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红军的领导者们围坐在一张陈旧的地图前,他们的目光凝重而深邃,正对当前的军事局势进行细致的分析。
一位总部高层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留在宁夏一带,然后缓缓摇头:“目前,我们不宜立即向宁夏进军。”他的话语带着坚定与决断。
“我们的根本方针,仍然是南征、东讨。”
“东讨的利益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还能为即将到来的新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努力扩大红军的规模,至少增加一万名战士。”
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每位将领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艰巨而重要。
一方面军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原地集结训练,提高战斗力。
同时,他们还要密切关注晋军的动向,以便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决定是向南还是向东进军。
东渡黄河天险,开赴山西前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部署在红军高层中已经形成了共识。
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红军高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初至陕北的实际需要。
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尽管红军已经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革命的新局面,但陕甘苏区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
这个地区的面积狭小,仅限于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边和靖边等几个小县。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几乎没有工业,这使得红军的给养供应变得极为困难。
此外,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使得红军难以迅速补充和壮大。
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就必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更为严峻的是,陕甘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
南面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延安、甘泉、鄯县和洛川一带驻军。
东南面的韩城、宜川则是十七路军主力部队。
西面环伺着的是宁夏军阀近10个师的虎狼之辈。
而国民党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沿着西兰路两侧蠢蠢欲动,随时准备进犯陕甘苏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红军高层决定采取积极的战略措施。
抓紧时间加强自身的战斗力训练,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以便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
同时也开始积极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义和镇等地,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身影频繁出现,如虎狼般四处游走,残暴无情。
红军若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封锁。
在瓦窑堡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为红军指明了方向。
决议中明确规定,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将渡河东征,深入山西作战。
目标是击破晋军主力,并在晋西五县以西地区建立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
同时,决议也提出了后续的策略,即根据实际情况和红军的力量,相机由山西向绥远发展。
红军总部根据决议向前方红军将领发布了命令。
军事上,要求前方部队在四十天内完成东征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命令他们向南夺取宜川、甘泉两城,完成赤化任务。
北路军则需立即出击,打击北面的进犯之敌,以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为东征建立稳固的后方。
在组织上,红军总部要求各方极大努力扩红,南线部队应完成扩红5000人的任务,并开始组建骑兵旅。
干部方面,后方需准备200人随军出发,前方则准备100人。
此外,还需准备300个排长,以备三个月后的使用。
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学员需全部出校,同时第二批学员入校。
尽管决议通过了军事战略的基本策略,但东征的具体策略、行动方针、组织安排和具体部署仍需进一步细化。
总部指示下达后,前方将领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认为,东渡黄河并创建吕梁山根据地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有两点顾虑:
首先,他们担心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仍然较弱,人数也较少,如果渡河时受挫,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次,他们担心在东渡黄河后,随着国军援兵的增加,红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了确保根据地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必须慎重考虑每一次的军事行动。
1936年初,红军总部接连在1月10日和17日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核心议题便是东征战役。
会议中,领导者们深入探讨了行动方针、策略原则、组织安排以及开辟新根据地的具体工作。
明确提出了“稳扎稳打”的东征策略,旨在背靠苏区,稳固根据地,争取在黄河渡口的自由行动权。
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总部高层向前线将领发出了回复,强调只有以晋军为对手,采取稳健的作战策略,才能确保胜利。
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要求,即在黄河沿线发展,迅速挺进敌后,进行野战急进,确保在撤退时能够安全渡过黄河,无隔断危险。
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东征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组成,以“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番号,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每个军团都下辖三个师。
为了保证陕甘根据地的安全,红军留下了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
为了确保东征战役的彻底胜利和新根据地的开辟,红军总部和出征部队的指挥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红军成功阻止了从路川、鄘县进犯的东北军,打退了北线的敌人进犯,并包围了横山,进一步巩固了陕北苏区,为东征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
此外,通过扩红计划的实施,至1936年1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总人数增加到了2万人,调集的300多名干部也如数到齐,随时准备随军东征。
机炮团原本1500余人,加上过草地收容没有回归其原部队的人员,一共两千出头,拥有30门完好的火炮。
总部高层领导找到漆雕六日谈话,说明现阶段主力部队严重缺乏火炮,整支部队就剩下机炮团30门75山炮。
眼下将兵分几路出击,希望机炮团的火炮也拆分为四部分跟随主力部队出动。
因为这些火炮基本都是机炮团自己抢夺或修理的,所以总部也没有直接命令拆分,而是以谈话的方式商量探讨。
漆雕六日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提走24门火炮及相应的炮弹和马匹,机炮团留6门火炮就可以了,只提了一个自主出击作战抢夺火炮补充缺额的要求。
总部高层满脸笑容,连连称赞漆雕六日觉悟高有格局,原本以为能从机炮团挖走18门火炮就不错了,漆雕六日自己表明愿意让出24门火炮,真是意外之喜。
这年头部队对于火炮那是命根子一般守护,别人想调走一门都要大费口舌,这轻易搞定了主要任务,至于自主出击作战,让出24门火炮的机炮团自主活动完全不会影响大局。
漆雕六日对能拿到自主灵活作战的权限也很开心,75火炮对于漆雕六日来说要多少有多少,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拿出来罢了。
在1936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的20多天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还在永坪镇、延长之间的地区进行了进行了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为即将到来的东征战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保障东征的最终胜利,必须首先赢得渡河战役的胜利。
这一战役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征行动的顺利推进。
因此,抗日先锋军司令部对渡河战役的准备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红军的指挥员们亲自深入黄河的渡河地点,进行详尽的地形勘察,并组织了周密的战情侦察工作。
在此之前,第一军团已经对黄河西岸的各地进行了广泛的侦察,最初曾设想通过冰面进行渡河。
然由于今年春天的气温回升较早,黄河的冰层提前融化,只能采用船只进行渡河。
为了确保渡河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队借鉴了长征中渡河的经验,并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和安排。
先头部队动员了当地的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地赶造了近百只大木船。
同时为每艘船配备了三至四名船工,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以确保渡河的畅通和安全。
在紧张地赶造渡船的同时,还严密组织了对敌方的侦察工作。
通过深入侦察,对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以及纵深配备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为渡河战役的顺利进行以及渡河后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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