是从“垃圾桶事件”开始，我无法查证。但自从发生了戴文采的“垃圾桶事件”以后，季季与张爱玲她们俩就开始有了书信往来。
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精读关于张爱玲的众说纷纭，对于这件垃圾之事，我对戴文采并没有什么看法，倒是觉得季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而张爱玲又近乎不近人情。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张迷”，其实不也都是在翻检张爱玲的垃圾吗？不仅如此，还在窥探张爱玲的私密。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有何高低而言？而且戴文采只是五十步，而我们的“张迷们”、“张学”研究者们倒是百步。张迷们和张学研究者们不停地“出土”她的旧作，挖掘她的家史，直捅她的心灵，特别是我们张迷对张爱玲的一切都感兴趣，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在翻垃圾。
张爱玲曾经对人们不停地挖掘她的作品这样写道：“本人还是好好过日子，只是写得较少，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既然悻悻地责备我不应该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权利。”
后来我开始研究张爱玲了，精读了张爱玲这个人，再回过头来再来看戴文采的这篇原文，却是不由得愤怒了。有这么一个人跟踪自己，住在自己的隔壁，窥探自己的隐私，这是让谁也受不了的事情，必须搬家，必须尽快躲开这些瘟神。
我们看待“名人”，往往看重了“名”，而忘记了她们也是“人”，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倘若你旁边有个邻居，没事就到你家的垃圾桶里翻一翻，无论你扔掉的垃圾是多么私隐不欲为人知的东西，她也要拿出来赏玩一番，并且公之于众，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会不会要迅速逃离？你会不会也会有多远就逃多远呢？
我理解了张爱玲，也理解了季季，更理解了为什么后来张爱玲会对季季那般感激，铭记不忘。
张爱玲是从庄信正教授那里得知季季对这个垃圾事件的整个处理经过的。1988年12月，张爱玲在圣诞节前寄给了一张卡片给季季，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感谢所有的一切。”
1990年，《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季季写信邀请张爱玲担任“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的决审委员会委员。张爱玲回信拒绝了这一邀请的同时，心照不宣地写道：“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神交的情谊，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翼鉴谅。”
这一句“肝胆相照”用得多么严重，令季季不禁感慨。季季这样回忆：“许多人批评张爱玲冷漠。冷漠无涉道德。但从张爱玲的这句话里，我感受是：张爱玲并非冷漠，而是对某些人，某些事不削相与！”
张爱玲尽管冷傲清绝，却知交满天下，且个个都是侠肝义胆之士，真也是令人羡慕死人。说张爱玲孤僻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一生识得几个这样肝胆相照、德才兼备的知交好友？
而张爱玲虽然拒绝了这年的“时报文学奖”评审的邀请，与《中国时报》的缘分却未完。1994年，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9月，获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她虽然未能亲自来台湾领奖，却写了一篇文章祝贺，那就是那篇著名的文章《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
她为“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写的这篇“得奖感言”，感言也写得极为平实，语调则是冷峻的。在文中，她追忆了半个世纪前关于《天才梦》一文的不甚公平的获奖经历以后，进而在文末写道：
“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自话自说，片面之间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时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个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现在此地的文艺将这样公开评审，我说了出来也让与赛者有个比较。”
这是张爱玲一段全世界都知道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啊！迟了就来不及了，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这时候得奖就是张爱玲刻骨铭心的感受：这时候得奖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这一次为了季季写贺文，也是张爱玲最后一次写“贺文”。
张爱玲为媒体撰写“贺文”，只有过三次：一次是1950年为庆贺《亦报》创刊一周年而写的“贺文”——《的好文章》，那是卖的龚之方的面子，龚之方是她的好朋友；第二次写“贺文”，是1984年为《皇冠》创刊30周年写得随笔——《信》，那自然是冲着平鑫涛的友谊；这是第三次，与其说是为了贺自己的“时报文学奖”，不如说是为了感谢季季。这也是张爱玲在有生之年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
到了1995年9月，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的消息传来，弟弟张子静悲哀万分。这一次季季亲自从台湾来到上海江苏路张子静的家中登门拜访，带了一套《张爱玲全集》和许多剪报送给张子静。张子静抚摸着，翻阅着，脸上是一种沉静的忧伤。尤其看到《对照记》，更是难掩哀痛之情。
从这以后张子静与季季两个人决定合作一部书，张子静此时已经写了一部约两万字的手稿，在两个人一问一答的整理中，渐渐补缀至三万五千字。张子静亲自写了代序《如果我不写出来》，文中说：
“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姊姊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姊姊写点东西。姊姊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的生活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有写的，在这方面，姊姊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以讹传讹，更为扑簌迷离，神秘莫测。
姊姊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姊姊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姊姊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难解之谜。”
这就是张子静与台湾作家季季合作写的18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姐姐张爱玲》。
季季后来在研究张爱玲的过程中，写过大量的研究性文章。考察了张爱玲经过了青春时代的飞扬恣肆，经过了20余年波荡辗转的哀乐年华心路历程。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位季季那严谨的研究学风，作为一个媒体传播人，她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在季季的很多研究文章里，我们了解到张爱玲的一些细节状况。大约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张爱玲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她的身体原本就不太好，与赖雅一起熬过的那些艰难岁月，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健康。1984年，她的皮肤有了毛病以后，为了避免蚤子的侵扰，她离开了公寓，不断地迁居。但是病痛如影随形，她身边又缺乏精细的照顾，以至于身体大受损坏，她甚至疑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我们在季季的文章里看过张爱玲因为自己的皮肤病而怀疑自己的病情不妙，张爱玲就挑了一件未出售的祖传古董，送给麦卡锡，以感激他当年在她移民美国之际对她的帮助。幸而在1988年，她的皮肤病被控制住了，她又从汽车旅馆搬回到公寓居住。但是此时她不免身心皆疲，对所居之处简而又简。
关于张爱玲的皮肤病是她的新朋友美籍华人，与张爱玲有着多年的通信关系的一位美国作家司马新，帮她找的名医治好的，她对司马新的帮助，铭感于心，强调说“不亏了你热心，我还住在旅馆流浪”。但感激是感激，她的地址还是不告诉几乎所有的朋友，也不接待朋友。这在她，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回事。
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回忆录里写道：张爱玲晚年常搬家,她认为自己家里有虱子,“虱子走进皮肤里”。于是,她去看皮肤科医生,可医生用放大镜来检查没有看到。张爱玲便认为,这是南美新来的虱子,小到连放大镜都看不到,所以要搬来搬去。有医学认为,她患了精神妄想症。除此以外,也没有和别的朋友交往,信件里没有提及。
在长长的幽居岁月里，张爱玲习惯了一个人独居的生活，习惯了一个人独享内心的完美。她不再面对外界，而外界关于她的喧哗却在持续高涨。崇拜、模仿她的年轻女作家先是出现在70、80年代的台湾，紧接着出现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张爱玲”三个字成了天才、神秘、高贵、爱情、传奇、与30年代“上海”的代名词。“张爱玲”她更是受到广泛的社会欢迎与崇拜，成了不在场的明星人物。没有人可以见到她。
但是，60多年前她与胡兰成的乱世恋情被拍成了电影。一曲《滚滚红尘》随着她的年轻时代的往事流传四方，令无数爱恋中的男女为之悄然动容，默默收起那些凡锁细碎的欲望而平静守候生命中唯此一次的爱情。她过去写的沉积在三四十年代各种刊物的小说、散文不断被人“发掘”出来，也令她苦恼不已。她对自己的一些旧作是不满意的，但是她无法阻挡人们再次将它们发表，公之于众。她惟一的办法就是逃避。除此之外，她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她不希望有人来扰乱她的宁静。季季是充分理解了张爱玲的一个敢讲真话的媒体人；季季是张爱玲的心灵神交人；季季还给了张爱玲一个宁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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