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雅去世以后，从此张爱玲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她将开始自己与自己对话的岁月。她的一生是一次旅行，一次朝着自己内心的完美的旅行。
1969年，夏志清教授再次将张爱玲推荐给柏克莱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持人陈世骧教授。陈世骧是当时中国研究的著名教授，与夏志清之兄夏济安教授为同事，陈世骧也深知张爱玲的惊人才华。
1964年那年在华盛顿开亚洲学会年会的时候，他们在“美/国/之/音”中文编辑高克毅那里见过一面，从而相识，他们还在一起吃过饭，夏志清兄弟均在。
陈世骧教授在钦佩张爱玲的才华之际，在自己主持下的中国研究职位正好有空缺，便邀请她担任高级研究员，由她来担任对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专门研究大陆政治术语。张爱玲曾经在共产党新政权下生活了3年时间，自然有研究的便利。这是张爱玲在美国的第三份工作。
在此期间，据作家苏伟贞研究发现，张爱玲在这期间还写过两篇未发表的论文《特殊时期的结束》和《知青下放》的情况。这两篇论文就写于70年代初期，也就是在这里任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时期。苏伟贞回忆说：“我们不但可视为延续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的论述依据，更可观察张爱玲政治思维及离开大陆的真正原因”。
陈世骧教授在自己家中宴请了张爱玲，作陪的有陈夫人及陈世骧在研究中心的几位华裔学生。张爱玲穿着一件薄料子的旗袍，深灰色，没有袖子，袖缘往里剪得很深，显得飘逸清瘦。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里，听陈世骧说话，自己的话却很少，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很小，而且她只和陈世骧说话，除了偶尔应和一下陈夫人的招呼外，其他人一概不理。这给人的感觉即有一份小女孩式的天真，又有一种冰冷远人的距离之感。
赖雅死后，张爱玲便把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离了起来，她在研究中心也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别人上班时，她在家休息，别人下班时，她开始上班，一直工作到半夜。这种作息时间使同事们无法认识张爱玲，有的工作了几年，也没有见过张爱玲一面，这次虽然是夏志清的再次鼎力相助，然而夏志清却不愿邀功。
夏志清在自己的回忆里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这项工作是一种纯学术研究性质，但未必能合张爱玲的性情。张爱玲虽然有着极好的英语表达能力，但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以她作家的天性，对于这样枯燥、刻板的研究工作也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因此她工作得既不愉快，成绩也不突出。加之她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都安排在晚上和夜里，别人下班她才像幽灵一般的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上班，以致研究中心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新来的张爱玲是何时来何时去。因此与同事们几乎毫无往来，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才华和能力。
张爱玲的助手陈少聪这样回忆说：“张先生自从来过陈世骧家两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她出来应酬过。陈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请，她都婉拒了。陈教授尽管热情好客，也不便勉强，只好偶尔以电话致候。”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终是不会做人的。不过也许不是不会，或许就是不愿意。还有张爱玲差不多就是一个“与月亮共进退”的人，白天极少出门，更不愿意见人。
Office（办公室）里一向分为两种人：一是做事的人，二是做人的人。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做人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屑的事；而对于做人的人来说，做事则同样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能的事。
可悲的是后者往往比前者事半功倍。做人的人只要搞定了“人”，才不管会不会做“事”，他们的“事”只是投机取巧、拍马逢迎、拉帮结伙、狐假虎威、巧取豪夺、勾心斗角、栽赃陷害……这些，是做事的人看不懂也学不会的。于是，他们只有逃离，回避，用消极的敬而远之，来自我保护。
然而有些人，是即使你疏远他也会被得罪的。比如上司。倘若他认为你应该去亲近他而你没有，那么他便会感到受伤，这心思与恋人有一点相似。
顶头上司陈世骧就是这样被得罪了。陈世骧是冲着张爱玲的名气而雇用她的，自然是为了奇货可居而炫以友朋，然而张爱玲却拒绝被人当作“奇货”展览，岂不叫主人家背兴？
这一年，张爱玲49岁，将近“知天命”之年。可是天不假年，人不逢时，却又奈何？
这一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及旧金山等地共计百万人参与反战游行，抗议尼克松政府侵越；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有巨大影响的事。
1969年7月20日，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那可是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了无数次、赞美了无数次的月亮啊，她曾对它寄予了多少梦想，如今终于要通过宇航员的眼睛与脚步帮她揭开那神秘的面纱了。
那天下午，张爱玲站在加州圣保罗大街一根电线杆下面，努力地仰头眯眼向上面的木牌张望。恰好陈世骧教授开车经过，问她在这里干什么，她说在找公共汽车站，想买电视机准备看晚上的登月转播。原来高度近视的她误把电线杆子当作公交车站车牌了……
加州大学的同事曾经形容，张爱玲是“办公室的灵魂”——一语双关，即是说她的深邃，也是说她的飘逸。她总是穿着旗袍，或灰色，或紫色，或淡青，或素花，丝质的料子，传统的滚边，沿途洒下淡淡的幽香；皮肤白得透明，化淡妆，至少会点涂一些口红，中度长短的鬈发，有时候是“五凤翻飞”；步态优雅轻盈，走路时总是若有所思，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校园散步，见到工人修理电线，能专注地仰视半天。
卸去了赖雅的包袱，后来台湾又掀起了“张爱玲热”。台湾《皇冠出版社》加印张爱玲著作使她有了固定的版税，张爱玲这段日子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对于自己的穿戴打扮也精心起来。而且她始终都喜欢穿旗袍，无论走到哪里，姓了谁的姓，入了哪一国籍，她总归是上海的女儿。
众多的回忆与采访的文字中，要属与张爱玲同为研究所“语言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中的另一个人陈少聪在《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描写的最为亲切真实：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陈世骧先生为她接风的晚宴上，陪客还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张爱玲的身上，那时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她所有著作我没有不读的。在她身边我变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尽管我的内心万般希翼着能与她接近，与她沟通，当时我却连话也不会说，也不敢说。”（陈少聪是陈世骧派给张爱玲的助手）
“那晚张爱玲很文雅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她不主动找人说话，好像总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说话时脸上带着浅浅礼貌性的微笑。她穿着一袭银灰色带暗花的丝质旗袍（后来她一直都穿颜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49岁，身材偏高，十分消瘦。中度长短的鬈发，看得出是理发师的成品。她脸上略施了些粉，淡红的唇膏微透着银光。她的近视眼度数不浅，以至看人时总是眯着眼睛，眼光里仿佛带着问号，有时让你不敢确定她是否在看你。”
“张先生总是过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还留在办公室。平日难得有机会与同事见到面，也没有人去注意她的来去，大家只是偶尔在幽暗的走廊一角惊鸿地瞥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索索、跌跌撞撞一阵脚步，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的粉香。”
“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其座椅上站起来，眯着眼看我，却好像看不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安静地听我语蔫不详嗫嗫喏喏说了一会，然后答非所问神思恍惚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懵懵懂懂惶惶惑惑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这是‘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释放出的恭敬、善意、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做好的资料卡片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子上，上面加上一小纸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外面‘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我便索性避开她一下，暂时到图书馆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隔着一层板壁，我听见她咳嗽，她跌跌冲冲的脚步声。我是张爱玲周边一名蹑手蹑脚的仰慕者。方圆十尺之空间内我们扮演了将近一年的哑剧。我是如此地渴望沟通与相知；而她，却始终坚守她那辉煌的孤绝与沉寂。”
然而张爱玲并非无情，亦非坚冰，对于别人发自真心的关怀与体贴，她是心中肚明而且感激的。有一次张爱玲患感冒，请假不能上班，陈少聪打了电话去问候，又特意到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送到她的公寓去。然而明知她不喜欢人家打扰，故而只是揿了一下门铃，就把药包留在门外就离开了。
隔了几日，张爱玲来上班，虽然并没有说什么。然而陈少聪却在自己的书桌上看到一张写着“谢谢”的小字条，压在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下面。
张爱玲似乎对香奈儿5号情有独钟，著名张学研究家水晶也曾在《夜访张爱玲》里写道：“她早已准备了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购买了8盎司重的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让我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东西送给她。”（这是大约是1971年6月的事情）
然而，张爱玲在任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期间的日子其实并不是很舒心。在工作方面，她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但对于擅长创作的张爱玲而言，不禁有些勉为其难。并且偏偏在1970年国内这方面没有提出很多的新术语，所以张爱玲提交的工作报告里所汇集的词汇很少，这不免让陈世骧感到极大的失望。再说，在生活方面，由于柏克莱的天气较冷，张爱玲也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适应。在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时地提到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等。
她在1970年6月10日给夏志清写了一封长信，从这封信里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工作举步维艰而且殊不得意。张爱玲这样写道：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写glossary（词语汇编），解释名词。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包括红卫兵在内。Ctr（研究中心）又还有别人专做名词，把旧的隔几个月又出个几页字典。所以结果写了篇讲“特殊时期”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这就是苏伟贞提到的那份论文《特殊时期》。
陈世骧对这份报告显然不满意，拿给研究中心其他三位学者读了，都说不懂。张爱玲只得通篇改写一遍，然而陈世骧仍然说看不懂。张爱玲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看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
陈世骧生气地说：“那是说我不懂罗？”命令张爱玲再度改写，去掉报告只要名词解释。并且生气地说去年要不是研究中心任务交代，早就不会再续聘她，要不随即解雇了她。
这是张爱玲的最后一份工作，一年以后，当陈世骧教授因病去世以后，张爱玲也无法再在加州大学的研究中心继续干下去了。
从这以后，她再也不肯委屈自己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好在此时，由于张爱玲的著作早已在宋淇、夏志清的帮助下再一次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她的版税使张爱玲有了较稳定的稿酬收入，不需要为了维持生活而去申请各种基金资助，张爱玲终于可以干着自己热爱的写作工作，终于使她有了资本回归自己酷爱的孤独与自由，回到昼伏夜作的生活习惯中去，守望着她爱了一辈子的月亮。
水晶先生形容：“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
一语成谶。1973年，这只蝉自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搬到了洛杉矶定居，深藏柳荫，从此靠着台湾《皇冠出版社》的版税开始了长达22年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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