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下午三时，随着蒸汽机车发出一阵剧烈的“喘息声”，从建业始发的一列火车缓缓地驶入广陵（今澳洲汤斯维尔市）站，停靠在最右侧的1号站台。
作为连接沿海铁路和东北铁路（甘广线）的重要交通枢纽，广陵属于铁路大站，火车将在此停靠三十分钟，以便需要前往东北地区的乘客在此办理转乘手续，同时挂载的多节货车厢也要重新编组。
广陵是齐国的制糖中心，城中有大小制糖厂多达三百六十多家，成品糖产量超过六万吨，占据全国总产量的25%。若是再加上广陵府辖下的几个县制糖产量，占比份额可能会达到30%以上。
要知道，这个时期，包括秦国、印度、巴西、加勒比以及欧洲等地区在内的所有的蔗糖生产量总和也不过二十多万吨。由此可见，广陵府被称之为“糖都”绝对名副其实，整个城市上空，仿佛都飘荡着一股浓郁的蔗糖甜美味道。
除了规模巨大的制糖产业外，依托内陆腹地包括中部矿区（铜矿、金矿、煤矿）和牧羊区、北部肉牛饲养区等，城里还建有大型肉类加工厂、罐头厂、大型炼铜厂，以及造船、钢铁、煤化工、五金制品等诸多工业企业，乃是东北数一数二的工业重镇。
根据去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陵城人口规模达三十五万六千余，在东北地区是仅次于威海（今澳洲凯恩斯市）的第二大城市。
此时，天空阴沉，宛如夜幕，外面下着大雨，而且雨势越来越大，火车站外被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雨雾之中。
站台内亮着煤气灯，借着路灯的微弱光芒，人影在雨幕中模糊地闪烁着。车站内的人潮涌动，下车的旅客拖着行李，背着包袱，匆忙地朝站外行去。
地面被雨水浸湿，一阵脚步声响起，时不时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
不久，一股巨大的人流涌入站台，旅客们快走几步，登上火车，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随后便急切地去找寻自己的座位。
几名身披雨衣、头戴蓑笠的机车工，冒着瓢泼大雨，沿着列车长长的车厢，用心地检查着车辆状况，为即将启程的火车，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蓦的，一阵尖利的警哨声响起，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卫军跑步进入站台，并很快列出一道严密的警戒线，一直排到刚刚被加挂在列车中部一节豪华包厢。暴雨如柱，间或传来阵阵闷雷声，不断响起的口令声，皮靴踏地声，以及一柄柄雪亮的刺刀，一股肃杀的气息顿时笼罩了整个车站。
大批铁路武装警察也赶了过来，挥舞着警棍，将众多准备探头看热闹的闲杂人等和正在登车的旅客驱赶开。
片刻，一行打着雨伞的人群缓步走来，数名贴身禁卫军官眼神犀利地不断扫向四周。
一名身着华贵、面容娴静的美丽妇人被簇拥在中间，随行的侍女小心地撑着一把大伞，紧紧地跟在身侧，唯恐贵人淋上了大雨。
“……是皇后殿下！”
正当潘广峰站在车厢边上，暗自揣测这名贵妇人的身份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低低地呼声。
“皇后殿下？”潘广峰闻言，有些诧异，不由凝神朝那个贵妇看了过去。
自己任职欧洲外交公使已愈十年，常年不在本土，那时，陛下还未被立皇太孙，所娶王妃自然是没见过，只是隐约听说好像是国内豪门显贵毕氏的女子，但并未过多留意关注。
却不想，在广陵车站竟然会遇到皇后亲临，而且还是与自己同乘一列火车。
瞧这模样，应该是代表皇室巡幸地方，抚慰民生，现在准备返回长安了。
既然撞见了，身为帝国臣子当需过去觐见，要不然可就失了礼仪。
“臣，潘广峰敬拜皇后殿下！”
在一名禁卫军昭信校尉（上校）确认了他的身份后，便走到皇后面前，微微躬了躬身子，低头觐见。
“潘卿是刚从欧洲返回本土？想必一路上是经历各种波涛险阻，甚为辛苦！”皇后毕氏在身旁的侍从女官提醒下，得知拜见之人乃是即将被任命的外交事务部尚书、阁部重臣，不敢怠慢，口呼免礼后，便关切地询问道。
“为陛下尽忠，为帝国利益奔波，臣不敢轻言辛苦二字。”潘广峰恭敬地回道：“倒是皇后殿下身份贵重，却顶风冒雨，不顾辛劳巡幸地方，让臣等好生敬佩。”
“我只是代表陛下、代表皇家来广陵、威海走一圈，探问经受洪灾磨难的百姓，抚慰民心，当不得潘卿所赞。”皇后毕氏面容肃然，轻轻叹了一口气，“东北地区，先是遭受台风袭击，其后又遭十余日暴雨侵袭，各条河水及支流尽皆泛滥，冲毁堤坝，淹没良田，毁坏房屋，受灾民众数以十万计。相较于那些深处灾害中的无数百姓，我淋点雨吹点风又算的了什么？”
“皇后心怀圣慈，臣为之敬服。”潘广峰心中一凛，眼角余光不由瞟了一眼站台外如注的雨势。
是了，这雨势如此之大，要是连番下个数日，势必会引发河水泛滥，继而造成巨大的洪水灾害。
众所周知，汉洲本土缺水，没有神州大陆那般有大江大河，除了汉江（今澳洲墨累河）径流量稍微大点外，其他大部分河流都比较短小，而且许多河流还是季节性河流，雨季时河水充沛，水波荡漾，滋养抚育沿岸的土地和万物，但到了旱季，整条河流便会消失不见，仅留一条干涸龟裂的河床。
即使汉江流经三千余公里，但河水的流量也不大，季节涨落起伏甚大。每逢雨季涨水时，从河口上溯三百多公里的河段可通千吨型制船只，而到了干季则变得河水极浅，河口沙洲浅滩会阻碍大小船只航行。
但是，汉洲本土一些地区也不是尽皆这般总是干旱。比如汉洲建业府所在的北部地区，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受到赤道低压带的控制，盛行上升气流，降水较多，不虞干旱。
另外，东北地区，以及大东山（今澳洲大分水岭）东侧，是东南信风的迎风坡，多地形雨，沿岸还有暖流（澳大利亚暖流）经过，增温增湿，使得这片狭长地区降水丰富，经过数十年的开发建设后，向来为汉洲膏腴之地，也是齐国城市和人口主要聚集地。
即使内陆地区炎热干旱，河流不多，径流量也不大，更是受季节影响，经常会消失不见。但在汉洲极为不正经的天气影响下，也会冷不丁地发生一些大的暴雨洪灾现象。
更糟糕的是，因为许多河流是季节性河流，河床低矮，一旦爆发洪灾，很容易冲垮堤坝，继而发生大规模的洪涝灾害，继而冲毁道路和田地，淹没附近的村镇农场，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多年来，政府在汉洲各地修建的大量水利设施，主要是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针对的也主要是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每年都会花费巨额资金修建和扩建大大小小的水库和堰塘，以便在雨季时节吸储大量的水源，待旱季时，则会使用蒸汽抽水机，或者水车，将储存的水导入干旱的农田和牧场，保障农牧业的健康发展。
但对于防洪防涝，说实话，汉洲各地为此做得工作还是比较少。总不至于为了数十年才会遇到的大洪水而浪费人力物力，修筑黄河、长江那般规模巨大的防洪堤坝？
这么多年来，齐国政府也就是在汉洲本土的几条主要大河，以及重要城市附近修建了少许的防洪墙、防洪堰、挡潮闸及排水泵站等防洪设施。至于那些中小河流，基本上都没怎么管，因为在正常年份里，雨季还未结束，河道里的水位便因为水源被大量引入周边的水库和堰塘，已降低至最低点。
所以，当东北地区发生多日暴雨天气后，便导致广陵河（今澳洲罗斯河）、小苍河（今澳洲布莱克河）、三湾河（今澳洲赫伯特河）、曲江（今澳洲巴伦河）等众多河流全面泛滥，形成汹涌的洪水。
此次洪水灾害波及威海、广陵、上谷（今澳洲鲍恩市）、云阳（今澳洲麦凯市）四个府十五县，淹没农田三十六万亩，冲毁房屋三千多栋，受灾百姓超过二十万。
内阁政府为此下拨特别救灾资金三百五十万元，副总理大臣亲赴灾区主持救灾工作，当地驻军和宪兵也受命参与抢险救灾，竭力避免洪灾造成大规模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皇室基金资助的同济会、救济社等福利机构也采购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和日用品，第一时间发往洪灾最为严重的府县。
为了彰显皇家恩典，以示亲民爱民，皇后更是乘坐火车，亲临东北灾区，实地慰问安抚受灾百姓。
尽管这场暴雨洪灾来的迅猛而突然，波及范围也比较大，受灾百姓人数更是超过二十万，但以齐国对地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度和迅速的响应速度，再加上充裕的财政救灾资金，使得灾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无数的救灾物资和生活用品通过铁路非常及时地运到了灾区，海军和陆军出动兵力总计五千余，配合地方政府数万名志愿人员，不仅及时转移大量受灾百姓，而且还封堵数十处被洪水冲垮的堤坝，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若是大陆秦国或者欧洲各国的政府和官员见了，定然会为齐国这般卓有成效的救灾行动挑起大拇指，暗赞一声好。
要知道，在秦国境内，若是发生各种灾情，需要地方先逐级上报皇帝，朝廷派人去勘灾，并且灾情还需够六分灾以上、最后皇帝批复才能进行后面的赈灾行动。
以神州大陆之幅员辽阔，这些流程跑一圈下来，大多灾民都早已陷入绝境，要么衣食无着饿死街头，要么背井离乡，逃往外地就食。
甚至，在一些灾情极为严重的地区，因为未得诏令，很多官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灾民活活饿死，也不敢私自赈济。
即使朝廷召命下来，允许赈济灾民，但囿于窘迫的财政，赈灾力度非常弱，下拨的钱粮也仅能让灾民吊着一口气，不至于饿殍遍地，继而引发饥民暴动之恶事。而灾后蠲免（豁免）钱粮税收也较少，最严重的十分灾(作物全部绝收)，也仅蠲免五成左右的赋税。
秦承明制，而明延历朝，规定勘灾分为十分，只有六分以上都没了，也就是绝收超过60%才算灾，六分以下不算灾，这个现象叫“勘不成灾”，均不予赈济，由地方自行筹钱粮赈灾。
这导致很多接近灾赈等级，但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还须严格缴税，更别提获得任何救济，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扩大了灾荒程度，彰显出传统农业社会灾赈制度的刻板及固有缺陷。
比如，“大秦乾元四十六年的北方大旱”，多大点事，不就是气候异常，干旱少雨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绝收。
若是秦国内阁和地方政府能响应及时，动员百姓积极抗旱保墒，尽量减少灾情，同时，再从湖广、江西等粮食主要产区及时调拨大批赈济粮，以稳定当地恐慌躁动的局势。
然后再宣布对灾情不同程度的府县蠲免（豁免）一定的钱粮税收，安抚住民心。如此这般，也不至于搞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灾荒不断扩大，使得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恶化得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大量灾民外逃，继而便宜了海外诸夏几个国家，使得他们借机大肆招揽难民运回各自地盘，充实本国人口。
反观齐国政府，但凡地方发生灾害，不论是地方总督，还是府县主官，在“情急之势”，可在无需事先奏报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自主采取赈济措施，事后“题报内阁”即可。
“务须一有水旱灾情，立即赈恤，然后民得实惠，毋庸等待奏报”。
不论是“六分灾”，还是“三分灾”，齐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皆予以赈济，并奏请上级后，予以大幅度的钱粮税收蠲免，甚至还会对灾情特备严重的地方施以额外钱粮补助，以度灾后难关。
至于对灾情勘定，那也是有的，不过此举是为了区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责任的界定，也就是说，灾情若是重大，地方政府摆不平了，就只能甩给中央政府一部分责任，请求拨付相应资金和救灾物资。
可以说，齐国的“荒政”集历代和各国之大成，并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齐国政府对灾害尤为高度重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除了汉洲本土蛋疼的环境使得灾害频繁，还有就是长期人口资源的不丰，导致政府对人口和民生比较重视--把能否妥善救灾安置灾民看做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治国安邦大计。
“一有灾伤，蠲免之诏屡颁，赈济之法频施”。与此相适应，齐国还涌现出大量卷轶浩繁、论述系统全面、又重在指导具体办理方法的赈灾救济专书，并形成地方官必须以“荒政”为己任的社会氛围，从而大大促进了“荒政”的发展。
历数十年，齐国的各项救灾措施已完全制度化，并不断加以改进。用以备荒救灾的仓储制度也充分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办理赈务上也是组织周密，有条不紊，效率较高，反映了齐国救灾能力已达到这个时期的最高水平。
我大齐煌煌帝国，岂能因国内患灾而不恤民情，以致百姓流离，甚至生出暴乱之事，让外人徒增笑尔？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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